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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王朔的有神论
 

         

林贤治  

 

  大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即王朔说的使老百姓变得“谁都敢说”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茅盾率先提出“不要神化鲁迅”的话题。时隔20年,王朔著文《我看鲁迅》,算得是世纪末的回应。据称,今日的鲁迅不但被“神化”了,在“迷信的气氛”之外,还形成了那么一种“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确正视他”。这样一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仅仅因一个可恶的鲁迅,便须大打折扣。诚如王朔所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实非“耍王八蛋 ”不可了。把鲁迅称为“神”始于三十年代,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鲁迅生前,像高长虹就给他戴过“思想界权威”一类纸糊的假冠;所谓“神”,无非是在“权威”的基础上加以放大的另一种说法罢了。不过,重提“神化”的旧话,倒是利用了曾被称为“现代造神运动”的“文革”结束之后的特殊语境,便利于制造破除某种同鲁迅相关的精神和思想意义的口实。当年,当大队的“英雄” 向鲁迅兴师问罪时,鲁迅问道:是“本罪”呢,抑或“影响罪”?推究起来,大约在他生前,所问多属“本罪”,身后便多是“影响罪”了。

  王朔说:“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鲁迅从来不曾以“文豪”自居,他写小说,并不因小说是“‘作家’这一行的仿伪标记”,相反小说在中国历来是不算文学的,正如散文在王朔的眼中一样。据鲁迅自述说,本意不过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至少可以为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者呐喊几声,破破寂寞。那结果,他自己总结是“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有什么影响呢?新派的小说家却视之为拦路的“老石头”。鲁迅后来改作杂感,这类东西不特今天看来不值一哂,当时作者便因此得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的恶谥。但如鲁迅所说:“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他开就完了”,于世人应当是毫无妨碍的。至于说这些“不是很过硬”的作品藏有什么思想罢,据说里面“漆黑一团”, “对生活、社会、人群极度绝望”,“不能说给国家民族指条明道”,当然是不配称作“思想”的。要说鲁迅尚有一点令人佩服也即“迷信”的地方,在王朔那里,顶多剩下“品格”了。他一面说,“倒在他的光芒之下那么久”,都只为“ 他的为人或说高贵的德行”;但一面又说,鲁迅“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 写文章也常跟小人过不去”,“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鲁迅在被“随便批评”之后,当然最好不愤怒,一愤怒,便立刻还原成为苏雪林笔下的那个反复小人了。幸而除了个别吁请大家“千万别把我当人 ”的人之外,如王朔所说,“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的人民不再是鲁迅那个时代完全处于被忽略被遗忘的境地很需要被同情的那伙人了”,已经是“灵魂受到洗礼 ”的主人了;不然,以小人的格局,影响将要变得更为恶劣。

  鲁迅,常人而已,况且一生交的是“华盖运”,“用笔来混饭吃”,仍然大触霉头,何来此等影响世风的魄力?作为“公民”,他不能自由言议。当年执政府屠杀学生,他不过说了一点实情以舒愤懑———连正式的抗议恐怕也没有,便上了黑名单,同一批智识阶级相率逃亡去。作为“作家”,他无法自由写作。早期,他还颇自负地说:“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 到得后来,浙江省党部仅仅使用“堕落文人”这样一个近乎儿戏的罪名,便可以严正呈请中央政府通缉他。虽然在信中他还很有点堂·吉诃德的风度,说决心用笔对付手枪,怎奈禁锢一天天比罐头还要严密。为了发表,只好不断变换笔名,自行抽掉骨头,不惜“含糊”其辞,如此等等,仍然逃不过书报审查官老爷的尊鼻!

  像这样一个生前毫无自由权利可言,顶多配写“伪自由书”的人,今天怎么竟沦为自由的死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奴隶,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是奴隶的奴隶。如果照例使用“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老祖宗的原理,他的思想也决不会越出奴隶思想的范围,怎么可能成为“精神自由之神”,把所有精神方面的自由都掌握在他手里,弄到自称酷爱“精神自由”的王朔,不得不向他乞讨去?然而,果真如此,对于我们这个已然为王朔所赞颂的,与鲁迅当年完全不同的自由无比的社会,岂不是一种亵渎?

  王朔说:“仅有唤醒意识和对压迫者的控诉那都是表面文章,真正需要勇气和胆识的不是反抗强者,而是直面那些可怜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对他们予以解剖。”鲁迅作为“神”的存在,在王朔看来,好像大不同于“红尘中”的“压迫者”或别的“强者”,因为对鲁迅的控诉和反抗,倒是“真正需要勇气和胆识的”;连写一篇小文章,王朔说也得下“捅娄子”的决心,承担“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神力之奇伟,局面之严峻,岂止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 而已哉,难怪一贯不做“表面文章”的王朔,也不得不做将起来,以“唤醒”我们大家的注意。呜呼,“精神自由之神”一旦引起关注,就又“淡忘”不了了。王朔断言这神的存在是“一个标尺”,参照有两个,一个是批评,一个是淡忘;但是如今既不能批评,又无法淡忘,我们的“进步”还有指望吗?

  纳闷之余,如得神助,偶翻《鲁迅全集》,一下子就翻到了《“寻开心”》一文。文章结末说这“寻开心”,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拿定了这把钥匙,未必便可完全打开诸如王朔的“有神论”一类的锁,此刻只管开去就是了。

     200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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