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三中2016-2017学年度高三下学期期中考试
语文试卷
注意事项：
1．请考生将姓名、班级、考号与座位号填写在答题纸指定的位置上；
2．客观题的作答：将正确答案填涂在答题纸指定的位置上；
3．主观题的作答：必须在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在此区域外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卷上答题无效。
第Ⅰ卷 阅读题（70分）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
角 神
中国古典方形木构建筑檐下四角，或室内神佛造像的台座腰部，往往设置力士、神兽负重的形象，谓之“角神”或“扛坐神”。角神姿态多作奋力托举状，有双臂并举者，有以肩扛顶者，仿佛千钧之重集于一身。它既有支撑屋宇或台座结构的作用，又是传统建筑中少见的具象写实构件之一，兼具功能性与审美性，殊有意趣。
角神表现千钧之力聚集于四隅的设计手法，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以四柱支起屋顶的最基本的结构特点，正所谓“四隅之阿，四柱复屋”。同时，角神的产生又与中国古典神话不无关系。《全后汉文》言：“四岳阿鲧，绩用不成。”“岳阿”即四极之山，战国铜镜多有四山的形象，可能描绘了四山对天盖的支撑。又如临淄齐墓出土漆盘与长沙楚墓出土帛书图形的四角都绘有四颗树，当代表古代神话中的神树。对角隅支撑物的特别关注，是促成建筑“角神”出现的重要因素。
较早的角神实例见于洛阳金村东周天子陵出土的器物中，将器脚设计为神人、神兽托举造型。秦雍城遗址出土的一件钱瓦当上描绘了当时屋宇的简化图形，屋檐下有一托举屋盖的人形，双臂上举，可谓建筑角神的直接实例。由此可知，作为承重功能的艺术化表达，神兽或力士形象的角神已出现在战国建筑之上。另外，角神的设置还与汉代流行的以神兽“坐镇”空间四角的习俗意蕴相通。彼时人尚席居，室中铺筵席以坐，为避免滑动，席的四角往往以重物压住,今谓之“席镇”。
汉代建筑不但角部铺作设置角神，柱上或柱脚亦设有托举状的神人、神兽形象。汉末三国时期，建筑角隅设置神兽的做法可见于南京上坊、安徽当涂两处东吴大墓。南北朝时期表现“托举”功能的力士、神兽造型也有若干实例留存至今。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石棺床床脚部雕刻有力士形象。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件北朝石椁则以浮雕形式表现了屋形石椁四角侍立的武士，浮雕武士本身虽游离于建筑结构之外，却表现了建筑空间功能上的镇守意义，虽无角神之形体，却有角神之意蕴。
隋唐时期，角神逐渐定型为力士形象，其实例首推陕西唐乾陵“述圣纪碑”上所存石雕角神。宋辽以降，木构建筑角神存留的实例逐渐增多。宋金以降’角神仍流行于山陕一带的庙宇建筑中，并且出现了一些造型奇特的作品。有以角神骑坐于昂上者，形象多为裸身力士，宋青莲寺正殿与藏经阁即属此类。青莲寺角神已为泥塑，头顶与角梁接触面积减小，淡化承重受力之感。明清时期的神像台座或陵墓棺床，形制以束莲居多，扛坐神的使用已不普遍。然而在古风犹存的晋东南一带，仍继续存在着优秀的扛坐神作品。
（选自《力擎桁梧辨角神》，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角神的位置是在古代建筑的屋檐下四角、室内神佛造像的台座腰部，形象是力士、神兽等，具有功能性和审美性的特征。
B．中国传统建筑最基本的结构特点是用四根柱子支起屋顶，这个特点体现在角神设计上就是角神聚集于建筑屋檐下的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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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汉代人比较崇尚的是铺席而坐，他们为了避免席的滑动，就会在四角压以重物，角神的形成就起源于这种席镇。
D．明清时期，角神虽然已不多见，但也并没有绝迹，比如在晋东南地区，人们在建筑或神佛造像中仍然使用角神的形象。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角神是建筑或造像中承重功能的艺术表达，作用是支撑屋字或台座，姿态多是托举状态，有用双臂的，也有肩膀扛顶的。
B．古代建筑上角神与古代人认为天的四角有山或树的支撑关系密切，他们对角隅支撑物的关注促成了建筑物中角神的出现。
C．战国时我国已．经出现了角神，其直接证据就是秦雍城遗址出土的一件瓦当，图像中有屋檐下托举屋盖的双臂上举的人形。【来源：全,品…中&高*考+网】D．现存国家博物馆中的一件北朝石椁上的浮雕武士因为游离于建筑结构之外，就没有了角神的作用，但还具有镇守的意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被认为比较早的角神实例不是在建筑上的，而是在出土于洛阳的东周天子陵的器物上，其器脚有神人、神兽托举器物的设计。
B．角神的位置、造型和功能因朝代不同而不同，如汉代建筑，不但角部铺作设置角神，柱上或柱脚也有托举状的神人、神兽。
C．陕西唐乾陵“述圣纪碑”上所存石雕角神能够证明隋唐时期角神的形象特征，宋金以来山陕一带的角神出现一些造型奇特的作品
D．文章以角神发展为线索，按照朝代先后解说角神的起源、变化等，并用现存建筑、造像和文字记载、出土文物等佐证观点。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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