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文华 
    一、语文教学具有人文性特征，理解作者思想情感是语文教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缘事而发”的《诗三百》到“为人生”的五四新文学，汉语文从未悖离它的人文性特点。几千年来，汉语文培养了无数名垂青史的才子学人。

　浓厚的文化氛围，决定了汉语文教育的人文性特征，语文学科的教学也必然要体现出一定的人文特点。正如著名教育艺术家于漪所指出的：“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结合。”（《语文学习》1995年第6期）当然，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并不意味着勉强学生接受一切思想和情感。但是，谁都无法否认的是，只有理解之后，才能谈到批判与继承。教学一篇作品，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学生自觉的发现，保护他们精神的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尊重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只有尊重了作者的情感，促使学生对他们产生深度的理解，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学生，发展学生。

　二、文化变迁是产生理解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任何一个个体，都应该属于他的时代，都或多或少地要带有那个时代的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

　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文化的变化有两种：文化主体结构的质变，即文化变迁；文化内容细微的量变。大而言之，它的各个子系统如科学、哲学、教育、宗教、艺术等的矛盾运动，导致了文化变迁的出现。小而言之，人类生活中的每一天甚至每一秒钟，都在发生着无数次的文化继承与更新。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于文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也曾谈到：“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是在文化的不断变迁中进步的。

　一般认为，汉民族发生了三次大的文化变迁。魏晋南北朝时期，打破了儒家一统天下局面的佛教进入中国；1840年，西方工业文明冲击闭锁的中国文化；改革开放至今，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又形成了人的不同的思想、行为特点，而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每个个体都要依赖于他的生存环境。曾听到过许多教师抱怨“现在的学生不好教了”。的确，面对活跃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中的青少年，以旧有的经验来应万变，当然会有些无所适从。现代青年与前人之间的认识差距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都深深地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崇尚个性发展，追求人格独立已经成为青少年人生观的高度体现。试想，生活中缺少艰苦战斗岁月的洗礼，怎么会轻易地理解七根火柴的珍贵，又怎么会轻易地领悟作家王愿坚的良苦用心呢?

　三、缩小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理解差异，使双方的认知水平达到一种新的和谐

　其一，以诵读创设情景，渲染气氛，正所谓“未成曲调先有情”。读书是一种非功利性的高层次精神活动，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应用文章，都有它独特的个性特征。学生理解它的前提是，去除一己的杂念，进入其中情境，然后才可能发生情感的交流。于漪老师注重诵读的指导，诵读中的重音、停顿，无不与情感相通。长年的语言积淀，形成了一定的认知经验，而这样的经验会成为新的认知活动的航标。在这航标的指引下，认知的主体会迅速筛选出认知对象中的相对重要的信息，从而在诵读中逐步走向作者，产生情感的共鸣。这是一种经验思维的理解方式。

　经验思维是人类思维形态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广义而言，中国人充分使用和发展了这种对世界的把握方式。酒是多样的，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伤，也有“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得意，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郁闷，也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洒脱。所以，无论是战国纷争还是盛唐气象，无论是解读李白杜甫，还是解读庄周与陶渊明，“酒”总是一个“忘情物”。理解酒时，我们无法离开这种文化的氛围。在反复诵读中，酒也必然会成为我们所关注的意象之一。

　其二，介绍背景，缩短与作者的文化距离。有些作品，表达的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它处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却又似乎不太关注民族与时代，如狄金森的《篱笆那边》。有些作品，流露的感情需要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去理解。读巴金的散文《灯》，我们看到的是辛弃疾那阑珊的灯火，昏黄的灯影是人类不灭的追求；我们看到的是徐志摩那斑斓的星辉，猎猎的火光便是闪动的希望；我们看到的是草地夜行暮风冷雨中的七根火柴，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是无名战士永恒的青春。甚至，我们读出了人们真挚的友谊、忠贞的爱情、深厚的亲情，总之，灯是光明与温暖。但是，在老作家的眼中，它原本的内涵该是什么呢?放眼于1941年，日本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有无坚不摧之势；另一方面又因战线太长而疲于奔命。因此，国、共、日、汪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中国的抗战前途，在许多人看来，云山雾罩，扑朔迷离。那灯，难道不是抗战的胜利，不是民族的解放吗?20世纪80年代初，巴金在他的《创作回忆录》里谈到了当时的情况：“在桂林，生命的毁灭、房屋的焚烧、人民的受苦，我看得太多了!但是这一切是不是就把中国人民吓倒了呢?是不是就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吓倒了呢?当然没有。”由此可见，对于像《灯》这样的文章，如果不结合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对作家的理解总像欠了点什么。

　其三，提供同类作品，在比较中理解。的确，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是汉民族的心理特点。然而，很多时候，语文教学也需要比较。

　一个时代，总会有些人们共通的感情流露在作品中，且不说盛唐的宏大、宋末的感伤，单就五四时期而言，巴金、冰心、徐志摩等一批作家都从“星”中看到了希望。读冰心的诗集《繁星》，不妨把巴金的散文《繁星》、徐志摩的诗歌《再别康桥》作为注释。教学中曾遇到郑振铎的散文《蛰居散记（六）》，这是一篇极有思想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渔人以鹈鹕捕鱼的场面描写，几乎所有的学生看到的都是鱼米之乡的自然风光图。夏衍的《包身工》中有一段关于墨鸦的议论，如果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从那个时代作家相近的写作风格中，触摸他们相似的情感，便会有所感悟：不管是鹈鹕还是墨鸦，它们都在向人们昭示着一种人间的罪恶——利用与剥削。这样一看，文章便容易理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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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在相同的时期，同一作家的创作题材和思想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巴金的《长夜》《怀念》《寻梦》《灯》《火》就是这样的一组散文。

　当然，学生与作者情感隔膜的产生，还有其他原因，如不同的主体心理上的个性差异，它常和文化的差异共同作用于双方情感的交流过程中。

　当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所著《人论》中说：“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性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发掘人创造文化的潜能，增强人创造文化的作用。”中学教学是文化传递的重要阶段，尤其是语文教学，跟民族文化密切相关。语文教育必然要注意到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伦规范、审美情趣，也必然要依仗民族的语言，以本民族的思维特征为基础去培养新人。认真思考这类问题，关注情感的差异，语文教学才会得到健康而又充满灵性的发展。 

                               中国基础教育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