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情结（连载）（16）

      浙江省丽水师专松阳校区  李丹（323400）

      工具书种类繁多。有综合性的工具书，有各学科乃至于各个专题性的工具书，各有各的用途。

      那么，学语文或教语文，需备有哪些工具书呢？简而言之，小学生必备《新华字典》，兼备有《汉语成语词典·修订本》；初中阶段应有《现代汉语词典·2003年修订本》；师范或高中阶段再添一本《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当了教师，在你房间的书架上应有《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至少有一种。若经济窘迫，新教师无论如何亦应备有《辞海·词语分册》）。

      这几本须臾不可离身的字典词典，当是最最基本的。且均属文史工具书类的字典词典。

      文史工具书分为几类？一般地说，文史工具书分为12类：⑴字典；⑵辞典；⑶类书；⑷政书；⑸百科全书；⑹书目；⑺索引；⑻年鉴；⑼手册；⑽年表；⑾历表年谱；⑿图谱。其分类法，工具书专家们也各有各的门规。门规虽有小异，但大略相同。例祝鸿熹、洪湛侯主编的《文史工具书词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分为：“（一）甲编。工具书：⑴字典；⑵辞典；⑶书目；⑷类书；⑸政书；⑹索引；⑺手册；⑻年鉴；⑼年表；⑽历书；⑾图录；⑿百科全书。（二）乙编。⑴方志；⑵资料汇编；⑶传记；⑷年谱；⑸丛书；⑹总集。”限于篇幅，不予另述。

      工具书对于学语文或教语文来说，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疑难，又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工具书伴我备课，治学，成了我求知的开山斧。令我终生难忘的事至少有四：

      第一件：师范《文选和写作》第一册和高中《语文》第六册都有一篇内容完全相同的课文：《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书目》（作者陈宏天）。我在备课时，发现这篇必教课文竟有6处舛误：①将清代大名鼎鼎的学者王鸣盛误成了“王盛鸣”；②将《中国丛书综录》误为《全国丛书综录》；③将《中国地方志综录》误为《全国地方志综录》；④将《书目答问补正》（清代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的范希曾误为“范希增”；⑤将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误为“许世英”——查《鲁迅全集》，许世瑛（1910—1972），字诗英；⑥许世瑛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时，鲁迅为他开列应读文学书目。课文误说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解放前何来“中文系”？我运用工具书查实后，撰写了一篇文章：《〈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书目〉一文订谬》，刊在镇江师专《教学与进修（语言文字版）》（季刊）1984年第4期上。刊出月许，我便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报刊资料《中学语文教学》1985年第一期上，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已将我的这篇文章全文影印重刊。之后，我又在一些报刊上读到了一些文字，都举用我这篇文章，说“高中语文课本已经经过许多大专家审查，但怎么连知识的可靠性也靠不住？”云云。时隔7年，镇江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在出刊50期并改为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时，给我寄来了荣誉证书……

      令人吃惊的是，2003年职技校（中专）《语文》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仍有此文，且仍存作者陈宏天1979年所写下的6大错误。编教材的人怎么能这样对待青年学生呢！课文应以正确知识泉达后学呀！

      第二件：1990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与老友合著的《古文分类导读》。我撰写的专题是碑志文。在注释东汉班固的《封燕然山铭》时，我遇到了难题：此“铭”中的一些地名，例“乌桓”、“高阙”、“鸡鹿”、“涿邪”、“安候”，它指说现在何处？我查《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一无所获。其帮助我解决这一疑难的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册编写组编的《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册》、顾颉刚、章巽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我按《汉书》地名，一一地跟这三本《历史地图集》进行细核，且按比例尺计算之，终于给“译”出来了。但我仍没把握。我将由我注释的所有篇目都邮给我大学时代的老师祝鸿熹教授（博导）审正。祝老师是“辞海先生”（编纂《辞海》者之一），他对这几个地名注释全部予以肯定，但对我注释的柳宗元《唐故御史周君碣》一文，提出了异议。我告诉他，我参用了三种版本。他给我寄来长信，列出一大堆版本后再申述他认为应采用哪一版本。柳宗元文中仅7个字的原文，我们用书信讨论了近一个月。“辞海先生”啊，我请您改，您修改就是了！但他不。他一定要我查勘他所开列的版本，并要我说出我依准哪一种版本的理由。他顶真得很。从中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这就是搞学问。

      第三件：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条目注释，我依据工具书及新发现的史料，给纠误了“四库全书条目”、“刘承干”、“越风”等三个条目。我的考证文字，刊在《鲁迅研究动态》（1984.2）和《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第16辑）书页中。

      第四件：我教《五人墓碑记》，在研读了我能见到的学术界论文后，给梳理出一些历代未解决的难点。这些难点，正如作者张溥所写的“犹记”。我决心解开这些谜团。于是，我研读有关的正史、野史，终被我解开了。请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学语文教学》1983年第3期全文影印的拙文《〈五人墓碑记〉献疑三则》，在此不再赘述。至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已全文影印了我的《从婚龄推测〈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3年第6期）《〈甘薯疏序〉小议》等7篇与众说不同的学术论文。

      我的体会是：工具书是求知的开山斧！

      （2003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