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      

    年青时读车尔尼雪夫斯基，深为他的利己主义所感动。这是怎样的一种主义呢？譬如说，我正准备吃早餐，这时一位朋友来访，他也正饿着肚子，却只有一块面包。于是我把唯一的面包给了他，看着他津津有味的吞咽下去，我感到无比满足。我饿着肚子把面包给了别人，不是因为我高尚，而是出于利己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比自己吃下这块面包更大的愉悦。

    后来读苏东坡，发觉他也是这样一种人。东坡以好酒不贪杯著称，自谓“吾少时望见酒杯而醉，今亦能饮三焦叶矣”；“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饮酒仅能喝下小焦叶杯三杯，且颇感自豪，自觉酒量较少时有了不少长进；常常只是把盏玩乐，还自鸣得意，“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在他看来，饮酒就像陶渊明弹无弦琴，只求酒中乐趣，不拼一醉方休，“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他自以为，普天之下没有人比他的酒量更差了。可是，他却特别“好饮”，“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东坡闲居家中时，每天都有朋友造访，每有客来，无不设酒款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觉得普天之下没有人比他更爱饮酒的了。

    东坡谪居惠州时，有朋友给他送了些酒来，心中一高兴，便一边把盏玩乐，一边翻开《新唐书》，阅读《王绩传》。王绩其人，历史上以“嗜酒”闻名，隋朝时因沉溺酒乡犯了渎职罪，被弹劾罢官；进入唐朝，贪恋美酒又以原官待诏门下省，享受官府每日供给三升酒，其弟王静曾问他，作待诏快活吗？王绩答云：“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东坡之“好饮”与王绩之“嗜酒”不可同日而语。东坡好饮，每每自己酿酒，每月用米一斛，酿酒六斗，加上朋友馈送，每日可有二升五合酒，这些酒都“入野人、道士腹中矣”。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如身体无病、心中无忧，这是人生之“至乐”。东坡虽屡遭贬谪，却能随缘自适，无病无忧，然而整天与人交往，往来的人难免有病或心有隐忧，“予安得全其乐乎？”为了保全自己身心的“至乐”，他“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有人曾问他：“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东坡笑着回答说：“有病的人得到药治病，我便感到浑身轻快；饮酒的人酣畅痛饮，我也感到痛快舒适，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我自己啊！”

    “劳己以为人”，东坡这种泛爱天下，不求闻达，不求报偿，以他人之乐为至乐的精神，确是令人景仰的。较之车尔尼雪夫斯基，苏轼似乎“利己”得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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