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志

      沈从文通过《边城》所要表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观念或曰思想倾向呢?这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他对当时文学创作及批评的态度，以及他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做人原则”基础上的创作原则和审美理想来考察。

      沈从文是抱着对新的人生和新的世界的热烈追求与向往，才从荒僻、闭塞、落后的湘西赶到大都市的北京的。然而，迎接他的并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而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们共同统治下的黑暗天地。他曾经自认为一旦脱离了他过厌了的卒伍生活，便可以永远地告别愚蠢、残暴与屠杀，没想到他被迫接受的却是另一个更加丑恶的现实，更加耻辱的人生。他每日每时目睹的是一群自私、懦弱、虚伪、卑鄙却又冠冕堂皇、假冒斯文的灵魂。好在五四运动创造的精神成果并没腐败变质，继续给予他巨大的思想启迪。他在偷食了这批“禁果”之后，愈来愈坚信，眼前这个黑暗社会旧有的一切实在不能也不应继续存在下去了。我们这个老大的国家要脱离目前的苦难，惟有重造有形的社会和无形的观念。因此，重造国家、重造民族品德成了沈从文最热切、最坚决的追求。接踵而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疑将中华民族的命运进一步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民族的灾难与屈辱又更加坚定了沈从文以重造的经典去改造国家、重塑民族品德的信念。他于是一面以冷峻的目光审视当时的上流社会，一面努力地实践着新经典的重造。他说：从“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推行。……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的年龄恰恰在两者之间。一年来战争的结束，感觉生命已得到了稳定，生长了一种信心。相信一切由庸俗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为工具，去摧毁重建。”他提出“新经典的原则”是引导读者“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是对读者“牺牲心的激发”，是使读者“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

      为此，他一面以愤怒、颤栗的感情，选择男女关系为解剖的切入点，对都市上流社会“庸俗小气自私市侩”的众生相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画，另一方面他又把探寻的目光转而投向他早年生活过的那个“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浪漫与严肃”的湘西社会，凭着他对故乡下层人民怀有的那份“无可言说的温爱”之情，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对那里的风物人情唱出了一曲又一曲心灵的恋歌。而《边城》正是其中最优美动听的一支。尽管《边城》所叙写的故事在当时的湘西也已成了“过去”，因为二十年来在“时代大力”的压挤下，湘西“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遗”，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惟利惟实庸俗人生观”，“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但是那刚刚逝去不远的美好的“人生形式”毕竟在湘西的一隅存在过。如果用笔来描绘这个“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时，沈从文自信，不管他的那枝笔如何“笨拙”，“尚不至于离题太远”。他说：由于自己所写的人物是正直的、诚实的，他们“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所以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这就表明《边城》所写的生活绝不是凭空的杜撰，这里的“人性”“人情”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的当时当地人民的人性与人情。结合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和他创作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题材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他创作《边城》的用意在于要跟两种现实进行“对照”：一是用“边城”人的淳朴、善良、正直、热情跟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自私、势利、男盗女娼相对照；二是把湘西社会的“过去”与“当前”相对照，即把过去的“人情美”与今天的“惟利惟实的庸俗人生观”相对照。在这两种对照中，使人们能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从而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

      这里我们不应过多地纠缠于依靠沈从文所提出的经典重造的方式能否真正实现国家重造和民族品德重造这个问题上，因为作家毕竟不是政治家。作家的构想常常不免带有某些梦想或幻想的成分，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童心幻念”的表征。但是这种设计或梦想，其目的却是为了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因此，那种武断地认为沈从文的这种追求和信念只是为了更有效地逃避现实或有意地粉饰现实，显然是不能令人置信的。

      其实，沈从文又何尝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改造社会的方式在当时很难实现的前景呢?正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前景的暗淡，所以他才把他的改造社会的理想看成是一个“过分认真”的“傻头傻脑”的“乡下人的打算”。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边城》，使人读后总在获得美的感受的同时，感到一种忧伤、悲凉和惆怅，总感到他所描绘的明丽景物和温暖人情上，笼罩着一种似雨似雾、挥赶不去的阴湿与愁苦，总隐隐地感到作者沈从文在有点强作欢笑。沈从文是一个诗人，所以他以诗人的敏感、诗人的情绪、诗人的幻想真诚地描绘着他心目中深藏已久的情感记忆对象，编织着一幅与现实人生完全不同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他同时又想担负起一个思想家的担子，想为我们的民族寻找出一条摆脱“堕落趋势”的路途，他感到力不从心，他感到痛苦，感到寂寞，感到前途的无测。他的这种心绪辐射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于是就产生了老船夫的“一切要来的都得来”的无奈心声，产生了少女翠翠“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不测的等待。他们在对人生的感悟上正跟作家的心绪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呼应，或者说他们正是沈从文寂寞却又执著追求的个人气质外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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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家炎先生指出：“沈从文的长篇《边城》，则蕴蓄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不但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而且翠翠、傩送的爱情挫折象征着湘西少数民族人民不能自主地掌握命运的历史悲剧。”如果把严先生的上述提示结合于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边城》蕴含着表面和深层的两种结构。它的表层结构，是一个处处由“偶然”支配的美丽动人而略含凄清的爱情悲剧故事。叙述的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而它的深层结构，则整体地象征着作家企图用民族的“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重造民族品德的热切愿望，以及这个愿望在“堕落趋势”面前显得无可奈何的孤寂与苦闷。许多评论者的失误就在于他们仅仅依据着这部作品的表层结构，对它作出的又只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解。

      如果说沈从文怀着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通过《边城》的人生形式的描绘，目的是有意跟上文我们所说的两种人生形式形成对照，那么，出于一贯“艺术独立”的原则立场，他创作《边城》还有着另外一个更加深沉的目的。这就是有意向当时片面理解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取消艺术创造规律，对文艺现象作庸俗社会学理解的不良社会风气的挑战。请看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的一段话：

      这作品从一般读者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得这是民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我本来就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不过这本书一到了批评家手中，就有了花样。一个说，“这是过去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一个却说，“这作品没有思想，我们不要”。很凑巧，恰好这两个批评家一个属于民族文学派，一个属于对立那一派，这些批评我一点儿也不吃惊。虽说不要，然而究竟来了，烧不掉的，也批评不倒的。

      这说明当时文学批评中对立的双方都对文艺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理解。他们为了“一时宣传上的成功”而要求作家按照他们“预定的形式”去写作，他们都要求作品必须“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针对这种对作品的内容、题材乃至表现形式上的“千篇一律”的要求，沈从文回答道：“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文学事业是一个极需个性的事业，一切作品都实际上“浸透作者的人格和感情”。况且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生来说，一个作家能够用笔写到的只是其中很窄很小的一点点。因此，沈从文说：“我所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否定作品必须有血、有泪，否定作家按照“预定的形式”去炮制赝品，绝不意味着作家可以“遗世而独立”，可以置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于脑后，走“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恰恰相反，沈从文一贯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而这种“向善”又不仅仅是“属于社会道德方面‘做好人’为止”，而是能让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到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这就是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基本看法。为此，他在《边城·题记》中热情地表示愿把他的这本小书奉献给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用来重新“点燃起青年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这大约也是《边城》思想倾向的另一个方面。或许也就是汪曾祺认为《边城》“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的理由。

      (选自《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