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栏目播出了一条新闻：海淀区教委举办了 “名校长办学思想研讨会”，其中首批“出炉”的“名牌校长”中，就有十一学校校长李金初。他以对“国有民办”办学体制改革的思考与成功实践，赢得了社会的肯定。 

          因使学校办学体制转制而“一转成名”的，不仅是十一学校的李金初。国庆节前夕，北京二十五中校长刘志毅得到了一件节日“奖品”，东城区教委给他挂了个 “匾”———“教育特别贡献奖”，奖金5000元。教育主管部门给中学校长发这么大一个红包，当了30多年校长的刘志毅是头一回碰上。奖励他的原因很简单：二十五中的国有民办制改革使二十五中在四年时间进入了东城区名校行列。 

          ■成名的是校长，最大受益者是国家 

          得名得利，二位校长都是坦然接受。 

          1996年，这两所学校先后主动“下海”成为北京市办学体制改革的试点校——— 国有民办校（也叫民办公助校）。所谓国有民办校（或者民办公助校）就是学校国家所有，由校长承办，经费自筹，办学自立。也就是说，学校还是国家的，教师也还是国家的教师（公办教师身份不变），但校长要领着教职工们自己找食吃。 

          那时候，这两所学校要端着去找饭吃的碗有多大呢？十一学校的资产是1000多万元，二十五中的资产是299万元。 

          1996年4月，刘志毅与东城区政府签订了承办协议。协议中规定除了招生自主、用人自主、经费自筹外，还要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年均增值率不低于5％。 

          1996年5月，李金初与海淀区政府也签订了承办协议，同样承诺保证使国有资产年均增值率在5％。 

          从1998年起，政府对这两所学校的财政拨款完全停止。在这之前，十一学校每年国家拨款400万元，二十五中每年200万元。政府的奶彻底断了，把本来就不多的 “奶水”可以输送给其他学校了。 

          断了奶，这两个“孩子”却抢吃抢喝地超常发育起来。 

          到2000年9月，十一学校的资产总额达到5800万元，二十五中达到600万元。也就是说，4年后，十一学校一个变三个，二十五中一个变两个。国家不仅节省了 2400万元的财政拨款，而且在这两所学校的资产都实现了起码4年翻番的增值率。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 

          人们忽然发现，两个最先吃螃蟹的人不仅没呛着海水，居然还坐上了航空母舰。 

          ■不屈不挠，连打三年申请报告 

          刘志毅是高中政治课教师，经常要给学生讲解中央文件。1992年年底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把这一条琢磨了好久：如果不打破计划体制的一统天下，教育如何能适应市场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让农民有了种地自主权，企业改革让厂长、经理有了经营自主权，校长是不是也应有办学自主权？他认为可以借鉴企业改革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办法，在学校办学体制中尝试两权分离。 

          1994年，他给东城区教委打报告，申请转制改革。政府不再拨款，同时给予他办学自主权。由于种种原因这份破天荒的报告一直没有回音。一件新鲜事，有时像一道怪题，需要时间解读。 

          1995年，刘志毅打了第二份转制申请报告。报告被转到市教委。当时主管教育的市领导在内部工作信息上看到后批示：“可以试验，要总结经验。”但这一年没有试验成。 

          1996年，他第三次打报告，市领导再一次批示，允许试验。 

          ■三本大账、四本小账，“算”出一艘航空母舰 

          申请断奶申请了三年，为什么？因为那点奶不够喝的。拿那点奶水换来自主经营权，李金初校长认为很值。 

          学数学出身的李金初爱算账，喜欢用数字思考和回答问题。 

          他申请十一学校搞办学体制改革，是大量数字演绎、归纳的理性结果。他前后算了7本账。 

          第一本大账：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4年达到人均3650元，合439美元， 2000年可能达到6400元，约合800美元。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这属于中下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只解决了吃饭穿衣的水平。除了吃穿，剩下用来干别的，就不多了。 

          第二本大账：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1年，发达国家教育公共支出占GNP的比例平均为5．3％，发展中国家为4．1％，而我国1990年是3．05％，1993年是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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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本大账：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2000年基础教育的目标是在全国85％的人口覆盖地区，即在11亿人口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1．3亿人口地区普及小学5—6年义务教育，在6500万人口中普及小学4年义务教育。这是世界上最庞大、最沉重的基础教育。 

          三本大账得出一个结论：国家以极有限的经济财力承担了过重的不相称的教育经费负担。穷国办大教育，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再算十一学校的两本小账。 

          第一本小账：只有吃饭的钱没有发展的钱。每年400万元的财政拨款只够十一学校维持日常开支的1／3。剩下的要自筹。但是，一个校长怎么能满足于每天一开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呢。教育的低投入只能以教育的低水平为代价。 

          8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题词发表。李校长看着学校里满眼的平房、50年代的教学设施，心里很急。他粗算了一下，如果盖教学楼，建图书馆、体育馆，需要三四千万，只靠政府拨款，何年何月？ 

          第二本小账：非重点校得自谋出路。全市有25所市重点校，40所区重点校。假若市里一年扶持一所学校，则需要65年才可能轮上十一学校这样的非重点校。 

          两本小账的结论是：十一学校不能干躺在政府的怀里等、靠、要，应该尝试自己在计划系统外找饭吃。尝试寻找一条公办学校走出办学经费困境之路，既给国家节省开支，还能自我发展。 

          然而，这条路是可行的吗？李金初又算了两笔账。 

          第一，让家庭为子女教育投资是否可行？有学者对北京市160户城镇居民家庭中有收入的386人的个人收入与受教育年限做的相关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年收入平均值增加104元。教育投资是家庭中最长远的投资。 

          另有学者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户均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发现，教育支出占户均收入的比例约为2％至4％。近十多年来，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所以适当提高家庭、个人对教育费用的分担，应该是可行的。 

          第二，十一学校现有的条件实行转制是否可行？1988年到1992年，十一学校已经完成了校内管理体制的改革，竞争上岗，实行满工作量聘用。解决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全体教职员工对改革的积极性被激活了。 

          从1992年开始，学校实行“五自主”改革，即：自主筹集日常办学经费，自主招生，自主用人，自主工资分配，自主教育实验改革。 

          这两笔账的结论是：凭借着十一学校比别人早一点的改革成果，凭借着十一学校40多年公办校积累的良好社会声誉，再加上民营的灵活、高效机制，完全可以走出办学经费困境。国有民办是两种体制的优势互补。 

          ■新生入校了，老师问：“谁当过少先队大队长？”600个初一新生中有57个举起了手 

          二十五中地处灯市口大街，方圆一公里内分布了7所中学。 

          今年5月下旬到6月初，是二十五中招收初中生面试的日子。每天一大早，东城交通大队帅府园中队的民警就在这条街上加岗值勤。这条街一下子涌来几百辆车要停靠。 

          校园里，五位老师一组，十几组老师正在面试考生。 

          考生从一大口袋面试题中摸中一个纸条，打开———“说说你妈妈有什么缺点？” 有的考生一下就傻了。 

          考生不用备考，也无从备考。刘志毅很得意每年由他拟定的这种面试题：“这就是考综合素质。经过这样的考试选出的学生，错不了。” 

          十一学校的招生与二十五中差不多，五花八门，什么都考。用这样的办法在 6000—7000个报名者中挑选出600名初中新生。二十五中今年初一招收的600个新生中，70％是学生干部，一半左右当过“二道杠”，“少先队大队长”有57个。 

          连续三年，这两所学校都是以1∶10的招生比例招收来自全市各个区县的不参加电脑派位的“择校生”。许多希望择校的家长甚至从元旦就开始打听如何领到报名表。 

          据这两所学校今年入学新生家庭情况调查，80％至90％是工薪家庭。 

          家长们用人民币给国有民办校投了信任票。 

          对此，李金初校长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如果说“择校”，孟母三迁时就有了。只要学校的办学水平不一样，择校就会存在。让受教育者有选择学校的权利，应该和让所有人都有权享受教育一样成为教育的基本原则。 

          正是基于满足一部分有条件选择较好教育的社会需求，才有了少量的国有学校转为民办机制的改革试验。 

          这两所学校目前完全依靠学费运转，已进入良性循环。 

          记者在二十五中采访时，刘志毅校长指着正在修建的一座尖顶西洋式建筑说： “这座现代化的实验楼完全是我们自己挣出来的，明年竣工后就可以交给东城区政府了。” 

          不仅仅是一座造价2500万元的实验楼。今年9月中旬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开城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东方大学城”里居然有一座中学校园，28根罗马式廊柱围着喷水池花园，旗杆上高高飘扬着二十五中红、黄、蓝三色校旗。这座占地200亩可以容纳2400名学生的寄宿制学校是二十五中分校，里边教学楼、宿舍楼、实验楼、体育馆、食堂、足球场、12个篮球场，一应俱全。 

          去过欧、美很多国家的中学访问过的刘校长对他的分校很自豪：“我们现在的分校拿到国外也是最好的。”他“野心勃勃”地正在筹划吸引外国中学生到他这儿来留学。 

          ■1999年，十一学校高三毕业生中99％的人考入大学，今年64％的高三毕业生考入重点大学，其中，考入清华大学12人，考入北京大学6人。 

          二十五中今年的480名初三毕业生中19人考入北京四中，35人考入北京五中， 50人考入北京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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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还为经费发愁吗？”当记者不久前，走进十一学校时，往日的一片片平房已消失，一座座新教学楼拔地而起。“你猜我现在最上心的是什么？”李校长反问记者一句。“工商、税务的检查？上级的各种评比？银行上门讨债？”李校长摇头。“都不是，是家长的满意度。”“家长把钱给了我们，我们必须拿出让他们满意的教育回报家长。否则，我们就无法生存。” 

          在刘志毅的办公室里，专门有一个地方收集家长来信，每一封信他都必须处理、回复。他总爱和教职工们讲的一句话是，“别的学校是发工资，我们学校是挣工资，用大家共同的劳动从家长那儿挣。”二十五中还建立了家长听公开课制度，家长可以在每周的任意一天、任意一个课时，走进课堂旁听。 

          ■专家说：“杂交”有优势 

          在9月21日举行的海淀区名校长办学思想研讨会上，北京教育学院教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梅汝莉认为，国有民办制办学体制的改革成功是必然的。公立、私立两种体制的混合，两种优越性都得到了，能办不好吗！国有校交由民办，一步棋盘活了四种社会资源———生源、师源、财源、信息源。这种改革的成功在于它的主攻方向是对的，打破了计划体制下学校管理的僵化和封闭性。使学校和社会之间实现能量交换。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不利用社会力量的教育是无力的教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教育是盲目的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季萍认为，中国的公立学校应该怎么改革的问题有点像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给学校更多一些自主权。十一学校、二十五中的成功不就是因为海淀区、东城区政府给了他们自主办学的政策嘛。 

          海淀区教育工委书记南顺弟认为：家长们不仅可以用人民币投赞成票，还可以用脚投反对票（转学）。学校心须学会在市场中生存、发展。 　　 　　全市民办公助校情况 　　截止到1999年10月，北京市共批准35所“民办公助”中小学试点校。其中“民办公助”普通中学约占全市同类学校总数的4％。 　　其中教职员工中研究生、本科生层次人员比例分别为1．2％和49％，学历层次略高于公办学校。 　　1999年共有在校生5300余人，学生与教职员工比例为8．2∶1，学生与专任教师比例为13∶1。生师比高于公办校。 　　“民办公助”学校收费高于公办学校规定收费标准（小学杂费160元／年，初中杂费320元／年，普高杂费640元／年），低于私立学校收费水平（一般小学为 5000—20000元／年·生，初中、高中为7000—20000元／年·生）。 　　35所“民办公助”校吸纳社会筹资2．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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