浏览完整试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从对“羊大则肥美”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段玉裁不仅赞同许慎“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的味觉说，同时也赞同徐铉的视觉说。 B. 宋代的徐铉在整理《说文解字》时，从人们对羊的视觉感受出发，指出“羊大则美，故从大”，这是对许慎关于“美”的解释的补充。 C.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美”字真实含义的解释与王筠、段玉裁的解释都试图从人们对羊的味觉感受上谈“美”的字源意义。 D. 在传统文献里，羊常被描述为具有各种美德的义畜。郑玄视羊为美畜，董仲舒将集美德于一身的羊归结为仁人君子学习的榜样。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在人们对羊的精神感受和对羊秉性的人格化的意象概括中， “羊”与“美”产生了联系，从而最终形成了“羊大为美”的观念。 B. “羊”的美德就具有了人格的意义之后，“美”的意义也随之得到扩展和引申，从而具有了“素质优良、价格贵重、完美淳良”等含义。 C. 作为人们祭天祭祖的牺牲，羊还具有“温顺、宽厚仁义、知礼有仪”等许多令人们仰慕的美德，这些品性成了人格化的道德准则。 D. “羊”被视为“善”的化身，是因为它是人类优秀的生物伙伴和食物来源，也是因为人们认同其品格并将之融入人的价值观中。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人们对“美”与“善”价值观的形成，不仅来自于人们对羊的味觉感受和视觉感受。而且还来自于人们对羊内在特质的认识的精神感受。 B. 依据诸多文献中的记载，“羊大为美”的观念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而人们把“羊”的“道德”视为道德准则和榜样的时间比这还要早。 C.汉代董仲舒认为羊知仁、知义、知礼，唐代孔颖达也认为羊在死的时候有义，活着的时候讲礼，这些都衍化成了人们的人格的道德标准。 D.《诗经•召南•羔羊》序、孔颖达的疏对“德如羔羊”的解释以及《后汉书》中“羔羊之义”的记载，说的都是人格化了的羊的优秀的道德品质。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12分） 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充满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其一，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1972年，遭受迫害的陈翰伯从干校调回北京。1975年，着手制订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那时，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可以实现，因为有人民。陈原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1975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13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13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其二，创办《读书》杂志。《读书》创刊号发表了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在叫好声中，也引起了数不清的质疑。1981年4月，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读书》就是这样，触摸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在社会大势中保持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成为一面旗帜。（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陈翰伯（1914-1988），中共党员，新闻家、编辑出版家、国际问题评论家。解放后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被划为“右派”，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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