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山海关，就听人家说，黑龙江省连支像样的作家队伍都没有，真差。

　　却也想不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竟会养着作家打手，拿的还是国家工资，真行。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专职作家孙少山，动手打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北方文学》前主编韩梦杰，并打得头破血流，真狠。

　　短短几个月，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竟四次同室操戈，韩梦杰三次挂彩，真惨。

　　黑龙江省文学界闹出这等大事，本埠媒体不予曝光，真遗憾。

　　《中华文学选刊》挺身而出主持公道，真让人佩服。

　　中国有句俗话：家丑不可外扬。

　　可美国人却不管这套，连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都往外抖落。

　　敢于自我暴露，是种品德，也是种胆量。

　　《中华文学选刊》发起中国作家人格批判，犹如打开一扇窗，为中国文坛鼓荡起一阵清风。

　　说到中国作家的人格缺陷，不是短时期内通过学术、理论便可解决的问题。

　　既然《中华文学选刊》在2000年第9期，使用真名实姓公开报道了“有辱斯文的作家打人事件”，那么不妨在这里继续借题发挥，为中国作家的人格批判，再提供一次发人深省的话题。

　　孙少山到底跟韩梦杰有什么仇？竟然几次挑衅，直至最后大打出手，把韩老先生打个头破血流。

　　说穿了，就是徇私报复。

　　然而这一事件不是孤立的。

　　在事件的背后，有很多眼睛、舌头、耳朵，还有手和脚，在频繁活动着。

　　毕竟平日里文坛周围的人们，生活得太无所事事、太庸庸碌碌了，都希望身边发生点什么，打破这日子的乏味和沉闷。

　　但他们绝不会惹火烧身，也不会对是非、真假、善恶作出判断,每当需要的时候，他们的良知、责任、激情和关爱却没有带在身边。

　　中国作家的人格中，滋长着农民意识和小市民习气。

　　孙少山是从山东盲流中脱颖而出的中国作家，他的妻子韩玉花过去只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后来妇随夫贵，便到《北方文学》当了出纳，管理财务。黑龙江省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北方文学》编辑月工资一般只有人民币一千元左右，韩大出纳月工资最高则可拿到一千七八，当然这之中必有其它原因。

　　不成想的是，韩梦杰刚代《北方文学》主编没几天，就辞退了原会计、撤销了韩玉花的出纳，还想了解一下财务的情况。

　　韩梦杰的做法，的确有点识时务，结果便导致了被殴打事件的发生。

　　2000年3月的一天，《北方文学》编辑张茜荑和几位诗人朋友吃饭，并喝了酒。分手后，他在回家途中突然改变主意去了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张茜荑那天不和诗人吃饭，就不会喝酒，不喝酒就不会突然改变主意去单位，不突然改变主意去单位，就不会撞上单位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撞上单位正在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有那番他与韩梦杰之间的交谈……

　　这些似乎并不相干的事件，便有了必然的关联。

　　这种关联，只有美洲的土著人才会相信，并会预言出它的结局。

　　张茜荑到达《北方文学》时，天色已晚，整座房屋都熄着灯。当他打开房门时，却听见黑暗里有人在激烈争吵，声音从主编室传来，听得出是前任主编李福亮和现任主编韩梦杰。他悄悄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随手带上门。但由于墙壁不隔音，所以他仍能听到隔壁的争吵。

　　很快，张茜荑便明白了他们争吵的部分内容：韩梦杰认为，李福亮已调离《北方文学》，就不该插手《北方文学》财务，也不该继续领取津贴、补助。李福亮为此恼羞成怒，态度强硬地说，《北方文学》的法人代表还没换，现在还是他的名，所以他该拿该得理所当然。另外，他警告韩梦杰，不要换会计、出纳，这样会惹他生气……韩梦杰火了，说我都60岁的人，还怕你什么……

　　俩人便陷入了僵局。

　　去年，李福亮已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但在《北方文学》提供免费工作午餐的那些日子里，他会不辞路远，专程赶过来吃饭。

　　李福亮也算是中国作家，自认为是黑龙江省文学评论的第一支笔。他认为，交响曲和二人转在艺术上没有区别。

　　这又使人想起《北方文学》另一个副主编、女诗人，在一篇文章中把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与中国的大上海相提并论。

　　所幸的是，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北方文学》。

　　举出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文化层面透过编辑人格会直接影响到刊物；同样，文化层面也是造就作家人格的因素。

　　李福亮走后，韩梦杰走进张茜荑办公室时，激动的情绪尚不平静，脸色煞白、浑身发抖。

　　张茜荑主动对他说：“韩老师，你们的争吵我都听见了。原先我一直认为你俩有猫腻，”一边说，他一边伸出右手做了一个点钱的动作。“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要么话不会说得那么绝情。”

　　张茜荑直方不讳地向韩梦杰问了三件事：一、李福亮说，为编辑配发的工作电脑，其中一台送给了韩梦杰；二、一个常年不上班在外做生意的编辑，却工资照长、职称照评、公房照分，李福亮说是韩梦杰的关系，不得不照顾；三、5年前国家便拨给了购房专用款，却拖了5年之后，用高出正常的房价，买了一处并不理想的办公用房，李福亮说这是韩梦杰的主意。究竟这些都是怎么回事？

　　问到这，韩梦杰伤心得直落泪，说：“我家的电脑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他（指那个编辑）确实找过我，还要送我两枚金戒指，被我当面严词拒绝了。公款购买办公用房一事，始终是李福亮亲自跑，他同时还为自己购买商品房，我也是后来才听说。”

　　接着，韩梦杰便把话说到了绝处：“我要拿过一分昧心钱，我全家不得好死。”

　　韩梦杰召开《北方文学》全体人员会议，宣布解除韩玉花出纳工作。

　　韩玉花拒不交账，公开说，韩梦杰说了不算，李福亮让她交她才交。

　　韩梦杰封了金柜，韩玉花立刻扯下封条贴在韩梦杰的脸上，并动手打他、用脚踹他，嘴里喊着：“你都死狗了（退休没权了）还想咬人。”

　　人们所说的文学殿堂，一下子成了村妇撒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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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玉花人高马大，比孙少山几乎高出一头，又瘦又小的孙少山若在韩玉花的怀里，就像一个坏男孩。

　　从眼前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孙少山和韩玉花不愧是一对夫妻，相同的境界、相同的思想意识，完全没有了大作家和村妇的区别。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正常工作无法进行，《北方文学》的编辑被激怒了。

　　编辑部总共10人，除了3个正副主编（包括韩梦杰）和两个编辑外，其他5名编辑联名，一份＜情况反映＞同时递到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纪检委、三讲办和省作协党组。

内容如下：

尊敬的领导：

　　我们是省作家协会机关刊物《北方文学》的编辑，鉴于编辑部的整个工作现已陷入全面瘫痪的状态，我们觉得有必要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

　　《北方文学》编辑部在1999年底，前任主编李福亮突然调离时，后继工作便陷入了措手不及的境况中。在主编空位的情况下，上级领导匆匆委派作协分管编辑部工作的韩梦杰副主席来代理主编。但是，因前任领导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突然调离的，而且离任时财务工作没有经过任何审计，编辑业务也没有任何接续准备，以至给继任的代主编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前任主编离任后，仍对编辑部的财务工作插手干预，致使代理主编无法进行正常的财务领导。在会计、出纳拒不配合工作的情况下，代主编决定撤换会计、出纳（会计是前任主编外聘的，出纳是作协的集体制工人），又是因前任主编的干预，出纳拒不交账，而且最后竟然对代主编大打出手，并将代主编从编辑部追赶到作家协会，在堂堂作协的办公大楼里，目中无人地大吵大骂，将挂着“副主席办公室”的门踢破。

　　对于出纳这种蛮横无理的做法，编辑们极为愤怒，认为在一个文化单位出现这样极不文明的举动，是一种耻辱。特别是在“三讲”时期发生这种事情，对“三讲”简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曾希望作协党组能给予解决，但是作协党组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一直不明朗。在出纳殴打代主编后，仍对编辑部不正常的财务现象不闻不问，对出纳泼妇般殴打领导的行为也不作处理。反而让代主编辞职回家，解除他财务及人事的权力。党组的这种态度，无疑地助长了编辑部的不正之风，致使被撤的出纳至今仍不交账，导致编辑部现今出现了两个出纳同时上班，却连一张出租车票也不能报销的怪现象。

　　财政工作如此，编辑业务更令人担扰。李福亮的突然离职，编辑们毫无心理准备，一时间，对稿件的编辑处理茫然无所从。代主编接任后，刚刚有点头绪，但因出纳的大打大闹竟打得代主编离职回家。虽然作协党组临时为编辑部派来了一位负责人，但是这位负责人也只是在和编辑们匆匆地打了一个照面后，便被作协党组一直抓住不放去搞“三讲”材料，至今半个多月了，仍没来编辑部工作。编辑部是一个审稿、下稿、印刷、出版的时间周期性极强的工作部门，一环工作拖延几天，就有可能拖延一期刊物的出版发行。期刊出版发行正常与否，直接影响到下一年的订数。这些问题，对编辑部门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但是春节过后，至今编辑部一直处在解决财务问题引起的动荡之中，特别是代主编离职回家后，半个多月来，编辑部实际上是处于无领导的真空状态下，编辑们手拿稿件，向下不知如何对作者，向上不知何处找主编，眼看着编辑部的工作陷入了全面停顿，只能心急如焚。作为群众，我们虽然无权参加领导们的“三讲”也无法知道“三讲”的内容及到底讲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相信，党让“三讲”，一定是为了让领导们更好地去工作，而决不是扔掉正常工作，甚至不惜毁掉党的一项事业，专门为了“三讲”而“三讲”。所以我们曾要求党组，将指派给我们却又一直抓着搞“三讲”材料不放的负责人放回来，过问一下编辑部的工作。但是“三讲”工作太重要了，领导无法为我们编辑部的工作分一点心。甚至连财政厅通知我们刊物要削减经费，要编辑部申报财经状况的紧急情况下，党组的领导也抽不出一点时间看一看编辑部递上去的仅有一页纸的报告。对此，编辑们心焦万分，曾要求和主要领导谈一谈，但这位领导却说，找我干什么？找我也没用。作为一个省的文学领导，对《北方文学》这样一个我省唯一的具有50年历史的纯文学期刊的命运，竟如此淡漠，不能不让人对这样的领导失去信心。

　　我们对作协的领导寄予过希望，也给予了时间，但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即使我们能等，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却不允许我们再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我们迫切希望上级的领导们，能关注我们的编辑部这种瘫痪状态，尽快地让编辑部工作走上正轨。

我们急切地等待领导的答复。

谢谢

礼

《北方文学》编辑部编辑：鲁晓聪、付德芳、白荔荔、乔百良、张茜荑

2000年3月31日

　　韩玉花被调出《北方文学》。

　　李福亮离任审计一事，却至今没有下文。

　　也许法人代表离任审计的规定在《北方文学》并不适用，也许《北方文学》的编辑提出了无理要求，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写上告信、要求离任审计，是《北方文学》编辑自身的正当权利，与韩梦杰无关。

　　但有人怀疑是韩梦杰背后指使，因此对他怀恨在心。

　　孙少山对韩梦杰进行报复伤害，事后却编造谎话，说是邻里纠纷、是韩梦杰自己撞伤的。

　　并非文学的虚构，竟是对生活的不诚实。

　　不可思议是，孙少山竟能在哈尔滨市公安医院搞到假法医鉴定，证明韩梦杰打断了他两条肋骨。

　　尽管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派出所秉公办案，两次上报要求拘留孙少山，但南岗区公安局却不予批准，强迫二人和解，以至孙少山故意伤害韩梦杰一案，拖延数月不得公正了断。

　　写到这里，可以坦白地告诉读者，笔者就是本文中的张茜荑，愿为以上的文字负责，却不愿保持沉默。

　　中国文坛历年有种不良风气，吹捧多，批评少。若加吹捧，则对方的名字一定要闪亮登场；若加批评，则要隐名埋姓、含糊其词、转弯抹角。

　　这种虚荣、脆弱和不敢负责的状态，助长了中国作家一些坏毛病，也使他们本来就不太健全的人格出现更多偏差。

　　笔者在《北方文学》当编辑20年，有时看到的文坛，就像一处充斥着各类小商小贩的杂货市场。

　　也许这句话不会说错：作家也是人，难免有人会干出些勾当之类的事情。

　　我不敢说我可以代表《北方文学》的良知，但我愿做一个有良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