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晓跃  

《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源明归隐田园十六年后的作品。年轻时的陶源明也曾有过“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值社会动乱，战祸不息，民不聊生。加之家境早已败落，寒门之士，也只能是“壮志难酬”了。正因为此，陶渊明才选择了“击壤以自欢”的道路。退居田园，躬耕自资，感受到的是农民的淳朴可亲和田园生活的可乐。而现实生活的政治黑暗又无不激起他思想上的波澜，他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只好借助于笔墨抒写情怀，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情趣。于是便有了他的《桃花源诗并记》。

    《桃花源诗并记》，都是通过对一个借想的“桃花源”的叙述，赞叹，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它是在丑的面前高举起的一面美的镜子。“记”中所描述的“桃花源”是这样一幅图画：“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飞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一种和平宁静，安居乐业的生活。“往来种作”突出人人辛勤劳作，“怡然自乐”可以看出“丰衣足食”的愉快，对土地，房屋，鸡犬的描绘则曲婉地表现出社会安定。而桃源人“设酒杀鸡作食”，“各复延至其家”则又表明桃花源民风的淳朴。“诗”中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叟纵行歌，班白欢游诣。”同样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和平安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相命而耕，春收秋割，鸡犬互鸣，童叟欢愉。这样与“记”中所述的民风之纯朴又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形成一个令人神往的桃源仙境。可以说，“记”和“诗”在主题中心和立意构思角度是一致的。

    但比较二者，我们又不难发现二者在体裁上，内容的选择安排上，具体的表现手法上，又各具特色。

    从体裁上看，“记”是以散文的形式来记叙渔人发现，探访桃花源的经过。桃花源的发现是在渔人的“忘”路之远近的情况下，“忽逢”而见的，而且是置于长长的绿水，夹岸的桃林，缤纷的花片中，这样就给人一种神秘变幻之感。桃花源的消失也显得扑朔迷离，有如梦幻。但同时作者笔下的桃花源又自然逼真，亲切可感，因为文中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写的又是渔人的亲闻亲见。这正是散文这一体裁的特性，使得文章具有了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诗”则是侧重叙述桃花源的社会制度和诗人的一种向往之情，它不同于“记”的入微摹神和绘色刻画。诗中表明的社会观，是以道家的“淳”对抗现实的“薄”，由此衬托出黑暗社会激发的一种矛盾。这样，这种超脱的精神所形成的独特的胸怀，又使诗中蕴含了一种超然的意境，因此这种看似平缓的叙述也就带上一种清雅脱俗的意韵。这些正是由“记”和“诗”的不同的体裁所决定的。

    从内容的选择上看，其一，“记”是以渔人的所见所闻为线索组织全文，这样在内容的选择上，必然局限于一时一地之见闻。而“诗”则是作者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叙述，这样就可以多侧面多角度的辐射壮的铺陈。“记”的内容选择从细微出着眼，可摹状绘神。而“诗”的内容选择则从大处落笔，以拓其面。这样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极好地反映了主题。其二，“记”中受文体的限制，故而选择了富有情节性的太守“寻向”不得的细节来表明心愿--高士刘子冀欲往，作者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显得含蓄，意味深长。而“诗”则发挥诗体表情的优势，直接议论：“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来点明桃花源不可及的原因，显得自然真挚。

    从具体的写作手法看，由于“记”，“诗”体裁不同，两者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也就迥然不同，实为“异曲”。首先从笔发上看，“记”多用描绘，如“乃大惊”的神色，“皆叹惋”的情态等，写得细腻生动；而“诗”则多用叙述，议论，显得平缓蕴韵。其次，“记”的语言简洁生动，如“土地平旷”诸句，言不多而尽出桃源风貌。李公焕说，《桃花源记》言“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造语之极简妙。而“诗”的语言则显得质朴自然，近似口语，全无雕饰做作之痕。再其次，结构上“记”以渔人串文，从美丽宁静的环境，写到男女衣着，劳动和欢愉的精神风貌；从这些人的生活，写到他们的来历，层层深入，次序井然，条理清晰。而“诗”由叙“先贤避乱”自然而巧妙地引出议论，叙议结合，浑然一体。叙是议的基础，议是叙的升华。最后，从个别局部看，“记”中言避世由来，运用插叙的手法，巧妙而不突兀；而“诗”中则运用顺叙的手法娓娓道来，自然而顺畅。

    总之，《桃花源诗并记》两者主题构思角度相同，而体裁手法各异。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极好地表明作者的爱憎情感和志趣，愿望。实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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