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南开中学   于傲洋  

  《窦娥冤》与《西厢记》作为元杂剧的代表作品，有着不少的相似点与可比性。例如它们诞生于同一时代，都在剧中刻画了具有反抗意识的进步女性，都揭露并鞭挞了封建势力的反动和虚伪等等。本文即旨在通过对两部剧作经典场次：《法场》一折与《长亭送别》一折的比较，来简要分析一下这两部分在创作手法上的相似点。

第一：这两部分都在写作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调动了陪衬因素的作用，即所有次要人物皆为主要人物而设。

在《法场》一折中作者关汉卿只安排了必不可少的次要人物，他们的出场完全为主要人物服务。一方面写蔡婆婆为窦娥送行的场面时，作者只安排给她三句很简短的台词，而窦娥则在蔡婆婆的台词后继以长篇幅的念白与唱腔来安慰她，这实际上是在集中表现女主人公善良美好的品质始终如一。另一方面，在描写刽子手和监斩官时，作者一反通常的手法把他们写成面目狰狞，万分凶恶，而是写他们通情达理，窦娥提出什么要求，他们答应什么要求，这样的写法，固然是作者并不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这些爪牙，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安排他们依主要人物思想发展而动，让情节得以流畅的推进，从而使窦娥具有反抗性的形象更加鲜明的突现出来。

在《长亭送别》中王实甫也作了相似的艺术处理，只安排了老夫人，红娘等人物上场，甚至于作者为了突出莺莺的形象，把剧中的男主人公张生，也压缩到一个十分次要的空间。然而，他们的陪衬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红娘是作为知情者出场的，她只有三句台词，可每一句都会勾起莺莺的无限愁思；作为监视者出现的老夫人更是给莺莺带来巨大的思想压力；作为离别一方的张生，作者却有意的作了淡化处理，不仅写其离愁远逊莺莺，更在其话语中显示出对莺莺心情体会不深，这无疑更加重了女主人公的担忧。很明显，作者是以这些陪衬因素来推动莺莺内心情感的发展与深化，从而突现出一个愁肠寸断的离人形象。

第二：这两部分都对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刻画。

在《法场》一折中，窦娥所要经受的是她生命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灾难，经过公堂上黑暗的一幕，她的斗争意识已从朦胧自卫的反抗发展到自觉的反抗，对官府的绝望终于彻底粉碎了她逆来顺受的信仰，从而激发起她那一直被压抑在心底的反叛意识。在此折中，关汉卿没有多写窦娥对生的留恋和对死的恐惧，而是集中笔墨通过她的感情宣泄抨击了造成悲剧的社会因素。这种内心情感在[滚绣球][耍孩儿][一煞]等唱段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现。一方面写了窦娥的恨，她把悲愤情绪和反抗精神汇成排山倒海的巨澜，狂怒地冲向那些在封建社会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象征，王法刑宪，天地鬼神都成了她猛烈抨击的对象，整个社会在窦娥的思想中被完全否定了；另一方面又写了窦娥的怨，这种感情是当她的恨发展到顶点时忽而表现出来的，[滚绣球]的末一句与[煞尾]一段中，女主人公从抨击天地控诉社会转向悲哀自身，从而体现了一个善良的弱女子在强大黑暗现实面前的无可奈何。这一恨一怨，非但没有削弱情感的表达力量，反而还增加了这种感情的丰富性与悲怆色彩。

《长亭送别》中莺莺所要面临的则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场离别以及可能继之而来的无望等待。她的苦楚通过内心独白与所见所感得到了细腻的刻画。一方面写了莺莺的愁，无论是[端正好]中的景中含情，还是[滚绣球]中的因情见景，都极深彻地表现出这次分离，在她心中引起的情感波澜；另一方面又写了莺莺的忧，前途未卜是她忧的主要根源，她忧的是张生是否可以考得上状元、母亲是否会再次悔亲、即使张生考上了状元又是否会停妻再娶。一层层的顾虑与担心叠加在一起。在这一愁一忧的绞缠中，莺莺回味着逝去的甜蜜而短暂的岁月，想象着将来要面对的形单影只的生活，这种烦闷的心情，丰富的感受，以及回忆、想象等心理因素一起，构成了人物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

第三：这两部分都为推动剧情而设置了悬念。

戏剧情节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个悬念的设置和解答。在《法场》一折结束时，全剧的高潮已过，但正义并未得到伸张：图财害命的泼皮张驴儿仍然逍遥法外，贪赃枉法的桃杌太守也得加官晋级，而无辜的窦娥反落了个屈斩在长街的悲惨下场。这一切，在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纵然是真实的，但以此为结局既不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也不符合作家本人的创作要求和审美理想，所以作家把窦娥如何伸冤，不法之徒怎样得到惩罚作为悬念设置下来。

同样，《长亭送别》一折结束时，王实甫也设下了悬念：一方面，此去能否考中又会否变心；另一方面，老夫人：“到京师休辱末了俺孩儿，挣揣一个状元回来”的明令与莺莺：“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的嘱咐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这又构成了一个悬念，如果张生不中，那么在老夫人与莺莺之间又将发生新的冲突。当然，两部剧作最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为悬念做了圆满的解答。

其实，这里举出的几个相似点，不过是两部分相似性的一隅而已，关于他们的共同点我们还可以做出更多更细的比较和分析，但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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