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和明  

苏东坡的诗《题西林壁》是历来传诵、脍炙人口的名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佳句流传，会心而笑的，代不乏人。在文学批评的历史上，同时代的批评家评论同时代的作家作品，由于他们对作者的处境往往有比较真切的体察，对作品产生前后的社会气候和文艺气候等有比较切实的感觉，因此，谈论起来，也就往往比较能够给人们亲切的印象。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过于近距离的观察和批评，也往往可能带来错觉，特别是因为批评家和作家之间有许多观念和意识都会以自己很难察觉 的方式，同时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因而在批评过程中，造成隔膜，有时候反而还不如后代的读者分析得更加客观和恰当。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客观效果的认识方面，“同时代”本身就是严重的局限。我们可以通过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发表以后，从批评的角度说，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较早而又较有影响的文字是茅盾先生所作的。而且，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有关《阿Q正传》的分析评论，也还是基本上没有突破当时茅盾先生的主要观点。其实，要说比较早而又比较全面地评论《阿Q正传》的文章，还有发表在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上的一篇，题目也叫《阿Q正传》，而它的作者，赫然正是当时文坛上炙手可热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鲁迅先生的胞弟——周作人先生。

我们知道，周作人早期的文学评论作品大部分收在《自己的园地》一书中，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现在我们所能够见到的《自己的园地》，甚至包括周作人其他的文学评论作品集中，都见不到他这一篇批评《阿Q正传》的文字。我们也知道，周氏兄弟严重反目的时间是1923年7月。而《自己的园地》正是1923年结集的，不清楚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初版中就没有收入这篇文章，以致有许多专门关注鲁迅先生作品研究的人，比如李何林先生，他的《鲁迅论》称得上是保存早期鲁迅研究的文章最丰富的本子，可是其中也找不到周作人的这篇文章。至于周作人把这篇文章抽去的真实原因，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完全确切地说明；周作人先生自己曾经对此作了一点说明，强调是因为受到了成仿吾的讥讽，为了避“后台喝彩”之嫌而抽去的。他还说，这篇文章在发表以前，曾经给鲁迅先生看过，并且得到了哥哥的首肯（见周作人的《关于鲁迅》）。周作人的这个说法是否真实，我们不能妄加揣测，我们只知道，在鲁迅先生后来作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1925年）一文中，对于周作人在本文中所作的某些评论用语是明确表示了不满的。这也许是周作人早就知道的内情，也可能就是他抽去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我在这里并不想对这段公案多作烦琐的考证，我只是以为，这篇文章对我们今天学习《阿Q正传》，还是很有帮助意义的，我们似乎还不应该任其“埋没”。当年的《晨报》副刊，当然我们许多人已经很难见到，因此我不惮烦，把它迻录于下。

我同《阿Q正传》的著者是相识的，要想客观的公平的批评这篇小说似乎很不容易。但是因为约略知道这著者的主旨，或者能够加上一点说明，帮助读者去了解他的真相，——无论好坏——也未可知。

《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的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不尽是破坏。美国福勒忒在《近代小说史论》中说：“关于政治宗教无论怎样的说也罢，在文学上这是一条公理：某种的破坏常常即是唯一可能的建设。讽刺在许多时代，如十八世纪的诗里，堕落到因袭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讽刺实在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姿态，对于不可忍受的恶习之正义的愤怒的表示，对于在这混乱的世界里因了邪曲腐败而起的各样侮辱损害之道德意识的自然的反应。……其方法或者是破坏的，但其精神却还在这些之上。”因此在讽刺里的憎也可以说是一种姿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对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他就最近于融化在那哀怜和恐惧里了，——据亚里士多德说，这两者正是悲剧的有净化力的情绪。即使讽刺是冷的，如平常变为反语的时候大抵如此，然而他仍能使我们为了比私利更大的缘故而憎，而且在嫌恶卑劣的事物里鼓励我们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讽刺小说虽然与理想小说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不过正负不同罢了；在技工上，因为类型描写的缘故，也有一种相似的夸张的倾向，这不能说是好处，但也是不可免的事实。理想家与讽刺家都着眼于人生的善或恶的一方面，将同类的事物积累起来，放大起来，再把他复写在纸上，所以他的结果是一幅人生的善和恶的扩大图。作成人生的“实物大”的绘图，在善人里表出恶的余烬，在恶人里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伟大的写实家才能够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容易流入于感伤主义的小说，正如人家讲中和的容易变为调停派一样。所以不是因袭的讽刺文学也自有其独特的作用，而以在如现代中国一般的昏迷的社会为尤甚。

《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他是反语（Irony），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点相近，《官场现形记》和《怪现状》等多是热骂，性质很是不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范围之内的。《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所知道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戈果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是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了不少的影响。戈果理的《外套》和《疯人日记》，显克微支的《炭画》和《酋长》等，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都已经译成汉文，只就这几篇参看起来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夏目漱石的影响，则在他的充满反语的杰作《我是猫》。但是国民性实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分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他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他的贬词却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造成了Satyric satire(山灵的讽刺)，在这一点上却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相近了。这个倾向在《狂人日记》里——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声明，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一个人——也很明显，不过现在更为浓密罢了。这样的冷空气或者于许多人的蔷薇色的心上给予一种不愉快的接触，但我的私见以为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国现代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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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说月报》上说，“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这话说得很对。戈果理的小说《死灵魂》里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寻到一个旅行着收买死农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种种投机的实业家中间可以见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鲁泡金所说。不过其间有这一点差别：契契珂夫是“一个不朽的万国的类型”，阿Q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像神话里的“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总之这篇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样老实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服苦药，我想他的存在也不是无意义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痛骂一顿，做到临了却觉得在未庄里阿Q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诃夫所说，他想撞到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起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的失败的地方。至于或者以为讽刺过分，“有伤真实”，我并不觉得如此，因为世界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的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眼见到这一类脚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桂，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周作人先生的这篇文章，显然是在读了沈雁冰（茅盾）的评论文章之后才写的。文章里还明显的透露了当时社会上对《阿Q正传》的种种意见。比如“讽刺过分而有伤真实”之类。他能够以自己的亲身见闻为这篇小说的真实性作辩护，这是他批评的“亲切”之处。而我以为他最为亲切的地方，是十分准确地说明了阿Q形象的最根本的特征，指出阿Q是一个“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这句话体现出周作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相当惊人的。他虽然还不是像马克思所作的精确表述那样，一针见血地揭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法则”——在我们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所谓“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也已经基本上接近了这样的观点。特别值得我们称道的是，周作人的这一分析，是在对阿Q这个具体的文学形象刚刚有些认识以后就概括出来的，即使是在我们对《阿Q正传》的分析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的今天，我们都还不敢说自己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握，已经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或者已经看得怎样的清晰明了了。

在《阿Q正传》的“革命”一章中，鲁迅先生对阿Q的思想有过这样的描写：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知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在这里，鲁迅先生采用的是欲说还休的方法，“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可以说十分准确而传神地说明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对整个社会思想意识的浸染式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在人们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进入头脑的，并且接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人，会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形成条件反射一样的思维习惯，久久地堕其术中而不知。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愚民政策屡屡奏功，几乎成为统治者无往而不胜的有效武器，不能不说这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其实，这样的愚民政策并不十分高明，只要民众具有对因袭的东西和习惯的思维敢于存疑的意识，就有可能产生对统治阶级思想的分析、分辨能力。而我们这个民族所常常缺乏的，却正是这份存疑的勇气以及分析和分辨的素质。这就涉及到了产生阿Q的历史深层原因。不用说，当时周作人对此的思考是极其精辟的，他真正抓住了小说主题的关键。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对阿Q的认识，就可以从个人生命悲剧的同情上升到对社会形态悲剧的觉悟了。周作人对作品的这一份理解上的亲切，是我们不容易获得的。

当然，周作人的文章里更多也更突出的还是隔膜。他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去引述福勒忒的理论，但是最终的归结还是把小说定位在讽刺小说的范畴之内，把他们和《镜花缘》和《儒林外史》中的一些内容联系在一起，略别于《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热骂而称为“冷嘲”。并且认为作品的“主旨是憎”，“精神是负的”。可见他对鲁迅先生的内心世界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隔膜。

鲁迅先生是怎么解释自己写作《阿Q正传》的动机的呢？这可以从《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略窥一二。他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他是想努力“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魂灵”，我们也常常把它叫做“国民性”，在阿Q的形象中，应该是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的，特别是直到现在还经常被人们作为“专门术语”一般运用的“阿Q气”或者叫“精神胜利法”，对于国民性的刻画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但是，鲁迅先生显然并不是以“憎”作为自己的情绪支撑点的。对他所采取的主观态度，最准确的说明，还应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以往的理解，一般都是把“其”字解释为民众，这当然是合理的，而我以为，更为合理的解释，“其”字还应该是指民族。）这样看来，鲁迅先生的那种悲天悯人的胸怀，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憎概念，具有十分清醒的现实透视的特征，同时也更具有沉郁的色彩。

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和鲁迅的思想距离就明显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当时的周作人大概还完全沉浸在自己所勾画的“新村生活”蓝图之中，他的“新村”建设理想，所步武的是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后尘，固然也有反抗封建主义的进步色彩，因此在当时确实曾经风靡了不少进步的青年，就连一代天骄毛泽东，当年也曾经为此专程拜访周作人，向他请教有关新村建设的见解，并且把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发表在《湘江评论》上。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他的新村理论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乌托邦”式的框架之内。因此，虽然他也屡屡地以自己的思想中表现了“爱”的主题而沾沾自喜，俨然以新生活的建设者自居，把鲁迅先生的作品在自己的特制天平上衡量了一番，并且据以批评，其实，他的这种所谓的“爱”和“建设”是相当肤浅的，经不起任何现实生活的排击。对此，钱理群先生曾经作出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里，“轰鸣着不协调的两种音响。”一方面是对“违反人性的不自然的习惯制度”、“古代礼法”的抗争，一方面却是甜蜜蜜的“爱”的说教。在周作人的笔下，穷人和富人，被吃者和吃人者的对立已经消失，只剩下“成为完全的人”的共同利益。他还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所提倡的“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地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见钱理群《试析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一个是沉醉在自己的乌托邦中描画着“未来的天堂”；一个是感受着自己的周围实际黑暗，试图寻找和刻画出地狱的轴心。虽然都是代表着新文化的方向，但是，两者的隔膜，就必然是相当严重的了。周作人可以把鲁迅作品中所受到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说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这份亲切，是他的身份和学养所致，并非旁人能够轻易做到；而他对鲁迅作品中的思想意识的隔膜，虽然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仔细想来，却也还是有着它的必然性的。至于周扬等人对《阿Q正传》的主题所作的分析，具体落实到了为辛亥革命作历史总结的角度，一向成为我们学习《阿Q正传》的经典结论，照我看来，恐怕不足以涵盖这篇小说的重点内容，不免带有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也是一种隔膜。我们不能相信，鲁迅先生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就有意识的想采用文学的手段，给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作一番历史的总结。正如《药》，也不能说作者的写作目的就是总结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历史教训，而应该是表现了当时绝大多数民众，包括革命者的母亲在内，他们的愚昧而麻木的灵魂。不用说，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是有自己的认识的，小说《阿Q正传》中也的确是涉及到了作者的这种认识的，然而，这只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背景，而不是人物刻画的目的。我们看到，即使在革命的浪潮汹涌席卷而来的社会背景中，我们的民众对于革命的认识还是如此的莫名其妙，他们的灵魂还是处在如此的麻木混沌之中，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不是太令人担忧了吗？鲁迅已经明白，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国民性”，就不可能有效的拯救我们的民族。

这样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样的沉郁苍凉的心境，这样的创巨痛深的主题，哪里是一个什么“憎”字可以了得？哪里是一种什么“冷嘲”的态度可以概括？哪里是几篇什么“讽刺小说”的联系可以加以评说？如果一定要说“冷”，那也应该是由岩浆凝结而成的“火”一般的“冷”；如果一定要说是“憎”，那也是像仇恨自己的恋人一般的“憎”。“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试问，我们可曾见过这样的憎恨者和冷嘲者？

周作人与鲁迅之间的隔膜，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当我们忽视了从文本出发的原则，批评之前，胸中已经横梗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意见，或者把自己的某些思想意识当作了衡量别人作品的标准，那么，强烈的主观色彩就可能严重地妨碍自己的冷静判断能力的发挥。许多隔膜的产生，其实常常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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