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明

“语文”是什么？其说法可谓纷繁。综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定义方式有问题。二是定性上有失偏颇，三是根源于中西文化传统嫁接的困难上。

定义方式上，我们总是习惯在“种属”关系上兜圈子，却对语文的所属以及与语文平行的学科差异缺少质的把握。比如对语文“交际工具”说，我们可以说“语文是一种交际工具”，也可以说“舞蹈是一种交际工具”，但这二者的区别何在呢？而在定义中加上“必不可少”“人类最重要的”等主观性限定语，就一定能够说明问题了？其约定关系的定义也属这一类。

倒是外延性定义比较适合于语文。于是持“口语与书面语”者、持“语言文字”者或是持“语言文学”者，长期以来，争论不休。这样，语文实际上成了个“大杂烩”！当然，比较折中的看法是，“文字/语言”与“文学/思想”存在着一个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

在定性上，到底是工具性，还是人文性呢？虽然大纲上进行了折中，但是持工具性论者依据源于列宁的“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说法，仍在坚持语文本质的工具性，并指痴教学大纲与教科书淡化工具性的做法，极力地在为其“科学性”作辩护。（金应源《语文“姓”什么——认识与从事语文教学的逻辑起点》，《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3期）持人文性论者认为语文系意识形态，很难作出“形而下”的界定；但作为教育形态，它只能被设定在教育的范围之内，而不能寻章摘句地、仍过分地倚重于领袖的已然是不适于现代教育科研需要的个别语句。他们严批工具性，并举例说，叶圣陶与夏丏尊在《国文百八课》中说：“‘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视了技术训练，……我们根据实际情形立论，偏重技术也是自然而然。”“矫枉”不能“过正”，如此特从技术着眼，当然其显示与众不同的效果是达到了，而其消极的后果在今天看来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过分地强调技术，割裂语文中的原生形态，使语文在条块分割下变成了一个个所谓的“知识点”，并最终在后来的“标准化”机械运作中僵死了。持人文论者说，语文甚至成了数学的复制品——也搞题海大战，进行大量的题型训练，不读书不作文尽做题。（杜常善《中国语文教育的症结何在》，《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11期）

但是这两者都有些偏颇。语文的弊症真正说来是相当复杂的。比如有学者说，语文社会用语不规范的现象相当严重。各种媒体、出版物的错别字特别多，用词不当现象，用词随意现象也相当严重。有学者认为，语言文字使用欠佳和混乱的状况，从某种角度上说文化大革命及其后遗留的恶果。有学者还认为是时下人们重科技、轻语文，重外语、热衷上网“创造”语言的结果。（苏培成、董琨、王宁《要重视对语言文字规范的使用》，《新华文摘》2001年）那么这笔账要算到谁的头上呢？

    其实，探究其深层的原因，究竟还在于中西文化传统嫁接的困难上。语文的近现代化道路其实是相当困难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要以西方分科的观念切割我们未分科的事实。而我们传统的语文教学体系是未分化的以经学为中心、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教学体系。比如，在孔子那里，德行、言语、文学与政事，其精确的区别其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困难的产生，这究竟要归于语文“统合”的历史远远大于其近代意义上才出现的“分科”观念的事实。

那么，以分科的观念切割未分科的事实，其造成的痛苦必然是长久的。一直到今天，其问题深层未解的部分仍存在着：“全盘西化”“复古主义”与“中西合璧”其实都困难重重。这里不仅有对概念理解所产生的不同的关于解释学上的多义性，还有着对于文化解读的在民族心理、思维定势上不同的认同感。对于“语文”，或者“国文”“国语”“中文”“中国语言”“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等除了文字上的通辨外，很难有一个确切而标准的解释，这种持有不同解释的内在依据在于我们每个个体解读中国文化——同时还伴随着了解外域文明——的多与少、深与浅的差异性。 

    在比较西方的概念中，所谓“纯语文”，是语言学或言语事实类的界定，似乎与政治、伦理等复杂的观念并不相干。但所触及的活动却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这样的事实：要进入一种语言或言语领域，比如英语，我们要学习它的语言词汇、习惯用法，进而民族心理所赋予的言辞风格与文学特征等，并且还要接受一些其强使我们理解的某些观念。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威尼斯商人》中对严肃法律的歪曲和对审判程序的干涉并不能让人感受到法的公正与公开；相反地，竟是其中的营私舞弊、种族歧视及其压迫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学习一种语言，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其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内容；而一旦抽去这些东西，语言便不值一提了。 

    这样看来，我们厌弃原来所谓的“未开化”的语文教学体系，就很值得反思了。于是，我们不断地挖掘传统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如在语文的民族化与个性化上对于朗读、语感、汉语言音韵学与传统经典等等内容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仍深深困惑我们的是，语文究竟是什么？政治乎？伦理乎？文学乎？人文乎？ 

    不谈语文，仅回溯近现代学术历史，学者们对“文”“文学”“文化”等概念都进行了深入地区别，并试图在近现代化的道路上，从传统的经典里寻找它的现代性定位，但结果又如何呢？比如对“文学”，我们首先认识到传统中，它与哲学、史学等学术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但在比较西方的概念中，我们依据对“文学”定位的“主表情达意”的特性，又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它的史料与构建文学史的线性轨迹与内在的逻辑方法。然而在文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它与政治、伦理、等仍有着密切的联系。

    “语文”的命运也是这样。近一些的，单从书院改为学堂算起，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语言学的问题。而最近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语文教学实践又表明纯文学的东西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又回到“语文”问题的老路上。在作了一个怪圈运动后，我们发现语文依旧是包揽百家的“大杂烩”。

在语文“误尽苍生”的责难声里，我们除了思索语文教育中存在的弊病而作必要的“与时俱进”的修正外，我们还要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多少年我们都是以统合而庞杂的学科内容——所谓定义的大杂烩，所谓两性争论不休，所谓中西嫁接的困难——来完成其他学科，比如理科，要细分为几个学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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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科因为有比较早的分科的历史，有比较具体而明确的内容，因而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我们很容易找到这些学科之间质的同与异。而语文则不能，必然不能。虽说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后也有了一个明确的表示。文学与政治分离，标志着政治捆绑文学的时代大体结束了。“文” 并非皆“以载道”，那么语文教学也不应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简单的传声筒。但“语文就是有关‘母语’教育的学科”，“强调人文精神的弘扬，这是母语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语文事实上是思想、道德、伦理、信念的一个载体”的说法，（钟启泉《“指导纲要”与学科教学改革》，《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1期）仍然没有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语文的问题。

有鉴如此，还不如将这个“大杂烩”实行必要的分离，我们可能而事实上也完全可以做到将原有的“语文”分为几个相关的学科，以弥补它在分科背景下的缺失，从而找到它应在学科整合背景下的位置。那么，语文将不再是一个守旧的帝国，而是一个现代的联邦了。这样的话，语文的历史问题也将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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