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云亮 

　　 

　　上中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范进中举》和《孔乙己》课文，说到生动处，课堂上哄然大笑。大家虽然弄不清古人的生活方式究竟怎样，但都很为古代、近代那些迂腐的书生不值。为了一点小小的功名利禄，皓首穷经，白白虚掷了大好的青春时光。成人以后，尤其是走上工作岗位，回首自己和同学、同事们的读书历程，不知怎的，对范进、孔乙己的遭遇再也笑不出来。感觉同是一件读书事情，今天的人比古人好不了多少。 

　　现在的中小学生上学，读书的目标非常明确，换句话说，功利性极强。读书不是为了获取有用的科学知识，提高一己的文化素养，而是在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努力地训练应付考试的能力。学习的旨归只有一个，就是杀出重围（现在大学的普遍扩招，已难说重围），获取高等学校的“入场券”。居“庙堂之高”的教育界人士，虽不断地写出连篇累牍、高深莫测的学术论文、著作，大力鼓吹美好的素质教育；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如同空中楼阁，与教学实际相距甚远。各个学校与此关联的宣传资料、画册，不过是应付上级领导检阅、审查的外表工夫而已。即便是国家一度专心培植的专业技术性的中专学校，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攫取文凭的知识沙漠地带，真正学有所长、学以致用的很少。 

　　不仅在校学生是这样，就是以读书为业、向来被看成是身居象牙塔的学院“智识阶级”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功利主义的色彩更浓。读书不过是为了拿更高一级的学位，为了养家糊口纯粹属“稻粮谋”的技术职称。学中国文学不懂中国文学美在哪里，学外国文学没读过或很少读外国文学作品，学汉语的自己都不会熟练地使用汉语的比比皆是。不要看这些人写起文章来头头是道，事实上，华丽的文辞下掩盖着的是不学无术的、脆弱庸常的世俗心灵。所谓超越性的审美无功利，不过是激烈的生存角逐之外动听的说辞而已。钱锺书曾批评那些没有艺术鉴赏力的“专家”，把他们比作宫廷里的太监，成天生活在女人堆但无能力。当下社会的文学艺术领域的“太监”，随着知识分子群体的增大，比钱锺书批评的时代不知翻了几番了。 

　　功利性的读书方式，在我们这样一个信奉实用人生哲学的商业化社会，已成为醒目的标志。人们从生存实践中真切地体验到，书中没有黄金屋，书中也没有颜如玉；至少同古人相比，书籍对人生修为、宦位更替的价值正在锐减。“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像陶渊明能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人则更难觅寻。“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书”的激动人心的口号，已然变成抒发思古幽情的历史的回响。书作为一种工具、一种同家庭装潢一样的修饰品的工具的氛围，正在或者业已形成。 

　　非功利的、自由的读书方式，真的该在金钱暴力的洗劫下、在后现代的文化碎片中悄然终结了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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