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市征存中学   顾炳德    214400

语文教育的任务是什么？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认为，语文教育一是给学生真、善、美的熏陶和教育，二是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三是让学生掌握恰到好处的语文能力和知识。

在语文教育的大讨论中，作文教学中的问题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此次课程改革，明确提出加强写作与生活的联系，重观察、重思考、重真情实感，要求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不说假话、空话。鼓励想象和幻想，鼓励有创意的表达。提倡多写观察日记、生活笔记、书信和随感。重在激发学生练笔的兴趣，在具体要求上，不再从中心、条理等方面提过高的要求，而是注重培养学生初步的、实用的书面表达能力。要求多角度地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捕捉事物的特征，力求有创意地表达。

要学作文，先学做人。

许多青少年轻松愉快、一气呵成写就的日记或书信，用文学的标准看就是一篇不错的散文。但他们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时，情形却变了，内心的苦思冥想不是互相打架就是顾此失彼，曾经轻松的笔顿时重得难以下手。这时候，写作差不多成为一种苦役。

这种反差之所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大原因是第一种写作心灵处于自由的状态，第二种则是戴着手铐脚镣。这不难理解。日记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性情所致，喜悲怒骂，可以尽情地描述与抒发；书信起码也是有话要说，而且没有立意的制约，所以也自由。而后一种写作是要交给老师看的，他的评价与学习成绩息息相关，所以要有所收敛，中规中矩。

问题是，许多老师对作文的要求是违背科学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唯理，就是不相信和排斥人对生命的体验与感受，认为只有理性才是高尚可靠的。这种用理性压制感性的做法，与唯物主义重视实践和感性背道而驰，把丰富多彩的生活打压得只剩下瘦巴巴的几根骨头，使记叙文、随笔等充斥空洞的说教，为了迎合这种说教，有时不得不去扭曲生活。唯理论强迫着学生漠视人的复杂性和生活的丰富多彩，不仅妨碍他们学会体验和挖掘生活，也窒息了他们身上的艺术细胞。目前严峻的现实是，私情私语因为违忤老师的意志，学生们只好隐瞒，唯理的方法是因为老师喜欢，他们只能无中生有。抛弃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用瞒和骗的手段写作，生产出来的只能是广受批评的“新八股”、“假话”和“贫血”作文。

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就以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博采众长，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另辟蹊径，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创立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创造教育”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他的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标志着一个教育新时代的到来。宋庆龄赞誉他为“万世师表”，郭沫若称“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江泽民同志曾题词：“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的那些富有人民教育思想的真知灼见，真正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精神实质。

我们进行教育改革，推行素质教育，首先要弄明白教育的目的。陶行知先生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一语中的，“教人求真”即学到的是真知识；“学做真人”即做有道德的新人，注重和谐发展，这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要学作文，必先学会做人。要写出有真情实感的作文，必先学做有真情实感的人。

作文的真实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材料的真实，一是表情达意的真实。材料的真实是说所写材料与生活中的人、事、景、物一致。表情达意的真实就是作文中的“情”“意”与心中所想一致。两种真实是有区别的。材料的虚假是虚构，表情达意的虚假则是虚伪。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虚构是允许的，虚伪是应该坚决杜绝的。

文章的真伪在于表情达意。表情达意的真实就是要讲真话。巴金说过，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文章是抒写性灵之物，主要就在于把自己内心真实的精神活动展示出来，与别人交流，不真实即失去了交流的基础，因此，这表的“情”达的“意”绝对假不得。

应试教育受升学压力的影响，学生成了学习的机器，已经根深蒂固，实现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必须更新教育观念。陶行知先生作为一位旧时代的教育家，早在半个世纪前已经认识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是民族自杀的口号。我们要想创造新民族，只能提倡科学的看，科学的说，科学的听，科学的动！”他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旧教育的弊端：“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高分低能，毫无创造力。他竭力反对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传统教育，要把死教育变成活教育，使学生的天性得到尽情发挥，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因此，我们的教育必须真正联系实际，面向社会，走出课堂，走进生活，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自己去看、自己去听、自己去说、自己去做。可事实上，我们却是经常要求学生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狭小的校舍、死板的教科书，把学生的视野局限在非常狭窄天地里。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书呆子是什么？

陶行知主张解放小孩的嘴，让他们自己去说。小孩子有问题要准许他们问，从问题的解答里，可以增进他们的知识。陶先生说“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我从前写过一首诗，是发挥这个道理：‘发明千千万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可惜的是一些家长和教师不许孩子多说话，尤其不让孩子“异想天开”地问。小孩子得不到言论自由，特别是问的自由，怎么能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呢？“教是为了不教”，要想让学生学会，首先要让学生会学，教给他们学习方法才是他们一生的财富！

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自由的状态不仅是生产佳作的途径，而且使作文无比快乐。作文的快乐首先是心灵的快乐。虽然苦思冥想意味着伤脑筋，但对心灵而言，它不过是肉体的疲惫，这种疲惫伴随着人们发掘和表现自己，实际是快乐的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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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许多老师对此满不在乎。他们固执地认为，自己写给自己的文字，写给他人的信件，即使激情洋溢，文采飞扬，也仅仅属于私情私语。作文与报刊发表的文章一样，是拿出来给人看给人念的，不能不把关，不能不讲思想影响。不写群众的道理，缺乏有益的教义，有什么价值可言呢？他们像故意要跟学生作对，看学生痛苦心情舒畅似的，把学生的作文一个接一个地放到唯理的床上，长的无情地锯掉，短的要使劲拉长。他们常常颠倒作文的好坏，把鲜花和掌声送给了“假、大、空”。

我们自己的阅读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之所以阅读小说、散文和随笔，是因为相对于纷繁广阔的世界和多姿多彩的人生，我们自己的经历、生活、思想、情感总是有限的，甚至微不足道。天性驱使我们要从别人那里接触、了解、感受这个世界，丰富自己的阅历。对于我们不知其所，不知其然的事物，我们也愿意听听别人怎么说，怎样想。对那些瘦损干瘪，千篇一律，了无生机的东西，我们本能地会予以拒绝，因为它不能提供给我们新鲜有意思的东西，使我们的阅读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作文如一面镜子，它能够反映作者做人的思想境界、品德情操。

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有二人是颇有“建树”，而周作人的文字虽好却难以流芳，这是为何？不会“做人”也！

司马迁忍辱写成《史记》可窥见其人格。

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苏东坡、关汉卿、蒲松龄哪一个不是有着凛然正气的文人，他们的人品比文品更高一档次。

康生的书法不错却令人不齿；码丽娅·居里的人格魅力令爱因斯坦赞叹不已。

古今中外做人比作文更为重要。推而广之，做任何事首先要做个顶天立地的“人”。

作文如一面镜子，它能够反映作者做人的思想境界、品德情操。

作文是各种艺术的合成，它能够反映作者的文化底蕴、文学素养。

作文也是一种对作者做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感悟的反映。

    辛笛在《人生》中说：“人生多种样/有人一生就做一个题目/有人是题目多于文字/有人一直是‘无题’/有人是做就做了没有想到题目/有人是不要题目而题目来了

我什么都不要说/更不说疲倦/我只想做一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能做多少就是多少/我只想立着像一方雕像/虽然沉默/可是他有美有力/由坚凝取得了永久。”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方针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就要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世界观教育，注重其道德情操的培养、陶冶，注重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逐步完善学生的人格。

要作好文章，首先要做一个正直、诚实、有道德、高气节、为人谦虚、爱憎分明的“好人”。

要做好新世纪的“文章”，必须做一个好的社会人，好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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