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2021年高考语文二轮冲刺高频题型强化训练：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之文章脉络与论证特

备战2021年高考二轮冲刺高频、高危题型强化训练卷
第12题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之文章脉络与论证特征类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李陀、吴亮、张柠、李云雷、於可训等评论家好像都商量好了一样，近来纷纷发表了他们的小说新作。
“作为一个当代人，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严密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对个人专业领域之外的事物了解太少，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社会运转体系的了解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想象力的飞扬，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大师。”在评论家李云雷看来，评论家跨界写作小说，尽管仍局限于文学内部，尽管大家不敢奢望成为鲁迅、托尔斯泰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但这是一个可贵的尝试。
事实上，这群人写小说有改变现有文学生态的雄心，他们认为大部分作家都盯着日常琐事，写家长里短，于是想另外做出一个“样本”。
力图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非张柠一个人的选择，评论家李陀写《无名指》要处处和现代主义的写作习惯反着来。因为他想“回到十九世纪”，像托尔斯泰那样把现实生活写得活灵活现，让日常生活充满可见、可闻、可以抚摸的质感，且恢复小说“写人物”的传统。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房伟和出版社签订了一个长篇历史小说合同。房伟写历史小说，同样有自己的明确诉求，他说正因为很多作家放弃了历史题材的雄心，所以大部分阵地都已让位于网络作家，他想改变这个现状。
此外，这些年，作家圈受新历史书写影响很深，很多作品大都靠想象力，有的甚至是胡编乱造，远离了历史本身。房伟说：“我看中国历史小说越看越不满意，而我自己因为研究工作，有机会接触大量史料，所以我动手一试。”
(摘编自《众多批评家写起了小说，是传统的回归，还是图一时热闹？》)
材料二:
人们把批评家写小说称为“跨界”奇观，这其实包含着某种担忧——擅长“纸上谈兵”的批评家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其实，这种“跨界”的接受差异中隐含着一种“实践”高于“理论”的逻辑认知。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对批评家写小说的关注，除了包含着对批评家能不能写小说、能不能写出好小说的质疑，也隐含着读者对当代文学的不满足，他们实际上是期待批评家能够写出好小说的。随着新媒体和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读者的审美水平和审美期待越来越高，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评论家李云雷说:“评论家写小说，可以让评论界与创作界更好地相互理解，更好地形成良性循环，甚至有可能催生出一种独特的文体——‘批评家小说’。”他在无意中回应了读者对批评家写小说的这种期待。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文学包括生产、传播和消费三个环节。批评家写小说在文学生产上具有显著优势。批评家有开阔的文学史视野和高深的理论修养，这些为他们文学创作的高度自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作家路遥在准备写《平凡的世界》时，曾列了古今中外近百部长篇小说的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其实他就是想获得或强化这种文学史视野。对批评家来说，这种视野在写作之前基本上已经获得了。当然，有些人担心批评家写小说可能会存在“掉书袋”和炫技现象。虽然钱钟书的《围城》也被有些人认为存在一定程度的“掉书袋”现象，但是这并未影响普通读者的阅读与喜爱。张柠的《三城记》也涉及了很多文学理论，但都像盐入水中一样，化入了文学形象当中，不仅没有给普通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反而增加了小说韵味。可见，批评家深厚的理论素养有利于批评家在写小说的时候自觉选择合适的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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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看，也要坦率地承认批评家写小说在传播环节的优势。因为批评家自身对文学的鉴赏能力是得到认可的，而且他们在文学界有一定的资源，所以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不过，批评家写小说在消费环节不会有任何先天优势。出版家韩敬群说得好:“批评家写小说没有豁免权，读者不会对他们高看一眼或者低看一眼，无论怎样，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从根本上来说，批评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他是普通读者的代表，一旦他脱离了这种合法性，他的批评也将失去有效性。批评家的身份主要是在一个相对专业的文学圈子里为人所知，相关的文学从业者对批评家身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庞大的普通读者群体很少知道他们，且没有必要知道。批评家写出来的作品最终还是要脱离批评家的身份，以普通作品的朴素形式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中接受检验。
批评家的小说能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不是由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批评界应该以平常心给这些作品以平常待遇，既无须违心溢美，也不能视而不见。我们要相信,那些优秀作品必将会在时间的放大器中发酵出无尽的生命力，嵌入文学史的星空。
(摘编自朱永富《批评家写小说，还是要让作品说话》)
材料三:
批评家写小说经常写成丑闻，可还是忍不住。在这个问题上，我要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状态，不把话说死。应该说，纯粹的小说对每个批评家都构成一个诱惑。不要说批评家了，不都那样吗？很多相声观众，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也能上去说，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但问题是，都忍不住啊。批评家写小说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当然,永远有例外,也没一个规律说批评家一定写不好小说。
(摘编自《李敬泽:“看来看去”,又与谁秘密交流》)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评论家跨界写小说，是因为不满于现有文学生态，力图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或写真正的历史小说。
B．李云雷认为，评论家写小说有很多困难，除了对非专业领域知之较少外，还受文学本身的局限，但仍值得尝试。
C．“实践”高于“理论”的逻辑认识使得人们对擅长“纸上谈兵”的批评家跨界写小说存在着某种担忧。
D．随着新媒体和艺术形式等的发展，读者的审美水平和审美期待越来越高，这是小说难写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中房伟有机会接触大量史料，照应了材料二中评论家写小说在生产环节有优势的论点。
B．批评家拥有开阔的文学史视野和高深的理论修养，使得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C．批评家写小说在消费环节没有先天优势，因为此时他已不再是普通读者的代表，而是一位作家。
D．在文学的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这三个环节中，批评家写小说的优势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当代文学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使得读者在对批评家创作小说质疑的同时也充满期待。
B．有些批评家写小说爱炫技，但如果对文学理论处理得好，并不影响普通读者对其作品的喜爱。
C．文学评论一般是专业人士看的，没有必要像普通作品一样接受普通读者的检验。
D．李敬泽认为评论家写小说就像观众上台说相声一样，很件冒险的事，不认可这种行为。
4．材料二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
5．你是否看好批评家写小说？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10题。
材料一:
1924年，蔡元培先生在法国邀请巴黎大学的教授欧乐吃中餐。欧乐看到桌子上摆放着中国的餐具，就对蔡元培说:“你们中国人用筷子而不用刀叉，不大方便吧?”蔡先生则笑着回答:“其实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也是用刀叉的。但后来觉得刀啊叉啊的都可以当作杀人的武器，吃饭用不够文雅。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嘛，所以从商朝开始，就用箸，也就是筷子夹菜了。”蔡元培将小小的一双筷子与和平事业挂钩，这样的论断很独到。
筷子原先叫作“箸”:上面是竹字头，因为筷子大多是用竹子、木头做的；下面的者字，表读音。直到今天，日语中的筷子仍然写作“箸”，可在汉语中“箸”却变成了“筷”。这是为什么呢?据说这跟古代江南水乡的民俗有关。“箸”和单人旁的“住”同音，而单人旁的“住”有停止的意思。水乡的渔民最怕的就是船停滞不前，听到“住”字就紧张，连夹菜的“箸”也一并讨厌起来。再说了，“箸”与“蛀虫”的“蛀”也是同音,船要是被虫蛀，就会漏水，十分危险。为了图个吉利，干脆将“箸”改称“筷子”，“筷”与“快速”的“快”同音，渔民们都希望船能跑得快些。
(摘编自李晓愚《从“箸”到“筷”》)
材料二:
汉族用筷禁忌很多,大致说来与死亡相关的有两个。一为三长两短，指的是在多人共同用餐时，使用了长短不齐的筷子。这种做法代表死亡，是不吉利的。因为过去中国人死后装进棺材，棺材由前后两块短木板和两旁加底部三块长木板组成，正好是三长两短。二为当众上香，指的是盛饭时为了方便省事，把一副筷子插在饭中，这被视同给死人上香。中国自古有以食品祭祖的风俗，祭祖时，考虑到死人灵魂出壳，用筷不便，所以在祭品的碗盆上面竖插筷子。
一个民族往往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和智慧。在中国的原始宗教中，中国人关于死亡的思考总是与自然或自然现象相联系。虽然生和死都是自然现象，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但由于死亡的神秘性、不可逆性、不可知性及宗教理论对死后世界的恐怖渲染，使人们总是对死亡充满了一种本能的恐惧，以致在生活中忌讳让人联想到死及与死亡相关联的事物，于是在中国产生了用筷时这两大禁忌。
而日本人深受无常观的影响，崇尚瞬间美和消亡美。樱花和武士道就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两大象征。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在逃避着死亡，而武士道却要直面死亡，思考怎样去死，去实现死亡瞬间散发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意义上的死亡，被日本人赞誉为落花之美。樱花是日本的国花，隐于叶下，凋零有期，遇有风吹瞬间飘落，这展示了一种生命的价值。如此从美学意义上理解死亡的日本人视筷子为生命之杖。在日本新生婴儿出生后百天时，要举行一项仪式，摆上可爱的小碗和一双用白木做的小筷子等，并向神灵供奉红豆饭及一条完整的鲤鱼，祝愿孩子健康成长，一生丰衣足食。而且还要到神社去参拜，这时神社会送给参拜者一双“初食筷”，寓含孩子一生会倍受神灵的保佑之意。而在日本人的葬礼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由死者的子女用绑着脱脂棉的筷子沾水，去擦死者的双唇,意思是让死者享用人间最后一滴水。可以说，筷子伴随了日本人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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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筷子虽小，却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通过民俗文化中用筷礼仪的对比分析，可以深入了解同为东亚文化圈中的中日文化的差异，特别是生死观的差异。
(摘编自王松华《从筷子使用礼仪看中日文化差异》)
材料三:
中国人使用的两根筷子，长度相同，上方下圆，一阴一阳，使用时一静一动，相互配合。筷子文化体现的是综合思维，兼顾天时、地利、人和，提倡中庸之道，重视人际关系，重视群体，德治和价值理性突出。
印度人、阿拉伯人都喜欢通过自身来亲证自然，这与中国有显著的区别。他们亲证自然与其饮食方式有关，他们吃饭用手抓，不管是什么样的饭，都要用一个大盘子各样都盛一点，然后用手指抓到嘴里吃。
西方人在16世纪以后吃东西多用刀叉，在这以前大概也是用手抓。几乎在用刀叉吃饭的同时，西方形成了工业革命的高潮。我们通过刀叉，可以非常形象地看到西方人思维方式形成的过程。拿过一块肉来用刀子把它切开,切割的过程就与思维方式有关系。从16世纪以后，西方人把古希腊哲学家的逻辑思维开掘出来，加以发展，形成了非常发达的分析思维。
可见，中国文化的筷子代表了一种综合思维方式，它所产生的是发达的人文精神；用手指代表的是印度文化和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文化，亲证自然，创造出来的是辩证思维，结果宗教精神特别发达；用刀叉吃饭的西方人，使用的是分析的逻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结果是分割自然,因此自然科学、科学精神特别发达。今天我们应该把三大文化融为一体，也用筷子，也用手指，也用刀叉，然后把它有机地统一起来。
(摘编自蔡德贵《筷子、手指和刀叉:三种饮食方式背后的文化》)
6．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汉字从“箸”到“筷”,古代江南水乡的民俗起了关键的作用,这直接反映了语言的变化具有自下而上的规律。
B．日本民族具有悲叹落花之美的文化传统,日本文化深受生命无常的影响,樱花成为日本的国花,根本原因也是如此。
C．材料二所说的汉族用筷禁忌与日本人对筷子的感情,体现了中日文化中生死观的差异,与材料一展现的中西文化差异类似。
D．材料三可以从宏观上解释材料一与材料二中的文化现象，也可以从理论高度解答欧乐教授对于中国人不使用刀叉的疑问。
7．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蔡元培解读筷子和刀叉的论断之所以很独到,是因为他从中解读出了中华文化爱好和平的内涵，同时暗示西方文化不文雅。
B．汉族中三长两短与当众上香的用筷禁忌,反映出来的是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具有迷信色彩，会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而消亡。
C．日语中的筷子仍然写作“箸”,反映了崇尚瞬间美和消亡美的日本文化较少关注口彩，而能直面死亡,渴望实现死亡的美学价值。
D．中国人祭祖时在祭品的碗盆上面竖插筷子，与日本人在葬礼中用筷子沾水擦拭死者双唇,同样体现了对死者的尊重和纪念。
8．下列说法中，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三观点的一项是
A．“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
B．“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的精神品质。”
C．“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
D．“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
9．材料二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
10．应该坚持我们的人文文化传统，还是应该积极拥抱其他文化?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1-15题。
材料一
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上一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尚书•尧典》曾这样记载观象授时，上古的人们便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从西汉到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南北朝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了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被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把它看成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
宋代和元代为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部，其中郭守敬等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和清代后，中国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是侧重几何学的。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天文学进行反思是痛苦的，但却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材料二
历法源于天文，古代天文与历法是一回事。夏、商、周三代处于观象授时时期，直到战国初公元前427年发明《殷历》“甲寅元”（四分历），中国才进入历法时代。
观察太阳的运行规律，古人形成了“日”与“年”的时间概念。太阳东升西落，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合为一日。中国古代最主要纪日的方法是干支法，即运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合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据可靠资料，公元前720年，春秋时期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至今近三千年，干支纪日从未间断过，成为世界上迄今所知最长的纪日文字记载。古人立竿测影，日影最长的一天定为冬至日，夜晚最长。日影最短的一天为夏至日，白昼最长，每年春夏秋冬循环一次。《尚书•尧典》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表明夏商时期古人已确定回归年长度为366日，即从冬至到下一个冬至的时间（称为一“岁”）。至迟到春秋时期，后人更加精确测定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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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采用过的纪年方法有王位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太岁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等。自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到民国（1911年），年号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一直并用，如1898年戊戌（干支纪年）变法，是光绪二十四年。
月相的变化使先民掌握了时间长度“月”。至迟到春秋时期观测出月相从满月（望）到下一个满月平均需要29.53日。12个月约为354日，与回归年365又1/4日相差11日。每三年差33日多，超过一个月。古人为调配月与回归年的长度，采用了“置闰”的方法，保证月份与季节的相应。春秋时期，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律。调配年、月、日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主要任务，也是历史上频繁改历的原因。
古人通过“观象授时”，至战国时已形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这是一套农事历，指导农耕生产，每一节气均与二十八宿、北斗的运行、土圭测影长度、各地物候相关联。
（摘编自光明日报《中国古天文历法学》）
1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一项是（）
A．天文学不是一门新的科学，它在人类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我们很容易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发现它的一些知识和观念。
B．从西汉到唐代中国古代天文学逐渐走向成熟，除了留心记录奇异天象外，还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的精度，后者是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
C．宋元时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数据最精、大型仪器最多、恒星观测最勤，且有些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D．干支法是指运用十天干、十二地支组合成六十甲子进行循环纪日的一种纪日法。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纪日方法，同时也是世界上迄今所知出现时间最早的纪日法。
1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先后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相同，但是不同历法的历元和岁首仍有不同。
B．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产生时间早于历法。天文学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期，而历法源于天文，直到《殷历》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历法时代。
C．中国天文学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产生于欧洲，这是中国天文学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D．戊戌变法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不同在于前者属于干支纪年，后者属于年号纪年。这说明在1898年还存在着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兼用的现象。
13．不属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研究范畴的一项是（）
A．记录星象预测吉凶 B．观察天文预测节气
C．测量天体坐标位置 D．研究天体内部规律
14．根据材料内容，简要概括“观象授时”的含义和意义。
15．简要梳理材料二的行文脉络。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6-20题。
材料一：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恒定不变的价值，表现形式也不断嬗变。近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用户体验”，强化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与互动需求，加强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数字敦煌、数字故宫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的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精神。故宫通过与动漫、影视、文学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较少，缺乏像《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有待更新思维模式，重视多元文化背景，找到贴切的表达方法，呈现出既具中国文化深远意味又贴近海外受众审美习惯和对中国元素期待的文化产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在多元文化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新趋势，不断实现内涵挖掘与表达创新双向突破，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二：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冷战，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多数人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曾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就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贯穿生活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意境”“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等）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
材料三：
要加强对中华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