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晚报     2003-11-26     李征 

 

    上周，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巢宗祺在一次会议上谈起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尴尬：该校教育专家在本市一些中学进行了一项调查，主题为“你最喜欢的学科”，语文学科“不幸”被学生们评为倒数第二！巢宗祺对此提出疑问：为什么最优美、最生动的语言文化课程会让学生这样反感？

    专家理想中的中学语文教育究竟是何模样？大学需要的人才应该具有怎样的语文素质？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内多所顶级高校的中文系主任或骨干教师。虽然希望和现实总是有所偏差，专家理想可能只是“乌托邦”式的设想，但他们的声音有着学术的力量，也有着对中学语文诚恳的关注。

    作为大学语文教师，您最喜欢什么样的语文苗子？

    孔庆东：很简单，有两个基本素质就行：首先，他要有较全面的才华；其次，他的性格必须是内敛的，不要咄咄逼人。

    两点之中，我更看重后者。老子说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我喜欢具有谦虚品质的学生，他们才明白“学无止境”的道理，才对学术有敬畏感，才能沉下心学习语文。

    汪涌豪：看他是否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现在有的学生从来就没有将语文和“怀疑”、“批判”这些词放在一起考虑过，这未必是他们的错，一些语文教师只会照本宣科地死板教学，将语文教学标准化、公式化，学生学习语文就是死记硬背，他们的学习灵性都被扼杀了。

    其次，他还应该有宽阔的视野和心灵，也就是他应该有一定的人生经历，不能只坐在书斋里。善于观察世界，才不会僵硬地学习语文。

    徐兴无：简言之，他必须是“读书的种子”，而不是考试的能手。“读书”是个广义的概念，涉及到学生做人的方法、对人文的关怀、个人的修养等，而不是简单地指你看过多少书，能复述出多少本小说的故事。

    陈大康：不喜欢高分低能的学生。他的基本知识要扎实，阅读面要广，读书要有灵气和自己的心得，简而言之是全面发展的学生。

    顺便提一下，谈到全面发展，就要提起中学的文理分科制，它极大制约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要让学生全面发展，首先就要取消中学阶段的文理分科制，当然，大学的教学、选拔方法也要随之改变，如到大学的后一阶段才侧重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

    给您权力，您会怎样选拔人才？

    孔庆东：我希望高校自主招生的步伐能更大一些，甚至能够实现高校具体专业自主招生。我可能会像古人那样给学生出题。我们现在的考试模式来源于西方，自己原先的很多特色却被丢弃了。A、B、C、D可以用于考查理科能力，而语文能力是无法用简单的字母和数字表达的。它的美学意义、多义性无法用勾叉来判决。

    我会模仿古人，出两方面的题目，一项考才情、一项考策论———考才情如让他们对对子、写诗词；考策论如让他们在我面前分析对天下大事的理解，考查他们的逻辑能力、组织文字能力等。

    汪涌豪：我不会给学生出面面俱到的题目，也不会给出太大的题量。而是出一些有张力的、有深度的，能够考查其语文灵性的题目。例如就让他们对对联，或者就是简单的几道问答题，像对中国或西洋的文艺类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只有这种整体性的答案才能反映学生的语文修养。

    详谈一下我心目中的作文题。首先，它最好不要动不动就和政治挂勾……其次，题目不必固定死就是一个，可以出一组让学生任意挑选；再次，评分标准一定要灵活，像点题2分、照应3分一类的标准要绝弃；最后，作文的形式、文体可以多样化。

    顺便说一下，近几年的高考虽然看上去对文体放开了，但后来各地涌现的“优秀另类作文”未必就真是优秀的———七个字在一起未必叫古诗，每行一句话也未必叫现代诗，把几个“之乎者也”放在一起也未必是古文，像得满分的《赤兔之死》只是搬用了历史史实，再用简单文言组织起来，这并不能成为其得满分的理由。学生如果并未掌握自己不熟悉的文体，最好不要大胆尝试。

    徐兴无：所谓考试，无非考查学生的知识水平。知识可分为常识（像“李白是唐朝人”）和价值判断（像“李白是具有浪漫气质的诗人”），中学给出的多为常识教育，大学需要的却是具有价值判断能力的人才。

    让我出题，则会减少复杂的题型，降低标准化程度，多出一些开放性的题目，像一些考查学生综合素质的题目，如写读后感，或者问答题、分析题，看学生的批评方法和分析能力；还有比较浅显、但容易考出学生灵气的作文题。学生文字里面的逻辑能力和人文关怀精神最重要。

    吴秀明：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从事语文高考相关工作。坦率地说，每年的高考语文题我们从来没满意过，这是件让人很无奈的事，我本人也说不出高考语文试卷应该是什么样子。

    但我们可以不断地改进。拿作文来说，这几年考的“诚信”，或者“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转折”实际上都是在考查学生的伦理学判断力。学生太小，没有丰富的人生体验，怎么能写出让人满意的作文呢？这些作文题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脱节得很厉害。作文应该考查学生的两方面能力：人文性和工具性，只有在这两方面结合得比较好的作文题，才是成功的题目。这几年的作文题太侧重人文性，而忽视了工具性。

    让我出作文题，我会出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作文，哪怕比较浅显。

    有人说，在流行文化上，大陆连流行歌曲优秀词作者的数量和创作质量与港台相比都存在差距。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是否和中学阶段对古典诗文的教育力度不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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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涌豪：首先，我们要界定清“文化”整个概念。不同时代的“文化”、“国学”的内涵是不同的，我们用古人掌握的国学知识来衡量现代人是不妥的，因为现代人要掌握的内容要远远超出古人，虽然我们对先前的国学知识掌握得少了，但我们还掌握了古人身后的知识。广度大了，深度就会有所降低。

    至于古文教育，中学阶段的文言教育确实存在问题，但这不是数量问题，而是方法问题、教学质量问题。就像英语老师教学生英文文法一样，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更重视古文的语法性教育，而忽略了欣赏性教育，学古文不是告诉学生简单的虚词、实词结构就能解决的，我国古人好的方法我们也要继承，吟诵和欣赏这两个好方法由于需要耐性和时间，往往被中学老师和学生抛弃，非常可惜。其实如果学生能够将中学阶段所有的古诗词、古文熟背，并灵活掌握，那么他的古文水平不会低的。

    陈大康：我先说一件事情。半个月前，教育部在浙江大学作了一次教学评审，我也参加了，看到了浙江大学中文系做的一项很有趣的调查，调查对象是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的该系毕业生，其中一项内容是“所有大学课程中，哪门课对你的工作最有用”。老师们本以为“应用写作”、“文秘”一类实用性课程会入选，没想到这些课程被学生们排到了最后，而“中国古代文学”却高居第一，学生们一致认为这门课对提高他们的情操和气质非常有帮助，甚至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成绩。

    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我们应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学校在古文、古诗词教育方面要加大力度；另一方面，教学的方法、课本内容的设置等问题更应改进，目前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现代文、诗词、古文作为一个有机体，还需增强。

    吴秀明：浙江大学发生过两件事，和对学生的古文教育有关。一次，香港来了一群大学生到浙大访问，两地学生相聚一堂，香港学生来了兴致，提出和浙大学生当场作诗、对对子，浙大学生为此面面相觑。这件事表明我们应加强古代文化教育。但还有一件事，合并之前的老杭州大学曾设置过七年制中文班，里面的学生的主要课程就是古文，读到大三的时候，学生们怎么也读不下去了，系里只好将他们打散分到别的专业。这件事好像和第一件事矛盾了———怎么增加了学生古文教育，他们又不愿学了呢？

    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提两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增加古代文化教育？增加了又怎样———他们真会作诗了，又能怎样呢？我自己的答案是，相比增加古文教育而言，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更显重要。毕竟我们总是要向前走的。

    请您向中学生推荐两本语文课外读物，或者对您中学阶段影响最大的两本语文课外读物。

    孔庆东：《论语》、《坟》。相比它们，所谓现代作品就没有读的必要了，包括我的。

    徐兴无：《孟子》（杨伯峻译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前者是中国散文的典范，后者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大有帮助。

    吴秀明：如果不界定为两本书，我选的是：一、生活这本大书；二、四大名著，其人文性、审美性、情感性和创造性是现在的学生畅销书中没有的。 

    陈大康：一时间说不出。学生应该广泛阅读，在自己爱好的方面则要精读、深读。对我自己少年时期影响比较大的是鲁迅的作品。(李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