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邱建农（213172）

外貌描写也叫肖像描写，主要是指人物的容貌、身材、衣着、神情等，把人物外貌的这些特征描写出来，就是外貌描写。人物的外貌描写是文学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之一，外貌写得如何，直接影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刻画。精彩的外貌描写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能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如《挑山工》一文中对挑山工外貌的描写： “矮个子，脸儿黑生生的，眉毛很浓，大约四十来岁，敞开的白土布褂子中间露出鲜红的背心”，“褂子脱掉了，光穿着红背心，现出健美的黑黝黝的肌肉”，“他浓目一抬，咧开嘴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挑山工健壮憨厚、吃苦耐劳、不断攀登、勇往直前的形象，正是通过上述描写而活脱脱的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那么怎样描写人物的外貌呢？笔者认为，人物的外貌描写应当做到四个“符合”：

第一、外貌描写要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

人物的外貌描写不是为描写而描写，而是为了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抓住这个特征反复描写，不仅可以叙写人物的命运变化过程，显示人物感情的变化，而且可以反映人物思想境界的升华，这一点，对于塑造人物形象，突出文章主题，增强文章的感染力是十分重要的。相反，离开人物性格的外貌描写就显得苍白无力，当然也就不可能感染读者。人物的外貌描写如不能够体现出人物的独有的个性，就会被一堆华丽的辞藻所淹没。这就象陈球用骈文写《燕山外史》一样，其结果只能是引导人们去品味文字技巧，无形中给读者感知形象设置了障碍。英国文艺理论家莱辛批评某些诗人用许多篇幅去写人的外貌时说：“这也许显示出他完全理解了比例的学问……但是这种博学和高见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有什么用处呢？”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可以说是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典型，作者对他外貌的描写可以说到了惟妙惟肖、朴实无华的地步：“他也真怪，即使是在最穷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着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支起车蓬。”作者运用夸张性的笔法，极尽描写之能事，其目的正是为了突出他故步自封、迂腐守旧，胆小怕事，极力维护沙皇旧制度的思想性格，作者在刻画这样一个典型的时候就是抓住了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孙犁的《荷花淀》所刻画的水生是一个勤劳善良、淳厚朴实的形象，因此在对他进行外貌描写的时候，作者就抓住了这方面的特征：“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寥寥数语，人物性格就鲜明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由此可见，外貌描写必须抓住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特征来写。如果不抓特征，把眼前的人物从头到脚不加选择地全面描述下来，什么都写，那么就会给人一种矫揉造作之感，缺少生机与活力。《一面》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作者写的是与鲁迅的一面之交，为什么鲁迅先生的形象会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关键在于作者抓住鲁迅先生的外貌特征——“瘦”！作者对鲁迅的“瘦”前后有多次描写，初次是从远处暗中观察，看到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开外的中国人”；第二次是从近处明里写鲁迅的外貌“瘦得教人担心”；第三次是运用比喻手法直接写他“竹枝似的手指”，同样是突出他的“瘦”；第四次写鲁迅说完话后，“我”惊异地望着鲁迅“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第五次是在鲁迅点头默认自己的身份后，“我”见他的脸——“瘦”；最后一次是我把银圆放到鲁迅手中时，看到“他的手多瘦啊”。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每当情节发展到一个转机时，便出现一次关于“瘦”的描述。因为“瘦”既是鲁迅先生外在形象的真实体现，又是他英勇顽强的战斗、奋不顾身的工作的真实写照，写足了“瘦”，也就写足了鲁迅的伟大精神和人格标志。这样抓住鲁迅的特征加以反复描写，就能使他的形象深深地印在读者的心里，而且也使文章显得浑然一体。

第二、外貌描写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地位

各类人物的长相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们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相当的尊重，但，这决不意味着作者对人物外貌的其它方面也失去了必要的注意。相反，对构成人物感性形象的那些带有个性色彩的因素，如衣着习惯、表情、神色，以及因岁月的流逝而在面部留下的印记等等，对作者来说是格外经意，颇见匠心的。因为作者看重的是人物的内在气质，衣着习惯也好，特有的表情、神色也好，岁月的印记也好，总归是人物内心世界与生活经历的一种物化，它们跟天生的长相有本质的区别。外貌看起来跟长相一样是呈静止状态的，但长相可以终生无大变，而整个外貌却在不断的变化中，其中种种带主观色彩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人物的身分与地位，所以在描绘人物外貌时，应当紧扣人物的身分、地位与气质，从而展开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例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二回对夏总甲的描写便显得非常传神：“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这里没有研究他的五官端正与否，只说眼边之红，乃乐于帮闲凑趣而经常性的熬夜、酗酒的结果；锅铁色的脸，则标志他尚处于官场的外围，需要屁颠颠地风里来雨里去，顶烈日，冒严寒；“几根黄胡子”，暗示了他的年龄；而那歪戴的“瓦楞帽”、油篓般“青布衣服”，形象化了他的地位及其为人之龌龊与粗鄙；再加上“一根赶驴的鞭子”——这根平凡的赶驴鞭，实在妙不可言，一般乡民，包括未遇时的周进、范进之流，恐怕没有拿它的条件与福份；而张静斋、严贡生辈（更不用说社少卿等人）必定是不屑于拿的。然后，作者轻轻一点：“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旧年新参的总甲”，至此，读者无不感到妥贴自然，惟妙惟肖。作品第三回写范进，同样妙不可言：“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放头牌的时节……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同样不计其面目端正与否，只写跟年龄、身分、地位等境况有关的因素。通过这些精彩的描写，一个老实巴交、迂腐穷酸的老童生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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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外貌描写要符合人物的特定心理

人物的外貌不仅要反映人物的性格，还要能够揭示人物内在的气质和独特的心理。在《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作者对王熙凤的外貌描写可谓是用墨如泼：“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作者不厌其烦地为王熙凤的外貌描写浓妆重抹，重锤猛敲，突出她衣着方面的珠光宝气和彩绣辉煌，其目的正是为了显示她与众姑娘的不同之处，因为惟有这种刻意而为的装束，才能显示她在贾府中不同凡响的地位和权势，使初来乍到的林黛玉对她敬而远之，刮目相看，从而使她的争强好胜心理与自我炫耀心理得到外现和展示。而鲁迅对孔乙己的外貌描写则更是简洁精练：“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长衫”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在当时应该是上等人物或体面之士的标志，尽管他的那件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但在孔乙己看来，那可是让人另眼相看的装饰，是自己唯一的精神寄托和慰藉，的确可以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简洁数语，主人公寒伧迂腐之态、虚荣造作心理如在眼前。这些描写，或详或略，文字全都朴实无华，简洁明了，紧紧围绕人物的身分与特定的心理乃至个性，作者直奔他的目的：尽量使读者稍作联想，便能得到一个清晰的个性化的视觉形象。

第四，外貌描写要符合人物动态的变化

马克思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人，他（她）的外貌变化会因自己的人生经历的变化而变化，也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因此，人物的外貌描写也应该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情况。

提起鲁迅的小说《祝福》，我们最难忘记的大概还是里面的主人公祥林嫂。她第一次来鲁镇做工的时候作者是这样写她的外貌的：“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祥林嫂被卖改嫁后，不仅死了丈夫，而且失去了儿子，再一次来到鲁镇做工时，外貌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仍然头上扎着百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当祥林嫂捐了门槛，仍然被当作不干净的女人而遭到歧视后，她的精神防线开始崩溃了，这时她的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了；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个活物。”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刻画，作者没有停留在一般意义的外貌描写上，而是抓住了祥林嫂一生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透过她动态的外貌的变化来揭示封建礼教对社会下层妇女的毒害，使主旨更加深刻透彻。

再如，在《一面》这篇文章中，作者三次观察鲁迅先生，根据观察的条件和心理感受不同，描写出的外貌也不相同。初次是在远处无意之中向里屋望了一下，天阴，光线暗，看到的、描写的是模糊的轮廓。第二次是看见先生为了“我”买书的事走了出来，自然会格外注意，再加上距离近，光线比里屋好，看清楚了特点，刻画自然就具体、细致，先写最为突出的印象：面孔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但精神很好；再写头发，精神抖擞地直竖着；最后写隶体一字似的胡须，这也是先生的特征。这一次的描写显得形神兼备。第三次，作者已经意识到站在眼前的是鲁迅先生，由于意外，所以惊异，满怀感情地注视他，仔细看了先生的面孔、头发、长衫和烟嘴，这一次的描写犹如特写镜头。这三次外貌描写，都抓住了鲁迅“瘦”的特点，连同另外三处写“瘦”，突出了鲁迅置健康于不顾，把整个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的崇高品质和顽强意志。肖像描写虽然写的是人物的外表，但描写的目的决不止在于使读者了解人物的外在形象，而是要反映人物的思想性格。鲁迅的小说《故乡》中两次刻画了闰土的形象。少年闰土生气勃勃，机智勇敢，是一个项带银圈、手捏钢叉保卫瓜田的小英雄。二十年后的闰土却面目全非：“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得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手也不是我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而更使“我”感到悲哀的是闰土的神情与态度：“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叫道：‘老爷！’……”这两处外貌描写通过鲜明的对比使读者感受到旧中国广大农民所经受的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种种重压，感受到他们身心所忍受的无限的痛苦与摧残，更感受到作品所表达出的，作者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可见，动态的描写人物外貌对于刻画人物形象、揭示作品的主题是十分重要的。  

在写作实践中，人物外貌描写的要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要顾及到各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形象、具体地展示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

                

                

作者：邱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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