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xuhonghui 邮箱：67xhh91xxh@163.com 

钱理群 

  

  简直不敢相信，这厚厚的六大卷书竟出自于一位普通的中学老师一人之手。——我编过类似的中学生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我们是动员了十多位朋友，先后折腾了两年，才编出来的，其中的艰苦，我是深有体会的。因此，我懂得这数百万字的份量。 

   我更惊异于编著者给他的孩子，以及我们这些成年人，展现了一个如此广大，如此丰厚，又如此美好的人文空间。这些天，我都徜徉其间，如痴如醉，乐不思出，它让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战争的疯狂，病毒的猖獗，以及自己身体的不适。我深信，编给中学生读的书，要让孩子们喜欢与感动，首先我们成年人自己要喜欢与感动；自己不喜欢、无兴趣的，千万不要硬塞给我们的孩子：这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 

    对于一直在关注、思考中学语文教育的我，这套书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当我发现在许多重要的教育理念、编辑思想上，我，以及我们《新语文读本》的朋友与本书的编者严凌君确有相通之处，自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欣慰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反映了一种共同或类似的教育思潮的；而当我进一步发现，严老师的思考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更为深入，有许多属于他自己的独立创造与开拓，更是感到由衷的喜悦。这正是我要感激严凌君先生以及他的学生的：他们的试验激发与深化了我的思考。于是，我一边读，一边随手记下了不唤自来的种种感想，思绪，现在整理成文，就算是我的读书笔记吧。 

               （一） 

   严凌君在他的《化育天下学子是读书——“〈青春读书课〉读本”的思路与探索》里，一开始就谈到了“两种‘不读书’的学生”—— 

  “这样的学生是常见的：自入学以来，接受十二年的系统语文学习，但高中毕业了，却仍然没有学会读书——既没有自学的兴趣，也没有读书的方向，更没有读书的方法与审美意识。一个连书都不会读的中学生，它接受的语文教育是合格的吗？ 

  “另一类学生功课优秀，考试分数高，能够顺利考上大学——目前形势，绝大部分是进修文科之外的专业，有可能，他们一生的人文功课，就是中学时代那几本教科书。此后，它可能再也没有兴趣去看那些非专业的不实用的‘闲书’，从此与文学和文化名著绝缘。在个性和人格养成的青春岁月里，极少有过人文的阅读与思考，这样一批批‘优秀’学子的‘精神家园’何在？中学语文教育是否存在严重失职？” 

   这或许正是严老师立意开设读书课，编选教材的最初动因吧。——也就是说，他的试验是有极强的“问题意识”的。 

   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以至我们的中学教育在哪里出了问题？——这自然是一个大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例如严老师在《呼唤志同道合者》中，就连提了两个问题：“我们教书的目的是什么？是考试还是育人？”“学生求学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一架升学的机器或是 一个通过学习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个人？”这都是全局性的。而这里，严老师又从语文教育，更具体一点，是从阅读教育的角度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读了十五年的书，还没有养成读书的兴趣与习惯，也不会读书。这不仅是吕淑湘先生早已指出的“少慢差费”，更是我们没有为学生的终生学习打好底子。——这本是中学教育，特别是中学语文教育、首先是阅读教育的基本任务。 

   另一方面的问题，发生在“高分”学生身上，在“分数决定一切”的当下中国是更容易被忽略的。我们也有过“高分低能”的说法，但却对“高分”而“失精神”的现象视而不见。严老师问：“这样一批‘优秀’学子的‘精神家园’何在？”这绝非耸人听闻。其实这样的警钟早已敲响了。我注意到在严老师指导的深圳育才中学的《春韵》网站有过关于“刘海洋事件”的讨论。一个以高分进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竟然残忍地杀害动物，正是暴露了“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意识的缺失，“与自然、人和社会和谐相处”的基本素质的缺失，这样的人文关怀的缺失，说到底，就是“精神家园”的缺失。在此之前发生的北大高才生因个人生活稍受挫折就将自己的美国教授与同事残酷枪杀的事件，以及国内多次发生的中学生杀害同学、父母的事件，更是以血的事实警示我们，只关心学生的“分数”，而不关心学生的“心灵”的“教育”，将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 

   正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严老师的“读书课”就显示出了它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一位听课学生的反应，让我深受感动—— 

   “读书课给予了我们一个和伟人交流的机会和氛围，再不是和网友胡侃，不是包围在理化题海里，不是每天重复过着日子，平庸地思考。它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人，在思考着这么一些问题，发现原来世界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知道原来我们祖先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老师的一句解说让我们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引起太多太多的思考——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在读书课上，让我肯定了许多问题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思考的价值，想象的价值。而在以前，我都是有所怀疑，或是轻视的。读书课令我有了另一种思考，开始隐约地思考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原来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那么一点精神的支柱；懂得不仅需要知识武装自我，还需要有精神来升华自我”。 

   这里，谈到了中学生中所存在的对“文学的价值，思考的价值，想象的价值”的“怀疑”，这是特别应该引起重视的。我收到过不少中学生的来信，他们大体上经历过这样的思想变化过程：开始盲目地相信老师、学校、成年人教给他们的一切；然后，因某种机缘，发现其中有不少谎言，于是，开始怀疑，进而走向极端，就出现了这里所说的对一切价值的怀疑，以至过早地“看透”一切，于是，开始以调侃的态度，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而且这样的现象还往往出现在比较敏感，甚至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所谓“早慧”的孩子身上，这又是另一种形态的“失精神”，“精神家园”的失落。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这是“成年人说谎，演戏，在子孙后代这里遭报应”，这确实令人恐怖。这样的在年轻一代中越来越有“市场”的虚无主义倾向，是应予以高度警惕的。因为历史经验证明，这样的虚无主义是很容易走向对强权的依附的：寻找支撑自己的“归宿”，这本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欲求；当个体生命因虚无主义而陷于极端悲观、绝望、孤独时，是很容易被充满自信的强有力者的坚定、决断所吸引，进而被其俘虏的。一个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人格的。这是２０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悲剧，不能再在我们的后代身上重演了。严老师的读书课正是筑起一道精神的堤防，以抵御专制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对年轻一代的侵袭，其意义确实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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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这是与根深蒂固的社会思潮的对抗，而我们的学生又非生活在真空之中，严老师们的努力要真正为学生所接受也并不容易。于是，我注意到严老师和他的学生的一场网上论争。一位学生没有去听严老师以“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为主题的读书课，并且在网上发帖说明缘由：“我不去是因为不想使自己更痛苦”，“只有少数人的反思只能使高尚者更痛苦，使卑下者更快乐”，“我不来上这课，也是对中国民众的愚昧和麻木的抗议”。严老师在回贴中首先表示“谢谢你坦率地发表意见。正如伏尔泰所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表明这是一个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讨论。但严老师仍然严肃地指出，“从屈原以来，凡是有思想的中国读书人，都爱说‘世人皆醉我独醒’之类的自我标榜的宣言，然后怀碧自珍，浊者自浊，现实并没有丝毫改变。这是中国文人传统中非常可怕的一种思想毒素，到了你们这一代，还要继续中毒下去吗？”他强调：“历史是在反思中进步的，任何一个有能力的人拒绝反思都将使我们民族失去改进的微小机会。而且灵魂的拷问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并不能因为没有人赞赏和跟从而放弃”。“我们没有时间等到所有的中国人都吃饱了，再来顾及灵魂。那时候的‘灵魂’除了酒囊饭袋还会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时间等待，我们没有机会等别人来开头，如果我们真的清醒，就该自己来开头！”——我完全能够理解严老师对“自命清高”背后的“冷漠”的强烈反应：我们周围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自认有“高智商”，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冷眼旁观现实，自己不屑介入不说，还将一切介入者视为“幼稚”，甚至斥之为“作秀”。在我看来，这也是另一种形态的“失精神”。问题是这样的冷漠之风已经袭入了年轻一代的心灵，他们本应是意气风发，热血沸腾的。因此，当我听到我的学生半是崇敬半是嘲讽地称我为“老天真”时，我的心里是又紧又冷的。于是，严老师的下列呼唤就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 

   “年轻人心地还柔软，有机会不变成木乃伊，趁早给自己的精神家园播种，你未来的人生和我们民族的未来就有希望”。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严老师的理念已经被他的学生所接受，化为学生自觉的行动。在他指导的《春韵》网站的“编辑手记”中这样写道：“不成熟，正是青春的至纯至美。一切都还没有定型，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还可以从头设计。无数的可能性，无尽的选择，无可限量的未来，都在今天蕴藏。趁着心地还柔软，我们为自己的未来播种”。一位学生听了严老师的读书课以后，有了这样的感悟：“长久以来，我对于家园的理解是很具体的：地球——人类的家园，团体，家庭——个人的家园，直到读到这段文字才猛然发现，原来精神也有家园，也需要归宿。这一切从《白话的中国》开始。读着这些最优秀的文章，仿佛在跟睿智的大师们进行心灵上的交流，那些或优美或富有哲理的文字，充实了我的头脑，丰富了我的思想。由此，我开始构筑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依托和心灵的归宿”。 

   这里，所提出的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命题：中学阶段，正是人生的起始阶段，是人的个体生命的“童年”，与人类生命的“原始”时期有一种同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学校园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是一个“精神之乡”：从这里出发，又最终回归于此。而中学生活与人际关系的相对单纯，无邪，明亮，充满理想，就使得中学时期更是人生中的“梦之乡”，它不可重复，留下的却是永恒的神圣记忆：一个人有、还是没有这样的神圣记忆，是大不一样的。中学阶段“开始构筑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带有梦幻色彩，但却会为终生精神发展垫底，成为照耀人生旅程的精神之光；而且可以“时时反顾”，是能够“反归”的生命之“根”。在这个意义上，中学教育的影响是辐射到人的一生的，通俗地说，是“管”人的一辈子的。严老师的一位学生，中学毕业以后远离家乡留学澳洲，但他说：“人在澳洲，心里想着的仍是育才的读书课”，他因此将中学的这门课程称为“永远的读书课”，对于他，以及所有的育才之子，中学校园是永远的生命的归宿：中学本就应该承担“精神家园”的教育功能。 

   至于严老师和他的学生一再说及的“心地柔软”，则是强调在中学时期建构精神家园的可能性。中学生一切尚未定型，具有较大的可塑性，用严老师的说法，就是还没有成为僵化的“木乃伊”；而且相对地说，较少受到污染，精神处于相对清洁的状态，也即较多地保留了生命的原生状态，精神之路尚未被各种垃圾堵塞，也就具有了较大的开放性与可吸纳性。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则突显了教育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学校给予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好的中学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是不会过分的；老师的某一句话，学校的某一次活动，影响学生终生——决定他职业的选择，人生的道路，以至命运，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几乎每一个过来人都可以举出许多例证。这实际上是加大了中学老师的责任：在构建学生的精神家园方面将发挥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如严老师所说：“全国数千万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应该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孵化器，我们希望下一代成为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努力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严老师们”的重要与价值也正在于此。 

                 （二） 

   如果前述命题可以成立：中学应该承担引导学生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责任；接下去的问题是，中学语文教育，或者说我们这里着重讨论的阅读教育，在构建学生精神家园方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发挥作用？ 

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包含了一种自我警戒：不能过分夸大了语文教育的作用，以至使其负担过重；但同时不能否认的却是语文教育在构造学生精神家园方面，确实有其特殊的“优越性”，我完全同意严老师的这一意见：在中小学所有的课程中，语文课所担负的传播人类和民族文化的功能是首屈一指的，而文化正是语文课的“内核”。这就是说，语文课主要是通过人类与民族文化的传承，来引导学生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而这样的传承又主要是通过经典名著的阅读来实现的。细读严老师关于他的教育追求、设想的文字，可以发现，他有两个梦：一是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构建学生自己的精神家园”，一是“创建一座书香校园”，这两者是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的，严老师一言以概之：“在阅读好书中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正是贯穿这套《读书课》系列教材的基本理念。 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们说得已经很多的“读书”的意义的并不寻常的理解。在《人间的诗意——人生抒情诗读本》的一篇导读里，严老师这样写道—— 

   “许多人专注于平面的生活，他的生存空间是可以按平方米计算的，除了他的眼睛看得见的屋舍、田园，除了他足迹踏上过的街道、城市，他没有别的空间；他的生存时间是可以用时钟来计算的，他只懂得活在今天，他的想象力很少涉足遥远的过去和未来。其实，一个人可以拥有一种立体的生活，当我们不只是用肉体，而且是用灵魂在生活的时候，人的心灵所能容纳的世界是没有边际的，当它穿梭古今、漫游在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精神空间，在生命中自由轻翔的时候，人就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滔滔不尽的时间之流，在短暂中体验到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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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平面折向立体生活的最方便的秘密通道，就是书籍。除了大地存留的化石和遗迹，书籍是人类记忆的最重要的物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而且是由无数代人有意识地保存下来的记忆。它们构建了人类的第二生活，比专注现实的平面生活丰富得多的立体生活。当我们阅读书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重新经历书中的生活，无量数的书籍，为我们提供了无量数的生活”。 

   这里所提出的“平面的生活”与“立体的生活”即“第二生活”的概念，是颇具启发性的。“平面的生活”是受具体的时空限制的，是偏于肉体的，物质的；而“立体的生活”则是精神的，心灵的生活，是超越时空的。特别是中学生，就其“平面生活”而言，显然是更为狭窄有限的；但却可以通过“书籍”这个“秘密通道”，打破时空的限制，“穿梭古今，漫游于人类所创造的精神空间”，这不仅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精神生活面：“无量数的书籍，为我们提供了无量数的生活”，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精神生活的质量：在与创造人类与民族精神财富的大师、巨人的对话中，“重新经历”他们在书中所描述的生活，自会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这样建构起来的精神家园，尽管需要通过学生今后一生中的实践，不断加入其自身的人生经验，生命体验，才能真正化为其自身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起点上通过阅读打开一个足够辽阔的文化空间，进而达到精神空间扩展，这对其终生发展中生存空间的扩展，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严老师的读书课的另一个重要理念：培育“贵族”精神。这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概念；其实，周作人当年曾有过一个介说，他说，所谓“贵族精神”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不满足于“现世的利禄”，而“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是一种“超越现代的精神”（参看《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鲁迅也有一个观点，他说，“向上之民”总是“欲离是有限相对的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写到这里，又突然想起我刚读到的与严老师同在广东省的东莞中学的马小平老师写的一篇文章，转引了他的一个学生写的一段话：“我们需要宁静，需要仰望天空。我们要明白还有一种不同于大地上的庸碌、琐碎的生活。尽管世界已失去了温存。可我，仍执著地把信仰的头高高仰起”（参看《追寻意义——一个中学老师思考和言说的个案》）。按我的理解，周作人、鲁迅、严老师，以及马老师的学生所说的，基本上是相通的——当然，也有区别，比如，周作人认为，贵族阶级因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因此，较容易有超越现实的追求；而鲁迅则以为即使是普通的平民，也会有“向上”的追求，这几乎是出于人的本性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小时候总喜欢仰望天空，远山，对“天边”、“山外”有着神秘的向往。问题是，现在的孩子，特别是城市里的孩子，早已失去了这样的“远方”感，失去了对“无限绝对之至上者”的向往与追求。这里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我们教育上的问题。我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消解神圣，消解痴情、激情，消解浪漫、理想的追求，最终要将人的精神消解殆尽的时代”。我们前面所说的“实利主义”，最终也是要导致人的充分物质化、平庸化的。而我们的“压缩饼干”式的教育，山也似的作业、考试早已将孩子的时间、空间挤压到了近乎零度，何暇、又到何地去“仰望天空”，他们已经被剥夺了这样的自由与权利。另一方面，如严老师所说，“在当下这个信息时代，学生面对的诱惑信息大量激增，选择什么来充实自己，常常是跟着感觉走，未成年的人判断力薄弱，他的自我选择多是从俗——追逐流行文化”。这是一个新的教育课题：我们不能一般地否认流行文化，它在对孩子的教育上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但也应该看到，流行文化即使其最好的方面，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平均水平的反映，如果只是用这样的流行文化来滋养我们的孩子，就必然导致文化的贫血症与精神的平庸化与鄙俗化。因此，健全的教育，就应该为孩子提供广阔的文化空间，在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形成某种张力；而按我的理解，学校教育，课堂的语文教育，应以向学生提供高雅文化的滋养为主，同时对学生课外对流行文化的吸取进行必要的引导。在阅读教育中，我们之所以提倡阅读经典名著，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但正如严老师所说，如果不在实践中加以落实，“读名著将是一个‘空对空’的希望”。严老师的“读书课”正是这样的自觉实践：他以培育学生的“贵族”精神为目标，就是要对抗挤压式的教育对学生想象空间、思想翱翔空间的剥夺，还学生以自由；就是要对流行文化形成一种制约性力量，让学生明白“还有一种不同于大地上的庸碌、琐碎的生活”，引导学生“仰望天空”，在平庸的现实中，追求前面所说的精神超越的“第二生活”，构造一个“立体”的精神空间。一位语文老师在听了严老师的课以后，这样写道：“无论是读书，还是听课，我都有一种灵魂被净化，精神被提升的感觉。他把人类关怀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作为人应有的尊严与崇高”。严老师自己还有一句话：“目的就想还语文教育一个应有的崇高地位——引导学生为自己的心智成长而读书，为健全的青春和丰富的人生而读书”。严老师的读书课正是这样的课程：它给学生以智慧，它提升了学生的精神境界，同时也恢复了人（教师与学生）所应有的，以及我们的语文课应有的尊严与崇高。 

   这里，也许还要作一点必要的补充：强调“贵族精神”，绝不意味着对平凡人生的贬斥或否定。这也是严老师教育理念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他特意选择，并且在读书课上深受学生欢迎的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里，就有这样的明确表示：“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所要构建的正是“俗人”的，也即所有的平凡的人所应有、也能有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说他是“用宁静的童心来看”人文之路的，严老师则将其概括为“回到常识”：“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正是这只“蓝蜻蜓”与这朵“牵牛花”感动了许多听读书课的孩子；一位学生这样写道：“但愿，走到生命尽头时，我能够说，我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这蓝蜻蜓与牵牛花都象征着生命的自然成长，而所谓“回到常识”，其实就是回到人的生命本性。于是，就有了“凡人天使”、“凡人英雄”的说法：在《成长的岁月》卷里，选了一篇题为《天使之举》的文章，讲一位少女为了保护一棵巨杉不被砍伐，居然在树上住了两年，严老师在“导读”里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位少女“想维护的，其实是人和自然唇齿相依的古老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切都被当作商品的现代社会，是‘不正常’的；这种行为，在要求孩子唯命是从——唯成人和社会之命是从的中国，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她不属于现代，更不属于我们，‘因为她的天使’，一个凡人的天使。但是，人的本性的善良，无风古今与中外，人皆有之。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中国，正期待一个个这样的‘天使’降临”。还有一篇文章讲一个“认真地对待他的‘牛肉面’的老师傅”的故事，作者说：“这原是生命里的另一种坚持”。严老师在“导读”里则称之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位凡人英雄”，并且发表了如下议论：“你能否设想，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凡人，也可以是英雄？只因为他身上具有作为‘人’的伟大素质，比如诚信、认真、负责、善良、友爱、孝慈、自我牺牲等等，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素质，建设着我们每天所过的生活”。这是确乎如此的：我们前面所说的人的尊严与崇高正是存在于普通人的身上，并且是由他们来维护的。因此，我们的教育，正是要引导孩子去努力发现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人（当然也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严老师在《人间的诗意——人生抒情诗读本》卷里，特意选了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的《世上每一个人都特别有意思》，并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世界上每个人都特别有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那些平凡的人，全有自己不平凡的世界——自己的初雪和日出，自己的初吻和相思，自己的爱恨情仇，自己的秘密国土。因而，一个人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世界。请慎重书写你的世界史。” 

   最后还要说一点，严老师关于“在阅读好书中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理念背后，自然包含着他对语文教育的性质、功能的认识。他认为应该“从汉语、文学、文化三个层面来理解语文课”：“正确、纯洁地使用汉语，是语文课的最低要求”，但“它一旦变成最高要求，实际就降低了语文的价值”；因为“语文的精华在文学”，“要领悟汉语言文字的美和灵性，唯一的正道是多接触汉语言文学经典”；而“语文课在打通‘语言’关、打开‘文学’之门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的一条线索是‘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严老师将语文“教育目标”定为“会汉语的人，有汉语文学修养的人，以及读书种子或思想种子”三个层次，并且声明，他所编写的“读书课”系列读本的“培养目标是第二、第三个层面的人才”。这就规定了他的读本的特色，从另一面说，也是一个限制：它是在学生基本上过了语言关，能够正确使用汉语的前提下，为了进一步满足孩子的精神发展需要而编写的，因此，它在整个语文教育体系中，是一门选修课的教材，或课外读物。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尽管我也同意“正确、纯洁地使用汉语，是语文课的最低要求”这一说法，但如果了解语文教育的实际，就会知道，从全国范围来看，真要达到严老师所说的第一层次的要求，还需要作许多艰苦的努力。而且，在我看来，即使是进入第二、三层次，也不能忽视语言的教育，严老师强调他的读书课要引导学生感受与领悟文章的思想之美与文学之美，或许还应该加上语言之美，这三美之间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的。而且就我们强调的“构建精神家园”这一命题而言，“汉语家园”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这一点，严老师其实也有精彩的论述。读本里有两篇选文特别让我感动。一篇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绝命书》。在上一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因反对法西斯而被迫流亡巴西，最后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作出这样的选择，最主要的原因，就像严老师在“导读”里所说，“茨威格是一个德语作家”，“流亡巴西的茨威格，仍有作品在英语世界流通，但他感觉漠然，他焦心的是他的作品在母语世界的被禁。所以，在非常冷静的状态下决定自杀，并写下了这份《绝命书》时，他已经明白无误地说出了告别世界的致命动机：‘与我操同一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也已自我沉沦’”。这是一个血的警示：“母语，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家园，是一个人存在的永远的皈依”，一旦失去了与母语的血肉联系，人的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此，当我在《白话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读本》里读到欧阳江河的《汉英之间》，是受到了灵魂的震撼的：“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汉语里幽居，＼与众多的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并看着更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从一个象形的人变为一个拼音的人”。严老师说得很好：“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生存之本”，“英语作为世界性强势语种，对汉语的侵犯已是大势所趋。怎样在文化大融会中不失民族本色？这是诗人对国人的郑重提醒”；而我却想着我们中学语文教育的责任：如何引导孩子感悟汉语之美，感受正确而自如地用汉语表达自己的快乐，建立与母语的血肉联系，将母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根扎在心灵的深处，并在此基础上构造起自己的精神家园。——或许这才是我们的语文教育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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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确认了“在阅读好书中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目标以后，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给孩子提供足够广阔与自由的“书籍世界”，以便使学生在足够广阔与自由的文化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为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打下坚实而宽厚的基础。这就涉及到这套读本的选文原则与总体结构。 

严老师这样概括自己的“编撰的基本思路”：“坚持民间立场，开放的视野，丰富的信息，兼顾文学之美与思想之美，提供精要的思辨材料，展现人类广阔的精神空间”。而我更感兴趣的是，编选的实践中所体现的某些原则。其中有两点特别引起了我的思考。一是“从民族与人类文明的源头选起”。《人类的声音——世界文化随笔读本》一开始，就选了《旧约》、《希腊罗马神话》，以及基督教经典、佛教经典、伊斯兰教经典与中国儒家经典的片断，这是显示了一种眼光的。人类文明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人的个体生命的精神也有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不可随便跨越的；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经典的阅读，就是引导学生进行思想、文化的循序渐进的“历史长河”的跋涉，使学生“重新经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从而使自我精神与人类文明的历史取得同步的发展，真正作到将人类文明成果的精华尽量广泛而全面的吸取，这或许是一条比较健全的精神发展之路。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一些阅读现象的忧虑：有不少孩子，特别是一些“早慧”的孩子，当他们不满足于甚至是反感于学校教育，开始到课外阅读中去寻找精神的出路时，往往首先接触的是一些批判性、消解性极强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这或许有助于他们的独立思考，但因为不能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来理解这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缺少与之抗衡的另一种精神力量，底蕴的不足，就很有可能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消极面发展到极端，前面所提及的部分中学生中的虚无主义、玩世主义的倾向的产生，就与这样的一种阅读选择有关。这就提示我们，一定要引导学生以开放的心态吸取多元的文化，使其精神结构中形成相互补充、制约的张力；即使是最好的文化，单一的接受，都会导致精神的狭窄化，而且很容易将其绝对化而陷入盲目性。这是从作为接受者的学生这一面说的；作为引导者的教师、编书者，也同样需要警惕，不要用自己的文化选择，以至价值取向来代替学生的自主选择。严老师曾说，这套读本是他送给学生的“礼物”，那么，把自己最喜爱的作品作为首选，或作详尽的介绍，都是很自然的。于是，就选了一般选本中少见的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而且破例写了长达五千字的“导读”，并且深情地回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如何陪伴自己度过“惶惑的青春”。还有海涅的这首《你是鲜花，你是亲爱的孩子》，短短的十六行诗，严老师却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二千余字的《海涅——爱神悲悯》。这些地方都是严老师的真诚、可爱之处。大概也只有这样的私人独家选本才能做到如此的个性鲜明。但这样的“自我表现”又应该是有节制的；严老师似乎也自觉于此，他的读本并不局限于个人的爱好，而竭力选录各种思想、风格的作品，总体说来，给孩子提供的是口味不一的精神盛宴，但我仍觉得还可以更加“兼容”，在所涉及的精神命题里，把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抵牾的思考、见解，都呈现在孩子面前。教育者的责任是为学生创造一个尽可能开阔的思想平台，让他们独立地思考，自主地选择；而不是将我们自己的思考结论灌输给学生，更不是把我们自己的选择强加给学生。作为共同的思想与文学的探讨者，我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当然会对学生有启发，甚至有某种引导作用，但却不能代替他们自己的思考与选择。我读严老师写的“导读”就有这样的感觉：他几乎是用独白的方式，倾诉着自己对选文的独特感悟与理解，其中有许多思想的闪电、火花，足以使读者、听者眼睛为之一亮；但却没有任何强制接受的压迫感，不过是教师“姑妄说之”，学生也“姑妄听之”，在毫不经意之中，实现了思想的交流，沟通与碰撞：这应该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教育境界。 

   作为一个系列读本，如何将选文组织成一个有机的结构，这也是最能显示编选者的眼光与功力的。严老师的这套读本共分六卷；按我的理解，似乎可以分为三大板块。初级读本第一卷《成长的岁月——我的学生时代读本》与初级读本第二卷《心灵的日出——青春心智生活读本》，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生命读本”，是和学生一起讨论他们在从童年到少年、青年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精神命题。其中贯穿着在我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两个教育理念：“成长的权利”与“敬畏青年”。 

   在《成长的岁月——我的学生时代读本》一开篇，就如此深情地写道：“人的成长是一件奢侈的事。在所有的动物中，人是孕育期最长的一种，人的学习生存技能的时间也最长。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一个人的学生时代也日益延长。从出生到大学毕业，一个人要用二十几年来求学，在这个期间，他无须对社会有所贡献，他的任务就是学习、成长”。这是一个高屋建瓴的判断，一语道破了学生生活的本质。于是，就有了“成长之美”与“成长的感觉”：“青春的美就在成长”，“成长的感觉，外人看来，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喜悦；自己体会，则有蛹虫化蝶的痛苦和新鸟破壳的挣扎”。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成长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就是探索、发现和成长的权利”，“充满神秘的世界，是可爱的世界；永存好奇的童心，是可爱的赤子之心。让世界永远保留一点神秘，让心灵永远保留一点好奇，不要轻易就把世界‘看透了’”。（亨利．博斯科：《大河的魅力》“导读”）。这里所说的“探索、发现与好奇”，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与劳动的原动力，是蕴含了文学艺术、科学、教育，以至人生的真蒂的，也正是成长的秘密所在；而现在，严老师将其提到“儿童权利”的高度，是直指当下中国教育的弊端的，“不要轻易就把世界‘看透了’”一语内含着深切的沉痛之感：应试教育的最大问题正是对学生“好奇的童心”，探索、发现的欲望与激情的压制，是对青少年时代最可宝贵的天真、坦诚的“赤子之心”的戕害、扭曲，其实质就是对我们的学生“成长的权利”的侵害与剥夺。因此，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不过是要把“属于孩子的还给孩子”，恢复他们在“探索、发现与好奇”中“成长”的权利。严老师的读本也就找到了一个基点，就是如何诱发青少年天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探索与发现的激情，并提高他们探索与发现的能力。这其实也应该是中学教育，以至一切教育的基点。 

   《成长的岁月》“前言”里，还有一段话也引起了我的注意：“青春时代不只是为了成年生活做准备，它不是一个过渡的时段。青春时代，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热情洋溢的日子。最多的梦想，最纯的情感，最强的求知欲，最真的人生态度……，让我们一边欣赏自己青春的美，一边为自己的未来播种”。于是，就有了关于所谓“成熟”问题的讨论。史怀哲，一位法国医生，在非洲建立丛林诊所，为贫民义务服务一生，１９５４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他写了一篇文章，宣布“我本能地防止自己成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成熟的人’”。此说引起了严老师（也许还有我）强烈共鸣，将此文选入读本，并作了这样的“导读”：“在青少年时期，许多人都有过狮子般的雄心，成年以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大多数人却像老鼠一样萎萎缩缩地活着。原因是：他们‘成熟’了。什么是成熟呢？史怀哲的定义是：‘贫乏、屈从和迟钝”，‘顺从命运的理性化’。人类社会从来没有按照理想的方式存在过，维持社会平衡运行的只是一些最低级的生存原则——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无暇顾及人的天性的发展。……它本能地吞噬青年的梦想，用约定俗成的规矩、用残酷的生存竞争，打磨你生存的锐气，砍去你标新立意的枝条，最终把你变成一个成熟的庸人。……史怀哲比喻道：‘为了能够更好地经受生活的惊涛骇浪，他减轻了自己生命之舟的负担。它抛弃了被认为是多余的财富，但任掉的实际上是饮用水和干粮。现在他轻松地航行，但却是一个受饥渴折磨的人”。正是为了对抗这样对青春财富的随意抛弃，于是，就有了“敬畏青年”的命题。“青年”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而独特的人的生命阶段，是有其特殊的价值的，可以说“一个人的本质和生命的理想”都奠定在这一时期，能够成为自己“一生中的依靠”以至“最终根据”的自我精神力量也都孕育于这个时期：“我们以后的收获，都取之于我们的生命之树在春天的萌芽”。因此，不要轻信那些“总有一天，会把今天极为珍视的一切的绝大部分东西看作只是幻想”的肤浅的说教；相反，“深沉的生活体验对青年说的则是另一番话。它恳请青年人，在整个生命中要坚持鼓舞他们的思想，人在青年理想主义中觉察到真理，由此他拥有一笔无价之宝”。当然，也必须作好准备：当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付诸实施的理想，通常为事实所扼杀。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想从一开始就应该屈服于事实，而只是我们的理想不够坚定。理想不够坚定的原因在于它在我们的心中不纯粹，不坚定”。因此，我们应该达到成熟，“不断磨砺自己，变得日益质朴、日益真诚、日益纯洁、日益平和、日益温柔、日益善良和日益富于同情感。这是我们应走的唯一的道路。通过这种方式，青年理想之铁锻炼成不会失落的生命理想主义之钢”。史怀哲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纯洁自己的人，什么也夺不走他的理想”。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学教育就应该在一个人的相对纯洁的年代培育能够“纯洁自己的人”；严老师们的读本所做的也正是“纯洁内心”方面的工作。 

   初级读本第三卷《古典的中国——日常生活人性读本》，高级读本第一卷《白话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人文读本》，高级读本第二卷《人类的声音——世界文化随笔读本》，则可以视为“文化读本”。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新意，是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化与外国文化三个方面来开拓学生的文化视野，这几乎已经成为当下课外读物，以至教材编写的被普遍接受的共同思路。但严老师却自有独特的理解与处理，颇耐寻味。 

   我没有能够读到《古典的中国——民间人性生活读本》这一卷，但严老师关于此卷的设计却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文言时代与我们相距遥远，如何让学生贴近古典。读本选择了新颖定位：还原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情调，看中国人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呈现中国人传统生活中富有人性的一面，属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面，反驳以往的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反驳以往总是批判传统，以为古不如今的浅视和愚昧，主要展示‘光明’的一面，希望学生读完以后，有点喜欢做一个中国人。我们要知道中华民族文化的好处，才能高高兴兴做一个中国人。民族原生态文化体例。选文以古典小品、笔记和诗词为主，不选高头讲章，即便是古代原典，也偏重选择生活气息浓厚的部分。全部选文试图反映中国人的精致的修养情趣，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性画面，作为一个种族在大地上探求人性的存在方式的辉煌努力和丰厚积淀”。确实如此：面对“文言时代与我们相距遥远”的现实，“如何让孩子贴近古典”，一直在困扰着中学语文教育界的朋友；现在，严老师的设想至少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其要点有二，一是强调“民间”，“还原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情调”；二是突显“人性”，“呈现中国人传统生活中富有人性的一面”。在这样的新的视野下，自然会有新的选文标准，对传统文化的新的阐释，而且从古今共有的的日常生活与人性两方面找到了今天的孩子与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古人对话的通道。把传统文化解释为“一个种族在大地上探求人性的生存方式的辉煌努力与丰厚积淀”，这本身就很有新意；而从“中国人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角度来透视中国传统文化，更可以说是严老师的一个发现。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曾深情而生动地回忆她在幼时“跟祖父学诗”的情景，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严老师却由此感悟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中的诗意：“中国孩子的童年是洋溢着诗意的——感谢祖先，发明了这样方便地传递美感的精美的文学形式，简短的诗句，无尽的诗意，让中国的孩子从小在诗情画意中熏陶，虽然背诵诗句不免错乱，但从小建立对事物之美和文字之美的敏感，将受用终生”。这里谈到了诗的传统对于中国人童年生活的影响与渗透，谈到了中国语言文字本身所具有的诗美，这都说明“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命题，尽管借用了荷尔德林的诗句，但确实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神韵的。而我特别赞赏的是严老师为中学文言文教学所制定的目标：使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中华民族文化的好处”，从而“喜欢做一个中国人”。这话说得很平实，如果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其深意：这实在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扎根”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用“白话的中国”来概括二十世纪的中国，也同样大有深意。因为确实存在对用白话进行中学语文教育的质疑。这自然是不能同意的；严老师说得很好：“百话文的功绩不只是替代了文言这种纯书面的形式，它也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相伴而来的是心态的开放、个性的解放、与世界交流的强烈欲望以及文化教育的普及。一个民族开始用正常的声音说话了，中国的文字由贵族的语言变成平民的语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魂魄，就是用白话表达的种种来自民间的声音”。因此，引导青年学生“阅读二十世纪白话文本”，实在是意义重大的；如严老师所说，这“就是认识二十世纪的中国，从文字上为百年中国把脉”。而由于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中国”现实生活还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对于今天的学子是更为休戚相关，也更重要的：“书籍一定要与人痛痒相关才值得去读”。当然，这仍然有引导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严老师对自己的《白话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读本》的目标的设置：“回顾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不要让现在求学的青年误以为我们只有一个落后挨打的中国，一个精神荒芜的中国，一个风花雪月的中国，一个歌舞升平的中国。所以，就有了这本书——请你仔细看一眼，我们一百年的精神遗产，我们的白话的中国”。这自然都是有感而发。我们这里确实存在着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全盘否定或大加贬斥的虚无主义倾向；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许多人，把目光或转向中国古代，或转向外国（而且限于西方世界），却恰恰忽略了“现代”与“中国”，“二十世纪的中国经验”完全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这是极不正常的。也许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强迫遗忘”，一个世纪的“血战前行的历史”（鲁迅语）被抹得干干净净，也看不到有血性的人，真正的“中国的脊梁”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只剩下严老师这里所说的“风花雪月”、“歌舞升平”，这样的对年轻一代的着意欺骗，是特别令人憎恶，也特别可怕的。因此，在我看来，严老师的《白话的中国》的编选，就具有了反抗历史虚无主义，拒绝遗忘，向青年学生揭示历史真相，引导他们走出瞒和骗的大泽的意义，没有足够的胆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人类的声音——世界文化随笔读本》的立意也很高：不同于将外国文化看作是一个“吸取”“拿来”的对象的传统理解，严老师在“前言”里，就开宗明义：“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北京的胡蝶扇动一下翅膀，澳洲的袋鼠就要感冒。你与我，中与外，民族与世界，各种间隔人们的有形与无形的藩篱都被纷纷推倒，任何人为的封锁都阻隔不了人们的声息相通。世界，是我们共有的世界；一切的文化都有我的一份；一切的声音，都有我的音量”。这使我想起在《白话的中国》卷里，选了一篇费孝通先生的《孔林片思》。费老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孔子讲‘仁’就是讲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而“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同时又懂得其它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无论严老师的导读，还是费老对“新的孔子”的呼唤，都显示出一种世界眼光，人类意识。其要点有二，一是强调“世界，是我们共有的世界；一切文化，都有我的一份”，一切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因此，非本民族的文化也就不再是“它者”，而是“我”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则强调人类文化是生活在地球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共同创造的，或者说，每一个民族、地区……的人民（包括我们自己）都应该并且已经对人类文化的创造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这样的人类文化必然是多元的，同时，又逐渐形成某些人类共同的伦理原则，生存底线。——收入《人类的声音》卷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我们前面所一再强调的“精神家园”意识由此而得到了一个深化：我们要引导孩子构建的“精神家园”，既是“个人的家园”，又是“人类的家园”。这就回到了“五四”时期的观念：“我是人类之一；我要幸福，须得先使人类幸福了，才有我的分；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所以这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的特色，不特不相冲突，而且是相反相成的”（参看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在严老师的感觉中，前述费老的呼唤，“那一把声音好熟悉，让你误以为是‘五四’时代呐喊少年中国的录音回放”，这不是偶然的。 

   最后一卷《人间的诗意——人生抒情诗读本》的设置，以此作为“读书课”系列读本的第三板块，一个“综合”，一个“结”，是充满了智慧，并最能显示编写者，以及整个读本的个性与独创性的。这里包含着对“诗”与“年轻的生命”（这是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内在联系的深刻理解：“几乎在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都有一段诗意盎然的岁月，那是多愁善感、混沌初开的青春期，迷惘执著的深情，敏感纤细的心灵，仿佛只有诗歌才能述说满腹的心思、书写对生活最初的感应。因而，每个年轻人天生的就是诗人”。这里更包含了对“诗”与“母语”、“大地的美”、“人性的光辉”，以及“人的精神家园”（这都是我们的基本教育命题）之间的内在相通的深切的感悟与把握：“几乎每个民族的祖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歌作为最初的母语文学形式。人类的文学以诗歌开篇，或许，诗歌是人类心灵最隐蔽的语言，最能表达人类质朴的感情和纯真的心愿？”“人们把世界最美的状态称为诗境，把心中最美的意念称为诗意，把文字最精妙的语言称为诗句，把最动人的画面和最能激发人的想象的言外之意称为诗情。诗歌，让我们亲近大地的美和人性的光辉”，“人诗意地栖居，成为永恒的渴求”。因此，引导孩子读诗，写诗，用诗来陶冶心灵，营造诗的家园，在中学语文教育中是带有根本性的，如果把诗歌教学局限在文体知识的范围，那就太可悲了。而严老师所要做的，正是要恢复诗歌本身，以及中学诗歌教学所应具有的神圣地位。他因此选择了“与人的成长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诗，希望是可以伴你一生的诗篇”，只要读读那些栏目，就可以知道它将把我们的孩子带入怎样的境界：“太阳，大地，海洋”，“星与树”，“我是谁”，“人生礼赞”，“我没有时间恨”，“我的灵魂没有一丝白发”，“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爱情也有歇息的时候”，“今夜我能写出最悲凉的诗句”，“亲爱的母亲”，“心愿之乡”，“人类我爱你”，“学会爱黑暗的日子”，“生命之书至高无上”，“大地上的诗意永不消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整套书系的结构上看，这显然是一个提升：将所有的阅读，思考，讨论，都升华为纯净而丰厚的心灵的诗。

               （四） 

   没想到这篇读书笔记竟写得如此之长。但情有未尽，我还想再谈一个也许是我最想讨论的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学语文老师？ 

   我首先想起的是前面已经提及的东莞中学的马小平老师的著作《追寻意义——一个中学教师思考和言说的个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 月版）里的一段话，那是引起了我的心灵的震撼的—— 

   “我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人生的舞台上做发言。向这个世界，向着周围的人们描述出我们的所思，所想，描述我们的快乐和痛苦。而发言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快乐与痛苦的来源。 

   但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发言是困难的。 

   困难之一，就是中学教师没有话语的权利，我每每被拉去和派去听一些报告，听一些大学的专家和学者大谈中学的教育教学，其中当然也有精彩的发言，但大多数的言说都是非常平庸的，是缺乏智慧的，缺少生命体验的。可是直觉告诉我，就是他们拥有绝对的话语霸权。他们每每用一些现成的理论来解释活生生的教育教学现象，以貌似智慧来进行理论的说教；而一些领导则要求我们，要将他们的理论落实到我们的教学中来。 

   困难之二，能够获得话语权的中学教师，往往是在一种虚假的话语框架之中言说。中学的语镜中充满了欺惘的话语，充满了无意义东和缺乏智慧的话语。活生生的教育现象和教育对象本来构成了最好的言说的内容，可是现在它们全退到后排去了，站在前排的竟是那些无意义的空洞的话题。 

   困难之三，就是绝大多数中学教师没有言说的要求，面对别人为我们制造的事件和语境无话可说。普遍的弃权和普遍的沉默。 

   思考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人能够剥夺，除非我们自己放弃， 

   可是我们个性化的言说权利却被人剥夺了。带有个性的声音太微弱了，刚刚说出来，就在人群的喧嚣声中给蒸发了。”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如果不能保证第一线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由的言说权利，不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并且落实在他们的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那么，就不过是马老师所说的一阵“喧嚣”。应该明确这一点：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成败，全系于语文老师的文化、精神素质和主动精神。而当今语文教育改革的最大困境，正在于中学老师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个局面不能有根本的改变，就很难有真正有效的教育改革。 

   我于是终于明白，严老师、马老师的工作，为什么会让我如此的激动，因为这是期待已久的中学老师的“个性化的言说”；而且我知道，已经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并在努力地实践的老师，尽管目前比例还不大，但绝对数却并不少；而且我们可以期待这样的老师将会越来越多：这正是中国的语文教育改革的希望之所在。 

   我从这些老师的言说与实践中，更看到了我们已经拥有，并且应该拥有怎样的语文老师。 

严老师有一篇自我介绍：《“白衣书生”的书生意气》，说他最大的骄傲就是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并自题歪联：“书斋大世界，世界小书斋”，于是就有了“环壁皆书，欣然自得，坐拥书斋成一品老百姓”之乐。他由此而悟出一个道理，并始终坚守：“教书者首先必须是一个读书人，尤其是语文教师。语文教师不爱读书，不知其可也；语文教师不会写作，不知其可也”。连说两声“不知其可也”，自是有感而发：语文老师不读书，或少读书，不写作，甚至不会写作，恐怕正是当下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症结之一。我们说要提高中学语文老师的文化、精神素质，也许正要由此开始：爱读书，多读好书，勤写作，从中养成书生意气，保持书生本色。 

   我在阅读严老师的这套读本的时候，总是要联想起我的中学母校南师附中的前身东南大学附中主任廖世承先生所提出的“治教育者”的“三种资格”：（一）略谙教育原理，（二）确具实践精神，（三）有恒心（参看《〈施行新学制后之东大附中〉序二》，文收《中国名校丛书．南师附中》，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在我看来，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合格的语文教师的三个要求，而严老师们也已经确实做到了。首先要“略谙教育原理”，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对教育、中学教育、中学语文教育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而稳定的见解；否则就会像廖先生所说，“宗旨不定，俯仰随人，徒知抄袭成法，而不克独舒己见”。如前所分析，严老师的这套读本的最大特点正在于它是有思想支撑，有自觉追求的，无论是全书的体例，结构，选文，还是对具体文本的导读，解说，无不体现严老师对于语文教育、对于文学，以至对于人生的理想，因而自成一体；而马老师则很早就提出了“语文教师的学科觉识”问题，强调要有语文教学研究的哲学思考，建立学科的独立意识：“几十年来，语文教学所以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的学科，就因为它没有确立自己真正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它始终只是其他学科的附庸，或是语言学、文艺学的附庸，或是教育学、心理学的附庸”（《关于中学语文学科建设的思考（二）》。这样的对于语文学科建设的大问题的带有根本性的思考，实在令人感佩。我由此而想到，中学语文教育本身即是一门大学问，中学语文老师是应该、也完全能够著书立说的，不但应该提倡大学教授到中学上选修课，更应该鼓励中学教师到大学去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打破大学与中学之间，教育界与学术界之间壁垒森严的界限，也许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中学教育、中学语文教育的“名师”，以至“大师”。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可以提出这样的“造就一代名师、大师”的目标，一切真正把语文教育当作自己的事业的老师，也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一个真正的语文老师，除了要有马老师所说的理论研究的兴趣，更需要廖先生所强调的“实验精神”，并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如廖先生所说，“缺乏实验精神”，就会或“因循敷衍，每事盲从”，或“矜新奇以眩世，而不问究竟”。而“盲从”与“矜新奇”恐怕正是当下的两大通病，治疗之法就是踏踏实实的实验。严老师的令人敬佩之处正在这里：他说自己作为一个“白衣书生”，日常工作是做两件事：“开设一门旨在精英教育的新型语文课——‘青春读书课’，用自编读本授课，以期养育一批‘读书种子’。建设一家‘中学生原创文学网’——‘春韵网站’，目标是发展成中学生文化教育精品网站。在深圳育才中学，建立一套‘读书’立体网站：一门课，一套教材，一个中学文学社团，一本中学文学杂志，还有一套网站”。关于他的读书课与读本，我已经谈得很多；但对他指导建立的“春韵网站”还得再说几句。“网络教育”是一个新的教育课题，当人们还停留在议论其利弊的阶段，严老师已经开始了实验，我陆续收到三大本网站上的文章汇集的《春韵》杂志，其内容之丰富，学生与教师参与积极性之高，实在令人兴奋。在我看来，严老师和他的学生至少作了两个方面的实验：如何将中学生所关注的流行文化与读书课（学校教育）所要强调的经典阅读二者沟通，相互渗透、补充与制约，即所谓“在野”与“在堂”之间的良性互动；如何利用网络的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促进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平等、自然、无拘的交流，也形成良性互动。这方面的经验还有待总结，这里只能出一个题目。我想进一步探讨的是，一个教师，长期坚持进行这样、那样的的自觉的有目的的教学实践，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前不久，我读到了南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的一篇题为《呼唤风格》的文章，指出我们不能只是强调培养学生的学习个性，而忽视、甚至扼杀教师的教育个性，并进而提出“风格——语文教学的灵魂”的命题，强调“‘师’与‘匠’不属同一层面，匠的技巧再高，难有创见，师则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善于创造”（文收《南京师大附中教育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这些意见都谈得很好。严老师的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独特的风格的形成不但应该而且是可能的。严老师所在的育才中学的蒋波老师曾以“诗意”二字来概括这套读本的风格：“一是结构划分、内部衔接和联系过渡有一种诗意的流畅感；二是文前的提示文字有强烈的‘诗情魅惑’力；三是整体的调子有一种抒情的风格”；并对严老师的讲课风格作了这样的描述；“用‘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气魄和胸襟来牵导语文和文学的学习，这样作，看似‘离开’语文而更走近语文，甚至可以说走近语文的灵魂里，这叫做‘大处落笔，小心收拾’”。尽管这还是少数人的实验，但，毕竟第一步已经迈出了。 

   但这却是一条坎坷之路。我始终无法摆脱严老师的一段自白给我带来的沉重感：“常常，我上课的感觉，是带着一群疲惫不堪的勇士去攀登人类的精神顶峰，越爬到高处，队员越少”，“学养的熏陶是个细水常流的活，而对于很难有时间和机会走进读书课堂的同学，课堂所发出的一丝微弱的呼声很难传到他的耳中，于是尴尬复尴尬……”，“凭我一人之力，与整个学校日常工作拔河，失败者理当在我”。这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前述廖世承先生所说的“有恒心”三字，对中国的愿意献身于教育改革事业的老师们，是格外重要的；廖先生说得好：“喜近功，乏远虑，有良好之主张，不能始终贯彻者”，是不可能攀上我们的理想之峰的。 

   这就说到了中国的尚存的理想主义者的选择问题。严老师有一段话说得很好：“这个时代，叫嚷和埋怨只嫌太多，缺少的是行动。我们总等着自上而下的转向指令，却忽略了人人可为的自下而上的变革驱动”，“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作所为是现实主义的坚韧努力”。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民间立场”，坚持“自下而上的变革”努力；二是强调“行动”，高远的理想要落实到具体的，一件一件的，可行可为的小事，并且有“远虑”而不求“近功”，“不问收获，只顾耕耘”，“做”就是了。严老师的读书课就是这样一堂课、一堂课地讲下来的，他的读本也是这样一篇篇、一本本地编出来的，积十数年之“水磨功夫”，才有了供我们今天在这里评说的数百万字的生命结晶。 

   我也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了我的读书笔记，前后花费了十多个日日夜夜。我多次说过，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主力是第一线的严老师、马老师们，我这样的关心中学语文教育，却既无理论，又无实践经验的大学教授，只能站在门外，做一点服务性的工作。写这篇文章，也只是为坚持实验而备感寂寞的老师们呐喊助威。——自然，也是给自己鼓劲。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２９日

  为防病毒传染封闭于家中，陆续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