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2002-11-28     记者 朱丽亚 

 

　 “朋友们都说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说我就是撞到南墙也不回头，因为我把南墙撞倒了，我为什么要回头？” 

　 说这话的人叫王泽钊，今年44岁，山东青岛市一位有着18年教龄的高中语文教师。 

　 令王泽钊屡屡撞南墙的起因是：从18年前成为教师的那天起，王泽钊就嫌语文统编教材“课文没几篇有人文价值的”，而有的“简直就是在说谎！”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自编教材给学生授课。从最原始的刻钢板油印，历经后来的胶印，到如今“鸟枪换炮”，他自编的这套150万字的高中语文教材已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他教的学生高考语文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很多学生视他为“最难忘的老师和最知心的朋友”，甚至有学生说“跟王老师的一年改变了我的一生”。但他从教18年换了4所公办学校，在最后一所公办学校组织的考核中因得票太低险些下岗，最后被领导“出于保护”降格使用。 

　 王泽钊却不领情，毅然辞去了公职。目前在私立学校兼职的王泽钊说，他的理想是办一所“让学生永远怀念的学校”，这所学校可以没有游泳池，却一定要有最好的图书馆———“不是说游泳池不重要，而是很多学校只是把它当个摆设，从来不用。” 

　 鲁迅的散文诗、卡夫卡的小说和崔健的摇滚歌词都收进了他编的教材里 

　 王泽钊的这套教材出版者最初命名为《新语文———决胜高考》。王泽钊很不满意，要求把“决胜高考”4个字给去掉：“决胜高考，太狭隘了！”他反对把高考当做学习的惟一目标，认为“高考不过是雕虫小技”。 

　 王泽钊的学生、青岛早报记者刘承智回忆说，高三时，王老师曾用两个晚上的时间给他们讲弗洛伊德：“你们如果要问我，高考考不考这方面内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不会考。你们如果要问我有没有用，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没用，将来可能会有用。” 

　 王泽钊的《新语文》拿在手上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打开来看，有相当多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鲁迅、茅盾、巴金、海明威、罗素、加缪、卡夫卡等现代中外文学大家也都一一在座，许多当代作家、诗人的作品也都能从中找到，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小波的《智慧与国学》、梁小斌的《中国，我把你的钥匙丢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雨夜》等等。此外，还有往届学生的优秀作文，甚至还有崔健的摇滚歌词《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因为学生喜欢”。 

　 王泽钊说：“有报道说我是挑战现行教材，其实我没有挑战它的意思，我只是让它成为我的教材中的一部分。统编教材20多篇课文，很多学生拿到新书一个星期就翻完了，却要用一个学期来学，不是很可笑吗？”统一发下来的新课本到手后，他往往只选择他认为好的篇目让学生读，时间大约是三周，之后便束之高阁。 

　 有人担心：功课最为繁重的高中学生要学150万字的《新语文》，会不会压力太大？王泽钊认为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学生认知水平低的基础上的，其实学生能量巨大，关键在于如何引导他的兴趣。他的很多学生就在高三时读完了《庄子》、《史记》、《追忆似水年华》、《尤里西斯》…… 

　 也有人对王泽钊的学生不读“书”（教材）却能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感到不可思议。王泽钊感到这种想法很奇怪：“素质提高了，不可能分低呀！”他认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非矛和盾的关系：“谁说分数高就是应试教育？我就是素质教育！” 

　 北京大学新闻系在校学生邵夷贝这样写道：“王老师好，王老师好，王老师的班里学生地位高；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学生立功劳。我不是傻乎乎的只会唱赞歌，我是在高考作文拿了满分后才明白的，只有王老师的教学思路才能真正和高考语文有得一拼，而我只是一个快乐的受益者罢了。” 

　 刘承智大学时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他说：“跟王老师的一年改变了我的一生。”就是在高三那年，他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直到今天，每看到一本好书，他还会打电话与王老师“分享”。 

　 “你知道什么叫爆笑吗？去上王老师的课就知道了！” 

　 王泽钊的许多学生回忆上他的第一课都记忆犹新。王泽钊走进教室，随着班长一声“起立！”数十名学生齐刷刷的站了起来。王泽钊连连摆手：“以后不要起立了。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要尊敬我，你们是我的学生，我也要尊敬你们。我们是平等的。” 

　 他们很快发现这个“像艺术家一样”的老师上课不拘一格：他带着学生去崂山风景区的水库上过课，暴风雨来临时他招呼学生站到窗户边看乌云怎样翻滚，“看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有没有胡说”。 

　 有时候，语文课成了辩论赛：“中国到底要不要发展男子足球”；有时候语文课又成了表演课：“家长会后”，学生们自由组合，有的扮演一家三口，有的表演祖孙三代。王泽钊说，这是为了让学生学会观察生活，写作文不说假话。 

　 “你知道什么叫爆笑吗？”王泽钊的学生刘承智告诉记者，“去上王老师的课就知道了！” 

　 一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如果哪间教室不时响起掌声和笑声，闻声找去，只见一条大汉坐在教室中间的课桌上，一群傻小子和傻妹围在四周只顾咧着嘴傻乐，不用问，那准是王泽钊老师在上课。 

　 “听王老师上课一连上两三个小时都不觉得累！”“王老师上课经常拖堂，常常是他忘了下课，我们也不愿意让他下课。” 

　 王泽钊的学生、青岛阳光新事业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同鑫回忆：“上高三时，哪天我要是看到课程表上有语文课，就特别高兴———今天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了。” 

　 正在加拿大留学的侯晓红说：“我从未遇到像他这样的老师。其他老师讲课平淡，所讲的课本上都有，可不听他的又不行。而王老师完全不用课本，信手拈来，既幽默又有感染力。每天上完课，同学们都忍不住重复讲述老师讲课的内容，他讲课的内容甚至也成为我家餐桌上聊天的内容，以至于哪天我不讲连爸爸妈妈吃饭都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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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泽钊在《新语文》的序言中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用统编教材：因为学生需要有生命的文章，需要高品位的文章，需要有情趣的文章。他认为“寓教于乐”有三层含义：第一应使学生学到有价值的知识或受到美的熏陶；第二，要让学生多接触一些有趣的作品，有趣的作品当然吸引人；第三，多给学生介绍好玩的作品，好玩的作品可以说人人喜欢。 

　 18年中，他换了4所学校。“每一次走的时候，我都想着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没想到新的地方也差不多。” 

　 “做语文老师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说起讲台上的故事，王泽钊总是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 

　 “博学”，是很多学生对王泽钊的评价。目前正在攻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刘同鑫说：“我觉得王老师可以去北大上课。” 

　 他的语文课远远超出了很多人印象中的模样，音乐、美学、艺术、摄影、时事、对人生的看法都可以在课堂上开讲。天马行空，信马由缰，也是形容他上课风格用得最多的词藻。 

　 但若是有学生要问王泽钊生字，准得不到回答。他会说：“自己去查字典。” 

　 按王泽钊的理解，语文的工具性通过高中以前的学习已经足够了，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应注重情感性，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他在为学生选作品时，尤其注重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要让学生热爱生命，热爱生命才能热爱学习。” 

　 在学了顾城的《一代人》后，王泽钊班里的学生学会了用它来抚慰自己沉重的高三生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在王泽钊编写的教材里，课文后面的“问题和思考”设计得很简洁，答案也大多不是惟一的。在雨果的小说《“诺曼底”号遇难记》一文的“问题与思考”是： 

　 小说《“诺曼底”号遇难记》所写发生在19世纪，危难之时，哈尔威船长下令让“妇女先走”，“哪个男人先走，你就开枪打死他！”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新疆克拉玛依的大火灾中，却有人喊：“同学们，让领导先走！”后来，许多领导逃走了，许多学生却在大火中死去。比较一下两者的差异，你有什么感想？ 

　 “上课时，我经常挑起战争！”王泽钊说。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仅体现在王泽钊的教材里，也体现在王泽钊的授课过程中。 

　 王泽钊曾供职的一所省重点中学的领导在一次教务会上说：“哪怕今天我们把一个学生送进大学，明天这个学生就死了，我们的教育也是成功的！”赢得众老师热烈的掌声。惟独王泽钊没有鼓掌。“生命都没有了，还上什么大学？”过后，王泽钊写了篇杂文《我不鼓掌》，在他的语文课上讲给同学们听。从那以后，他的学生也再不随便鼓掌了。 

　 侯晓红说：“十八九岁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是王老师启发了我们的思想。过去我们只注重课本知识，不注意外部世界，不注意思考。受他的启蒙，我们开始重新认识世界。是他引入了那么多的社会知识，引入了那么多的思想，大大激发了我们自己去思考。他经常说，不要随大流，不要人云亦云，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 

　 她说：“人们可能有一种误会，认为他不重视语文基础知识。其实，他是把基础知识作为整体知识中的一粒粒珠子，到了关键处一点拨，看似不经意，让同学们在很愉快的状态下就接受了这些信息。而许多老师，把一盘散珠逐个地讲，所学的知识如同一盘散沙，串不起来，很难记住。” 

　 但王泽钊也说：“做语文老师很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语文老师的。”王泽钊的许多学生也是在很多年后才明白，他在课堂上的潇洒和举重若轻是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才达到的境界。 

　 刘同鑫说：“我是王老师的学生，也是他多年的朋友。如果你曾经做过王老师的学生，我想你终生也不会忘记他。因为首先他是一个好人，其次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再次他是一个思想超前与众不同的人。如果你想了解他，那就和他聊聊天，听听他的课，看看他写的书。如果你有幸成为他的朋友，你可以去参观参观他硕大无比的书房，看看他彻夜不眠的灯光。” 

　 18年中，王泽钊换了4所公办学校。“前三次我都是哼着歌走的，最后一次除外。”他说：“每一次走的时候，我都想着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没想到新的地方也差不多。” 

　 “很多人都认为，不过就是大家观念不一样罢了，但观念不一样是可以杀人的！”他说。 

　 在踏上教坛之初，王泽钊任教的学校只有一套铁笔、钢板，他自嘲自己“常常厚着脸皮霸着”。每每发现有短而精的作品，就等同事们都下了班，连夜刻写。进入90年代后，学校有了胶印机，条件有了好转，只是苦于“审批”不容易通过———印复习资料再多也很容易通过，印他和学生精选的文学作品则不太容易。学校领导说：“就你特别，人家都用上边发的教材，你为什么不用？” 

　 2000年7月，王泽钊供职的最后一所公办学校实行竞争上岗，由老师之间相互投票，王泽钊得票很低。虽仍然担任高三的语文教师，但降格使用，每月扣奖金20元。“为了人的尊严”，王泽钊愤然辞职。 

　 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让学生参与投票？“如果让学生投票，我的票数肯定是无与伦比的。” 

　 “做了18年老师，我从来没有评过先进，没有得到过任何荣誉。”王泽钊说，记忆中因为教学好，只得过一次50元的奖励，还没什么说法。 

　 学校为了鼓励老师们写备课笔记和听课笔记，规定写一篇奖6角钱。王泽钊不理解：“很多老师为了多拿钱，就抄课本，抄参考书，多领了不少钱。”王泽钊就是不写，少领钱也不写。被领导硬劝着写上一篇，写完后连连叹气：“写一篇又浪费了10分钟的生命！” 

　 “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这是王泽钊从学校领导那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最初，他会奋起反驳：“我为什么要像别人那样？哪有先进向落后学习的道理？我做得比他们好，应该他们向我学习！”后来，他多半保持沉默，但依旧我行我素。 

　 王泽钊任职的最后一所公办学校青岛二中，是当地公认最好的一所中学。该校党委书记王淑霞婉拒记者到校采访，说会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但她在电话里告诉记者：王泽钊确实很敬业，热爱教育，热爱学生，他的教学思路比较新，探索的精神值得肯定。在二中任教期间，学生高考语文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确实是位好老师！” 

　 既然是位好老师，为何险些下岗？王书记的解释是：因为他的教学改革尚在探索中，加上个性比较强，平时与人一般的交往和沟通不足，个别老师不能接受他、不认可他。学校对他是比较保护的，按那次评议结果，王泽钊本来是要下岗的，学校做了调整，只是降格使用，仍然让他教高三。 

　 王泽钊辞职后，他所带的高二学生和家长多次找到学校，要求把王老师请回来。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有32个学生每逢星期天下午，就背着书包到王泽钊兼职的私立学校去补课，追随他整整一年。 

　 因评语改革而闻名、被中央教科所授予“科研型校长”称号的曹潇泉老师，曾与王泽钊在一所私立学校共事。她说，在认识王泽钊之前，就听说他是个“怪人”，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听了王泽钊的课后，她建议其他老师们都去听听———“太不一样了！” 

　 曹潇泉老师说，王泽钊上课已经不是通常说的“老师是一桶水，给学生一杯水”的概念了，而是引导学生去寻找活水的源头。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爱学习和会学习，王泽钊都做到了。他最可贵的是这种改革的精神和改革的意识，值得学习和好好研究。不过，他认为，王泽钊编写的教材并不是每个语文老师都有能力驾驭的，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语文老师。 

　 有关王泽钊的报道在当地新闻网上发出后，许多网友发表评论。有人说：“这么好的一个老师，为什么在全市的中学连续工作时间没有超过三年？是天妒其才，还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总不可能青岛和他共过事的老师们都嫉妒他，他工作过的学校都压制他吧？”但很快遭到众多驳斥，其中一个帖子说：“评价一个老师的好坏，最清楚的究竟是谁？是校长吗？他究竟能听教师的几节课？是他的同行吗？他们有多少机会走进其他教师的课堂？更何况还有‘同行是冤家’一说。那里是否存在着片面与偏见？我相信，学生对王老师的看法也不能是完全一致的，但应该看多数学生的评价。……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应该是，如何对待这样有叛逆精神的人，如何对待他的改革精神，包括他为人处世的缺点？人无完人，大家都那么合时宜，都那么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的教育改革还有希望吗？我们中国的改革还有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