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森

何满子是一位老作家，我非购书狂，却买过他的一本名为《千年虫》的杂文集。但不能说我们所敬重的作家的每一篇作品都同样精彩、无懈可击。何满子这篇杂文虽说在“杂”字上做足了功夫，但作为一篇联系现实的作品，其战斗力却未必十分犀利。文中的中心题材就是看到《人民日报》上一封读者来信，批评济南市一家理发店的工人拒绝给一个农民剃平头，认为“乡下佬”只配剃光头。我不知道当初《人民日报》为什么发表这封读者来信，猜想也就是批评城里人不要瞧不起农民兄弟，国营企业的工人不要鄙视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服务行业的职工应当改进服务态度，平等待人等等。这样的一个新闻稿件在一家全国大报上十分平常，是阳光下的一粒粉尘，没有很大的新闻价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卖点”）。当然我们的杂文作者完全可以小题大做，借题发挥，甚至无中生有，从中引申出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命题来。就像聂绀弩的《我若为王》那样，仅仅从一部电影的标题就敷衍出一篇何等精彩的声讨专制皇权的战斗檄文！何满子从中推演出一个什么主题呢？乃是批评当权者不要像理发工人那样“为所欲为”、弄权耍权。这种批评的矛头所向当然是有意义的，不说1980年代，就是现在“弄权耍权”的党政官员仍然大有人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更是新鲜的话题。但问题是理发工人这件事，与官员的“弄权耍权”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理发工人不给“乡下佬”剃平头，并不是什么“弄权耍权”的问题，而只是反映了他观念上的工人或城市居民的优越感，对农民的歧视（这种歧视带有浓厚的改革开放初期的色彩）。1980年代初，我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虽然还没有触动国营经济僵化的体制和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但个体经营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按劳分配的原则已经全面恢复，这个理发工人有生意不知道要，说出那样的屁话，已经像是神经病，从普通劳动人民看来很不正常，在今天看来更加不可理喻。因此，作者由不给乡下人理发引申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弄权耍权，十分生硬，这种联系的社会背景从文中根本看不出来。试问，弄权耍权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的目的应当是谋取私利（所谓“以权谋私”），可是理发工人谋到了什么私利？白白地少了一份到手的生意罢了。说这个理发工人生活在还没有根本改革的国营部门，没有生计的切肤之痛，干多干少一个样，还有某种可能性，而这种现象存在的土壤今天早已根本不存在了。再说，理发工人有什么权？作者自己也说了这类职业在旧社会是被人“卑视”的，据我所知，剃头匠解放后在广大农村还长期受到歧视，甚至在通婚上都受到限制。理发工人手中的剃头刀可以说是权力的象征吗？我可是被人理了几十年发，还没有碰到一次理发师傅在作为顾客的我面前耍态度摆架子，更不大可能碰上一个理发工人拿剃头刀在别人的颈脖子上“及锋而试”的。所以，文中第一段所说理发工人“颇受社会贱视的，连家谱都不许上，也就是开除其宗籍”的情况是普遍的，而济南的那位工人的言行则是十分罕见十分特殊十分怪癖的，是不具典型意义不具普遍意义不具代表性的。作者由理发师不给农民兄弟理发联想到掌权者“弄权耍权”，二者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性。我们想象这个乡下人进这家理发店是十分偶然的，理发工人对这个乡下人只是发生“一次性”的关系，下次乡下人不进这个店就是了，理发工人耍什么威风呀？我们至少可以说，就选材来说，它不是很典型的。这应该是这篇杂文未臻成功的致命的原因，就像烹饪吧，你的主料不行，用再好的配料，有再好的手艺，也是白搭。作者对现实政治的联系如是说：“幸亏他只有这么点儿小权，如果他掌握了用人的权，分配房子的权，乃至更大的权，那就不仅‘乡下佬’，更多的人在更多的事上也只好‘没门’了。”这种假设式的或上纲上线式的推论，对真正的批评对象（某些掌权的人），很难产生什么“杀伤力”。作者发出的是一枚“空对空”导弹。

作者从剃光头联想到古今中外的许多材料，诸如清代“留发不留头”、清末留学生回国后要装一根假辫子，联想到鲁迅的《头发的故事》，联想到旧社会理发工人被开除宗籍，联想到石达开有关理发师的对联；进而又联想到古代一种叫作“髡”的刑罚等等。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作者对当时刚刚过去了的“文革”一页中对被批斗对象强行剃光头甚至剃阴阳头的现象（作者本人有可能遭遇过）却讳莫如深，讲了那么多“剃光头”的故事，偏偏不会联想到任谁都可能联想起来的“文革”期间的“剃光头”的事件，这很难令人信服和接受，是“文革”期间这类事件不能说明问题吗，难道当时的“造反派”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吗？是作者受到某种“禁令”的束缚，而自觉地讳莫如深吗？至于石达开的故事，我实在想不起来它与这篇文章的主题有什么关系，教学参考书也没有说清楚，请看它所说的：“这些联想文字谈天说地，道古论今，看似闲笔，实质上是进一步丰富作品的内容，开掘作品的内涵，同时也为最后从剃光头联想到掌权做好铺垫。有了古今中外这些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种种关于剃头的材料，再由剃光头说到掌权，就水到渠成、自然贴切了。如果没有这些材料，从剃光头直接说到掌权，作品的内容不免单薄，结构是直线式的，整篇杂文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势必大打折扣。”这些话看似唠唠叨叨，其实都是同义反复，而到底用这些材料有什么好处，依然不甚了然。其实人们的不同看法并不是能否采用“直线式”的结构，从剃光头直接说到掌权，而是为什么用这个材料而不用那个材料，教参书的编者根本没有说清楚。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作者要花那么多篇幅，那么多感情，那么多力气，来称引仅仅“据说”是石达开撰写的对联？是为了说明既然石达开那么平等地看待理发师，那么济南市的理发工人为什么不能平等看待农民兄弟呢，还是济南市的理发工人发扬了石达开对联所表达的“睥睨人世的豪情”呢？作者用“单引”的引用方式把对联作了何等的突出，可是这副对联究竟有什么作用呢？直到篇末也没有照应一下。作者为何对这个材料用了那么多激情洋溢的语句（“进步的历史书籍”“太平天国起义是如何如何正义”“太平天国的英雄”“不羁之才”“物与民胞，平等亲切”等等），这跟下文有什么内在联系，我实在看不出来。是作者有一种农民起义的“情结”吗，还是对“太平天国”情有独钟？对农民起义的极度颂扬倒是那些年代的“主流语言”啊，出自作者的笔下实在是了无新意。

展开全文阅读

最后，文中讽刺胡适的一番话窃以为完全没有必要，有“作秀”之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在他的杂文中讽刺胡适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胡适是大人物，其影响和地位在当时远非鲁迅可比，是一只大大的“活老虎”；不管胡适对鲁迅的看法如何，胡适当初是具有与鲁迅交手甚至“打击报复”的机会的；而且鲁迅之与胡适确有主义的不同，两人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教养有种种差异。从年资上说，两人至少没有辈份的差异。所以在鲁迅笔下出现对胡适的讽刺、挖苦乃至抨击，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建国后一段时期，受鲁迅影响，特别是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对胡适长时间没有公允的评价，人们在文章中模仿鲁迅，动辄贬损或讥刺一下胡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时至八十年代初，已经改革开放了，已经提倡实事求是了，对历史人物公正评价的呼声已经日渐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仍然在没有多大必要的情况下，鹦鹉学舌般地讽刺一下根本不能到场应战的胡适，看了使人很难对作者产生佩服的感情。

综上所述，这篇杂文的确让教师在分析评价上感到深深的困惑，笔者认为它作为高中教材是不合适的。从写作技法而言，它正是作者自己所批评的那种“摭拾《红楼梦》等古代小说和别的典籍强找闲聊话题的‘掉书袋’式”（《中华读书报》2004/3/4）的写法，这种随意性太强的写作模式，对中学生的影响将会是消极的。

                                                                        

通信地址：江西省星子中学10-10信箱（332800）          电话：0792-2663853

 作者邮箱： xzcls4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