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绩 

　　语文教学，成为社会热点，已经有三四年了。一时间，似乎社会中的一切矛盾纠葛、思想贫乏、文化衰微等等现象，都可在语文教学中找到根源。于是有了“误尽苍生是语文”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在中学语文教学这块靶子上，“高考语文试卷”更是的中之的。某全国性大报1998年第257期《冰点专刊》曾有过这样一段按语：“人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高考语文标准化考试是产生当前语文教育诸多弊端的症结所在，它捆住了广大语文教师的手脚，窒息了语文教学的生机，也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发展，使语文教学越来越走入死胡同。”这样的一种判断，究竟是不是准确、科学呢？

应该珍视高考语文试卷合理的整体结构

　　今年语文高考刚结束，7月8日，《北京青年报》以最快的速度，整版刊出《五作家试做2000年高考作文考题》的专栏。可是，看几位青年作家又似演绎、又似评论的大作，却总觉得他们（《如果我们带上三维透视镜》除外）对那作文题其实是一头云雾。也难怪，考题，“传达”而来，“转述”而去；编者、作家，抱定批它一通的主意，谁还管“风马牛”，还是“牛马风”呢？这期专栏很有象征性。近年来对高考语文试卷的批判，大多就是这样抱定成见，不顾事实，破字当先，急功近利。

　　评价现行高考语文试卷，离不开现实，离不开对语文学科的认识，离不开对高考语文考试历史的认识，离不开对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测试的现实的认识，也离不开对中学素质教育的认识。

　　作为高中一线语文教师，我认为，高考语文试卷的命制，符合“语文”学科的固有规律。语文，作为中学基础教育的一门学科，不是培养作家的摇篮。语文，是以传授语文知识，尤其是培养语文能力为基本任务的。语文能力是一种智力、一种脑力。说到底四个字：吸纳、释放。吸纳，即大脑对语言材料的吸收；释放，即将大脑思维经由语言外化。现行高考受条件所限，仅在读、写两个领域分别考查考生的吸纳能力和释放能力。《高考考试说明》就“考试能力要求”划定的五个层次（识记、理解、分析综合、应用和鉴赏评价），就包含在这两项能力中；落实到试卷上，则体现在读、写两个领域里。

　　近年的高考试卷，在对两项能力考查的划分与关联上，呈现出清晰的态势。第一、二、三大题分别考查语文基础、文言文阅读和科技类文章阅读，这三大题都是选择题，是在读的领域中考查吸纳能力。第四大题考查社科类文章或文学作品阅读，以简答题为主，既须读又须写：兼考吸纳与释放能力，而以前者为主。第五大题考查语言表达，是以解读为前提的写：也是兼考吸纳与释放能力，但以后者为主。第六大题考查写作，则以考查释放能力为主要目标。这种由吸纳到释放递升的态势，与语文学科的特点，与语文学习的规律特别吻合。这种合理的整体结构，是高考改革十多年来，反复探索，不断总结经验，精简凝聚的成果。高考语文试卷这种合理的整体结构应受到珍视。

高考阅读测试这种“世纪性突破”，对语文教学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高中一线语文教师，我认为，高考语文试卷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先导，对中学语文教学作着有益有力的导引。

　　早期的语文高考主要内容是一篇作文，延续的是科举时代“一篇文章定终身”的方式；其后，又大多取材于课本之内，是一种知识记忆型的考试。80年代中晚期开始的高考语文改革，摆脱了这种状态，将语文高考变为综合能力型考试。北京四中特级教师顾德希老师将其称之为“语文教学的世纪性突破”。顾先生提出三个观点：一、从根本上动摇了科举制度下“文章取士”的观念；二、捅出了传统阅读教学模式的一大缺欠；三、为建立周密的阅读能力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高考阅读测试这种“世纪性突破”，对语文教学有着重要意义。高中每周四五节语文课，阅读是课堂硬指标。语文教师的当务之急是上好这些课。放学生去随意阅读、观察社会、纵情讨论吗？说说容易，实践中它绝不能成为主流。讲授知识吗？只写作文吗？传统中，很多课就是这样度过的，但它显然是片面低效的。

　　顾德希老师说：“就整个社会构成而言，纯文学家、作家只是很少一部分。因此，阅读对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意义，首先不在于写作的需要，而在于学习、工作以及生存的需要。而提高准确获取新鲜信息的能力，正是提高学习、工作、生存质量的重要保证，与社会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准确获取新鲜信息的能力，看成是学生阅读的一项重要的基本能力。”在这里，顾老师将高考阅读测试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首次提出了“准确获取新鲜信息”的观念。使我们对高考阅读测试本质的认识，豁然开朗。我们认为，“准确获取新鲜信息”是“信息阅读”的基本目的。任何评析、鉴赏阅读，甚至娱乐、浏览、专业阅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信息阅读”为基础，或包容在“信息阅读”范畴内，或是“信息阅读”的引申。可以说，引导中学语文教师由质感到理性地认识现代阅读，并将其逐步引入中学语文课堂，高考语文试卷功不可没。

对于没有答案的试题和用这种试题进行的高考，会是什么样子？

　　前面提到一种权威结论，认为“高考语文标准化考试”是病根，这一点，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进一步阐述道：“这样的‘标准化’的试题，实际上已经规定了一种所要培养的‘人才标准’。这将是怎样的一种‘人才’呢？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准确地理解‘他者’（这‘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以后在社会上就是上级、长官）的意图、要求……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机械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与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的‘齿轮与螺丝钉’。”

　　什么叫“标准化考试”？论者“想当然”了。“标准化考试”，是以统计、测量为基础的测试。钱先生所说的“标准化”试题，应是指有标准答案的试题吧？对于没有答案的试题和用这种试题进行的高考，会是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像。再说正确、准确地理解试题，乃至上级、长官的意图、要求，就一定那么可怕？就一定会荡尽思想和创造，沦为奴隶与工具？这种单一的逻辑倒叫我联想起偏执幼稚的“性格儿童”。再者，既然钱先生承认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的双重存在，就应当承认“齿轮和螺丝钉”的必要。我们常说“素质教育”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文学界、思想界、学术界如何看待双重机器，那是大家各自的良知与责任。但有什么理由要求大多数尚未成年的中学生，从学习的初始阶段，就努力成为阻塞机器链条的石子？有什么权力要求中学语文教学和考试承担造就“捣毁机器”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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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这样批评高考试题：“第二题是一段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说明文字……我们现在语文课的一大问题，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现在连语文考题还要受‘科学’的‘侵略’。出题人连一点‘语文本位’观念都没有，我怀疑出题人是不是文学‘出身’？”童先生把“科学”从“人文”中排斥出去，如果这种排斥成立，那么，以“科学”为口号的“五四运动”——中国“人文精神”的启蒙运动岂不也在“侵略”吗？

　　童教授又说：“对《报秋》一文的考题，反映了目前中学语文课以零碎的字词分析，把有生命的整体作用，宰割成‘碎块’的做法。”世上万事万物，都既离不开综合，也离不开分解。国家要统一，但也要分成若干个省、市、自治区；一个国务院要分成若干部、司、厅、局；马路要分上下道、快慢线。就是我们的教授去医院，也要分清内科、外科、耳鼻喉科，总不能去“囫囵科”吧？分解也罢，宰割也罢，还是那个现实问题，不这样，如何考？

　　更有甚者，在对高考语文试卷的批评中，竟出现了“大字报”、“大批判”式的谩骂。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发出这样一连串的喋喋：（高考语文试卷）令“人神共愤”，其“刁钻、恶毒、阴险、愚昧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把庄严的教学变成了儿戏，而且把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承传化作了疯狂”。出于这种激愤，孙先生号召“让高考从全国大一统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并预言，这样做，“除了危及国家考试中心的一些先生的饭碗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损害，相反，将对子孙后代功德无量。”

　　孙先生的号召，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我们姑且不论，如果他不是用“镣铐”、“解放”这种“革命”口号对待高考改革的讨论，那还可以说是建设性的。改革是离不开继承的，即使实现了高考从全国一统转到地方，也还是需要继承现行高考丰富经验的。砸烂式的“革命”，痛快一时，却只能大倒退，非但不会“对子孙后代功德无量”，只会贻害无穷。

今年语文试题最大的遗憾就是作文题

　　今年高考语文试卷最大的遗憾是作文命题，我的遗憾当然没有青年作家的高度。我认为，高考作文命题的第一要义是选拔；为此，作文题目，应做必要的限制以有效地防止“宿构”。但是，面对某种舆论压力，出于给足学生创造空间的良好愿望，今年高考作文命题极大地放宽限制。除“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这一话题本身十分宽泛外，还做了多方开放性提示：“角度”、“理解”、“方法”、“答案”、“经历”、“体验”、“见闻”、“认识”，都行、都行，可以说是门户洞开，八面来风。这还不够，又在“注意”栏下，再次做“范围”、“文体”、“题目”诸多方面开放的提示，限制只剩一条“不少于800字”。终于，命题，形同不命题，“宿构”之门大开。为顺应舆论，高考作文命题，做出重大牺牲，极大地削弱了选拔的第一要义。

　　我们很理解高考命题组承受的舆论压力。舆论不容许作文命题有些许限制。例如钱理群教授就曾这样评价：“题目本身：《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对题目还是看走了眼。不屑一顾，似乎是一切批评者的共性）就已经规定了写作的内容、价值取向。这实际就是要把考生的思维与写作，纳入到一个早已预设好的，符合社会公共意志与规范的，几乎没有个人意志、想像、创造空间的模式之中，而且是强制性的。”

　　篇幅所限，我无心在这里再辩“个人意志”是否必须与“公共意志”背道而驰的常理；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我只想表述这样的希望：我们无权要求舆论做负责的导向——某些人并非真的关心语文考试，大家又都要吃饭、要借题发挥；我们只能真诚地希望高考命题，认识到“创造”空间与命题限制并不矛盾，牢牢把握高考“选拔”的宗旨，坚持语文的规律，不再动摇。何况，《五作家试做2000年高考作文考题》已清楚地表明，某些“舆论”骂心已定，你顺应它，它也绝不会买账！

(作者系北京市陈经伦中学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