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 (04/12/2000) 

　　过去有句非常偏激的话，说是：“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对于文人，简直有一网打尽之势。但仔细思量，觉得这句话的产生和流传，倒也并非无因。 

　　盖在历史上，没有骨气，没有人品的文人的确不少，人们见得多了，便说出这句愤激之言。 

　　比如，西晋的大文学家潘岳，写过一篇很高雅的《闲居赋》，但实际上，却是个谄媚的小人，马屁拍得非常出格，甚至会在路边拜倒在权贵贾谧的车尘之下。难怪元好问要写诗讽刺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而元好问自己呢，却又因事涉为叛将崔立立碑颂德问题，大节颇有争议。 

　　但我们在考察古代文人的品格时，还不能专门注意于个人因素，同时亦要顾及他们的生存条件。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文人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无论是文人或武人，都不过是帝王的家奴而已。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帝王服务。讨好帝王及其权臣，是势所必然之事。有时，所谓忠直之臣，犯颜诤谏，也只不过是为了主子好，恨只恨其不争气而已。其情状有如贾府上的焦大。 

　　鲁迅将这些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而帮闲文人之羡慕帮忙文人，也是自古已然。司马相如就不满于帮闲的地位，时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躲在家里暗暗地作封禅文，以示自己有帮忙的本领。屈原，是敢于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但在鲁迅看来，“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小百姓们早就不满意于文人的此种所为，所以对那些落拓不羁者情有独钟。戏曲《太白醉写》中突出地渲染李白要杨贵妃捧砚，要高力士脱靴，大概就是这种逆反心理的表现。 

　　但到了近代，情况有些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们的生活来源较前有所不同。他们不必再靠王公贵族的供养，而可以通过卖稿、卖画或剧场演出，从读者和观众中获取生活经费。鲁迅在论及梅兰芳时，说他不是皇家的供奉，而是俗人的宠儿，这就道出了演员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但是，如果文人的习性不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照样会出现新的帮忙和帮闲。他们可以从依附皇室豪门改为依附富商巨贾。明清时代，扬州盐商门下的清客，就是帮闲的新品种，他们照样为主人做着消闲解闷的事，无非是改换一下门庭而已。倘以此种习性来对待读者大众，用鲁迅的话说，也可以变成大众的帮闲。 

　　中国文人，古代称之谓“士”，现代则称“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古代的士，不仅是称谓的变化，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大有区别。马克思在论述现代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指出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有劳动力可以出卖；二是摆脱了对于土地的依附，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工人阶级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的性质的差别，即前者是从事脑力劳动，后者是从事体力劳动，而其形成条件则是相同的。 

　　我国从明代中晚期开始，文人们不断地张扬个性，鼓吹性灵，大抵也就是要摆脱从属地位，追求独立性的表现。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正式形成，是在五四时期，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则是鲁迅。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改造社会和国家为己任，敢于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鲁迅是一位文学家，但他的志趣并不在文学本身，而是想利用文学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来改造国民性。所以，他无论是写小说或者是写杂文，都着重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对社会一进行批评，社会就会反过来对他进行压迫。是屈服，还是进行斗争？这就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来了。鲁迅正是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表现出他的硬骨头精神来的。 

　　鲁迅一向认为，一个国家若要生存世间，角逐列国，首先要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他还说：“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坟·摩罗诗力说》）鲁迅是生活中的强者，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 

　　生活中的强者不是以多制寡、党同伐异的人。鲁迅反对跟在众人后面鼓噪，蹲在影子里面摇舌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者，因为这些人的心理是很卑劣的。“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生活中的强者也不是以强凌弱，在嫩草地上驰骋的人。鲁迅说，在大道上，不能只看到羊和凶兽两样东西，其实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种变性变态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很普遍的，当然也是很可悲的。“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了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国家是好不起来的。所以鲁迅说：“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鲁迅的思想充满辩证法。这是强者的辩证法，而不是卑却者的“辩证法”。 

　　毛泽东称颂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认为他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这两句诗，也正是这种强者辩证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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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孺子，鲁迅是爱护备至，充满牺牲的精神。他在《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父亲》里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决不是空言者，他为青年做的许多事，就是明证。 

　　对于强暴者，对于压迫者，他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在女师大学潮中，他仗义执言，和名流学者评理，和权力者对抗，在被无理免职之后，他又敢于控告顶头上司，终于取胜。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预言“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即使自己被通缉，最后只好走出北京，也决不后悔。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面前，他敢于揭露残杀真相，悼念被害战友，敢于“怒向刀丛觅小诗”。 

　　中国人由于状元瘾太重，什么都喜欢追求第一，追求卓越，追求辉煌，而不愿做平凡者，更耻笑落后者，蔑视失败者。“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样的国民，在平时则附炎趋势，若遇到敌人，必然是“土崩瓦解”。有鉴于此，所以鲁迅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鼓吹“不耻最后”的思想。他说：“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见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鲁迅自己就是这样追求平凡的韧性的战斗者。他在《过客》里，塑造了一个蓬面垢首，衣衫褴缕，不受布施，而永远向前行进的老人的形象；在《这样的战士》中，塑造了一个不受敌人迷惑，能够掷中敌人心脏的高举投枪的战士。他们都体现了鲁迅的精神，鲁迅的风骨。 

　　鲁迅是中国的光荣，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精神，高扬鲁迅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