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这个庞大的帝国里，盛产乡愿、 老好人、和事佬，人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因也不会背叛什么，最多不过是在旧朝的衣冠外面套上新朝的衣冠而已，那绝对 不是什么“叛徒”。 

　　20世纪的中国，鲁迅堪称彻头彻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写的《女吊》，是一篇奇怪的文章。女吊是绍兴地方戏里的“女鬼”。那时，先生的生命犹如一盏即将燃尽的油灯，童年的记忆浮出昏浊的冰层，那长袖飘飘的女吊，一直深藏在他心灵的深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对俗人而言。先生即死，其言仍不善。“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因此，他象猫头鹰一样，终身作恶声。“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先生已然背叛了西土的“绅士风”和中土的“君子风”，必然是一头孤独的、受伤的狼。 

　　鲁迅不仅选择了背叛，而且选择了对背叛者的背叛。背叛者们想把他奉为教主，正如毛泽东经典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方向。”然而，鲁迅却再次抽身出来，与这个“大方向”逆向而行。他发现周扬等人是拿着鞭子的“奴隶工头”，那么这个工头之上呢？鲁迅没有说，但他对革命成功后自己的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早已成竹于胸。早逝是先生的幸运，否则先生的命运从他的精神传人胡风、萧军的命运中不难推测出来。 

　　《孤独者》是先生最好的小说。魏连殳“素性这么冷”，“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走路是“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在母亲灵前的那一幕，堪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他流下泪来，接着就是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那凄烈的叫声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这哪里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民族英雄的声音呢？先生既已失去了自我，也丧失了他者----他的行动赖以获得意义的一种规划的理想。于是，他只是跟黑暗捣乱，这是他唯一的乐趣。 

　　“背叛者”们想让“教主”充当木偶，他们在后面拉线指挥，可先生拒绝当“教主”。这样，“教主”便成了“叛徒”。郭沫若说，鲁迅是法西斯蒂，是封建余孽；成仿吾说，鲁迅是三重的封建余孽、四重的反革命。郭沫若、成仿吾毕竟是当过“叛徒”的，比陈西滢、苏雪林之流有眼力得多，他们看出了先生的“三重”、“四重”性，即对反叛的反叛。 

　　反叛已经堕落为独裁----把至高无尚的权利交给一群其本身不具有民主理念而又从社会结构的所有其他部分孤立出来的反叛精英，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谁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国民党之手，而是死于共产党之手。后者是法官，前者是刽子手，两个政党都是“昨日的反叛者”，他们却罕有地携起手来，执行了对一介书生的死刑。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含笑就义时的枪声，不知远在上海的鲁迅是否听到？秋白的命运就是鲁迅的命运。秋白说过，鲁迅是“逆子贰臣”，他自己也是。 

　　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了。华小栓吃人血馒头仅仅是因为愚昧，但现在有了比愚昧更可怕的东西。秋白因此而死。先生这样写道：“他们在社会的冷笑恶哭迫害倾陷里过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已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先生是不需要那么辉煌的、万人空巷的、不是国葬的国葬。那长长的队伍里，多半是他的敌人。即使是抬棺的青年里，也没有几个是合格的学生。 

　　增田涉在《鲁迅印象》中说：“他的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情是凛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可怜”。人们只注意到先生伟大的一面，却看不到他“可怜”的一面。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发“可怜”。活在这样的地方，活在这样的时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许广平说，鲁迅“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动，看了真叫人难受”。许寿裳也看见鲁迅“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这是怎样一种可怜呢？最后，先生连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为女吊决绝于恶的人世。 

　　还是汪晖说得好，“鲁迅不仅‘在’不属于一个世界，而且‘在’同时不属于两个世界。”这就注定他死后也休想获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