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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是北方文学的代表，而《楚辞》则是南方文学的代表，这两者常被拿来作为南北方诗歌文学的比较，但大部分比的都是内容、形式、风格等。

    有关《诗经》和《楚辞》在比、兴上有何不同？以我所知它们的比、兴在「作法」与「技巧」上并无不同，但是《楚辞》可说是第一个将比、兴手法大量使用在政治讽谏上的，这并不是说《诗经》没有政治讽喻诗（如：〈新台〉、〈硕鼠〉皆是），而是《诗经》在题材内容方面的描述多生活化，不像《楚辞》较偏重于宗教政治、个人抒怀。

    正如王忠林等诸位教授编《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所言：「比、兴本来是任何诗歌在创作时都不可或缺的技巧。而直到朱熹在作《诗集传》时，才显明地揭示出这种技巧的效果。他在《楚辞集注》中也仿效《诗经》的方法，标示了一些比兴的运用。当我们读《楚辞》时必然会发现，如此大量运用比、兴，而使它变为创作主力的，却只有《楚辞》，所以《楚辞》在比、兴技巧的运用上，仍然是独创性的。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虙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英不察其清高，嘉其文彩，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文心雕龙‧比兴篇》也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

    而且《诗经》在黄河流域，而《楚辞》在长江流域，由于两地的自然生态与生活型态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两者在用来比、兴的喻体上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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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较倾向于二者使用比兴手法没有分别。这个看法，我在大学时已深受《文心雕龙》的影响，而刘勰的说法则显然受到东汉王逸的影响。下面是主要的引文。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恕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但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讲出《楚辞》异于经典处有四点则值得注意。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竹杖芒鞋

   《诗经》中的比兴和“楚辞”中的比兴，我个人认为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可以从两个方向上作出考察。

    首先，从形式上看，“楚辞”应该说只有“比”而没有元意义上的“兴”，或者说，只有合成的“比兴”。而在《诗经》中，“比”和“兴”的区分实际上是很清楚的。

    其次，从观念上看，《诗经》中的比和兴，其取比和兴象较为盲目，缺少一致的情感依托意义。亦即，某一个对象，它的情感含义并不是稳定、一贯的。我称这种情况为物情关系的不同一性。而在“楚辞”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虙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意义指向非常明确。

    我们现在常用的比兴一语，多指的是“楚辞”状态的比兴，而非《诗经》状态的比兴。

                                巴斯光年

補充一點：

《詩經》比興複雜，《楚辭》相對簡單。

《詩經》變化多，咀嚼有味（有的讀不懂），《楚辭》老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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