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文

才子诗人曹植在诗作《白马篇》（又名《游侠篇》）中塑造了一位武艺高强、舍身为国的少年英雄形象。多年来，人们在解读这首作品时，着眼点主要放在了以下几个方面：英雄舍身为国、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本诗在结构、语言上的形式美，本诗所寄托的作者欲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凌云壮志，等等。其实，我们在解读这首诗时，如果能够抛开纯语言研究以及诗言志等这些文艺理论，而单纯地把文中的游侠儿当作一个在现实中存在过并且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来看待，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思想与行为，就会发现，从他的身上所折射出的竟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谓的“官文化”与“民文化”的激烈碰撞，他的不寻常经历所反映的正是中国民间社会的文化精神的最终取舍。

何谓“游侠”？“古代称好交游、轻生死、重信义、能救人于危难的人”。（《现代汉语词典》，2001版，p1526）从词义来看，想作“游侠”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身份是自由之身，将生死置之度外，以信义为人生首要信条，以扶危济困为人生使命。在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的社会中，民间社会的平民百姓永远处于毫无人身保障，充满精神屈辱的弱者地位。而游侠可以游走四方，他们见义勇为，除暴济厄而不图回报的侠义之举，在民间必然倍受推崇，甚至成为人们身陷厄境时所渴求期待的拯救力量。你看，“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曹植在开首一句就将游侠那种驱马驰骋，天地任我行的自由之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自由，这正是游侠安身立命的第一要求，也是本诗美感的重要源头。然而“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一旦身陷官家，这种极度的自由又岂能容你任意发挥。千百年来，人们只是在不断的赞颂着游侠儿那“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大义凛然的爱国之情，然而又有谁认真地思考过，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侠客，他在面对自由亦或不自由这种人生的两难选择时所产生的困惑以及由此而要承受的那无穷无尽的精神痛苦！其实，这种困惑与痛苦绝不是他一个人所独有的，大而言之，这是两千多年来整个中国民间社会的文化精神所经历的困惑与痛苦。

英国人韦尔斯在其所著《人类的命运》一书中指出：“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据闻一多先生解释，韦尔斯所说的“土匪”，包含着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游侠传统（《关于儒、道、土匪》载《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P469 P471 P472）。“侠”与“儒”的精神经过几千年的渗润，早已化为国民性格骨肉中的一部分。对国民精神的影响可谓殊深。然而二者原本同出一源，手足之间，必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相联，却又在历史进化中，分化、演变、斗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并表达着官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对立冲突。中国上层社会的文化，就其根本的文化特质来说，是一种泛儒文化。儒文化的根本特征就是积极地入世，有所作为。而中国民间社会的文化精神是地域、民族、宗教、行业、社区、生活方式诸种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呈现出极其多样的文化色彩。对于中国民间社会文化精神的概括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仅从外在形态看，自然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乡民性格与市民性格，但对于其内在的人格精神特质，却众说纷纭：沈从文概括为“游侠者精神”（《湘西·凤凰》载《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 P412）；闻一多归纳为墨—侠—匪的精神路线（《关于儒、道、土匪》）载《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 P472）；周作人认为是体现古游侠精神的“义与勇”（《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P62《雨天的书· “破脚骨”》岳鹿书社1987年P56）；近人又提出“中国文化大禹模式—墨学体系—墨侠精神这样一条民间的线索”（张末民《侠与中国文化的民间精神》，载《文艺争鸣》1988 第4期）。但不管哪一种说法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在中国民间文化精神中存在着源远流长的侠义传统。毫无疑问，“侠”与“儒”是两种既共生、互渗又相悖、异质的文化精神。他们的纠葛表现在多方面，但在许多涉及人生归宿的根本性问题上，却有着如出一辙的矛盾态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出世、入世问题。

这里所谓出世、入世，狭义是专指人是否有意主动参与政治并在政权机体中发挥作用，广而言之是人对整个社会的态度，是积极投身其中还是消极避世，尽可能的屏除与它的联系以断绝社会生活对自己的影响。本来侠文化本身具有着浪漫主义的传统，一切行为随心随性，快意恩仇，至情至性，颇有出世神仙那种快活自在的味道，有了这个特征才是地道的“侠”，“侠”的身份才能得到认可。当《白马篇》中的游侠儿依靠自己精湛高超的武艺，任着自己的性子行侠仗义，从而扬声于西北边陲之时，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他才是真正的“侠”——自由、任意，不被世俗事物牵累——这是“侠”精神的本来面目，也正是中国传统民间社会所向往和追求的生活状态。然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不能单独成为人，只有具有了社会性，人才从单纯的动物上升为万物之灵长的人。游侠也是如此，他可以在世俗生活中特立独行，可以不为了利欲而熙熙攘攘，但是他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具有人类的基本感情。当“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当眼瞅着山河失陷，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之时，似乎是毫不犹豫，我们的游侠儿便“弃身锋刃端”，去“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不怀性命地投入了这场反抗外辱的民族战争中。狼烟已经散去，当年的刀光剑影也早已不复，但千百年后一股豪迈的英雄气却仍然在我们的心头激荡。激动过后，当我们细析游侠儿那义无返顾表面之下的心路历程时，不难发现，我们可敬的英雄当年曾经面临着多么困难的选择，选择过后他将承受多么巨大的痛苦。一方面是任意快活、自由驰骋的行侠生涯；另一方面是名编士籍、身在行伍的军旅生活。表面上看，两者并无本质的矛盾。但是在封建社会，任何一场战争，不管它的口号是多么正义，究其实质都是一个皇帝与另一个皇帝的争斗，而投身其中都将是帮着一个皇帝去攻打另一个皇帝。要知道，作为游侠从他的精神本质上来说，他是反对权利，反对政治，反对专制的。他从骨子里蔑视那种“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屑小行为。然而，现在他要去从军了，他将在一个不知道姓氏的将军的统领指挥下去作战。舍弃自己心爱的自由生活，选择从内心就抵触的不自由的生活，我们无法想象这位古人当年做出这种选择时的心情，按常理推断，他应该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的。是什么推动他做出这个选择的呢？又是他的本性使然。因为他在看到自身利益受损的同时，看到的更多的是妻离子散、白骨累累。自由，固然是游侠一生的追求，但兼爱却是游侠之所以成“侠”的本因。对自由的无限热爱，那只是对自身的爱，游侠们之所以要仗剑行天涯，为的就是铲除不平事。只有把人生的追求由小我的利益上升到大家的利益，他才真正由一个武夫上升为一个侠客。也正是由于这个选择，我们的游侠儿才从一个虚幻意义上的出世神仙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入世真人。游侠儿完成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中国民间社会的文化精神也完成了自己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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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后，今人再读《白马篇》，仍然不能不为其中游侠儿那惊天动地的豪情壮志所感召，所激动。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骨子里，固然有着“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的狂放，有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但更多的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我们一方面在赞赏着游侠那自由惬意、任情任性的神仙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在自觉地学习着游侠，把责任放在个人欲望之前，以个人行动的方式，不求更多的诸如财富、官爵的社会回报，而行使社会职责。在这里，代表着中国上层文化精神的儒文化与代表着民间文化精神的侠文化殊途同归了，困扰着许多中国人的出世与入世在路的尽头处重合了。

2003.11.20

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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