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蓓

报载，沿袭多年的语文教材终于将有较大的改动了，作为一名在语文教学岗位上工作了十多年的教师，闻讯之后自然大感欣喜，虽然也暗觉改革的步伐稍稍慢了些。

入选语文教材的文章，除了思想健康、政治正确之类硬指标外，在文章作法上自然也应有明显的高人一等之处，以体现并尊重语文课程的纯粹性，切切实实提高学生语文水平。所谓“高人一等”之处，小而言之包括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等基础环节没有丝毫可挑剔之处，大而言之还须包括文笔生动，逻辑严明，表达新奇等属于文章境界的高级范畴。这要求并不过分，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万里挑一的作品，自然应体现国语文章的精华。然而，遗憾的是，上面这些本属题中应有之义的要求，以往的语文教材并不能完全做到。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因循守旧的传统势力，意识形态中种种陈旧的、“左”的思想的侵袭，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它们在把语文教材的政治功能提高到惊人高度的同时，也使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纯粹性、独特性、审美性受到侵害。说来真是荒诞，教材中的有些“范文”，甚至连最起码的“文从字顺”、“条理清晰”都做不到，结果，不仅给教师上课制造了相当大的障碍，也直接损害了学生对语文的理解，间接损害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兹举例说明。

成人中等学校高中《语文》课本的开卷篇，是郭沫若先生的《梅园新村之行》，显然有范文中之范文的意思。文章记叙了国共和谈时，作者前往梅园新村周公馆拜访周恩来的经过，反映了周恩来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为和平事业献身的精神。只是，细读全篇，总觉得作者是在随手涂抹，敷衍成文，下面是文章的最后一段：

借了办事处的一辆吉普车，我们先去拜访了莫德惠先生和青年党的代表们，恰巧，两处都不在家，我们便回到了中央饭店。

“我们先去拜访了莫德惠先生和青年党的代表们”中，有二错，首先“先”字用得没道理，先去拜访了莫德惠和青年党的代表们，接着又去拜访了谁？让人心生疑窦。其次“了”字多余，既然没有见到被访者，就不必用“了”来表示该过程的完成。另外，“恰巧”也下得不是地方，如果事先没有预约，瞎闯了去，却遇见了被访者，心里高兴，可以说是巧遇，用“恰巧”一词合情合理；如果没有碰见，必生惋惜之情，当然要用“不巧”才能达意，除非作者潜意识里并不想见到他们，访而未遇，反而暗自庆幸，可是这一层意思文中并未暗示，我不敢胡乱会意。最后“回到”一词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作者和周恩来明明是从周公馆出发，怎么能说是回到了中央饭店，何况“中央饭店”在前文又一无所见。如果严谨一点，“两处都不在家”也颇可斟酌，一处指莫德惠家，另一处指青年党代表们所在的地方，说成“两处都不在家”，难道青年党的代表们都出自一个家庭？青年党岂不成了兄弟父子党？这“家”字用得莽撞。总共49个字，除起首11字外，其余分句都不够严密，实在遗憾。再看这一节：

客厅也很小巧，没有什么装饰。除掉好些梭发椅之外，正中一个小圆桌，陈着一盆雨花台的文石。这文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也就象征着主人的精神。

为了表明对周恩来的敬佩，作者赋予一盆雨花石如此非凡的人格力量，突兀是突兀了些，考虑到其情难抑，原也不必挑剔。可是，正处于模仿阶段的学生难免亦步亦趋，加以初中所学《白杨礼赞》的影响，但凡写景写物，笔下景物必伟大不凡：小鱼小虾，舍身忘我；太阳月亮，大公无私；闲花野草，执着顽强。也难怪，郭沫若可以这么写，学风老实的孩子就写不得了吗？至于有着美妙花纹的文石究竟与“无我”何涉，也就难与君说了。可以推想，如果周恩来办公桌上放的是一缸游鱼或一盆文竹，郭沫若必然另有一番惊人之论。

郭沫若的学术成就和文学才华固然无可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任何一篇应景之作都可以作为范文入选中学教材（何况晚年的郭沫若承认：曾写过大量愧悔不迭的应景文字）。将郭老如此草率的文章放入教材，不仅对学生无甚帮助，对郭老也谈不上敬意。

教材中还有不少文笔粗疏，顾此失彼甚至逻辑混乱的文章，真不明白教材编选者依照何种眼光把它们选入。再以巴人先生《况钟的笔》为例。作者由昆剧《十五贯》中监斩官况钟在点朱砂笔时的三起三落，赞扬了在位者办案的认真负责精神，引出对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批判。况钟的笔，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本文所要议论的主题是如何正确使用这种权力，然而，课文在开门见山之后，笔锋一转，从仓颉造字、蒙恬造笔一路写来，大谈各色人等都要用笔以及笔的种种不同。这种游离于主题的闲笔，出现在鸿篇巨制中未尝不可，只要它是有趣的，智性的，可是在千字文中用九分之一的篇幅去玩这样的闲情，则显然过分了。更何况，这一段文字非但未见得有何风趣博学，倒是劈头就有一处杜撰的成语，可供学生作“咬文嚼字”的大好素材。原文是：

自从仓颉造字、蒙恬造笔以来，凡是略识“之乎”的人，都是要用用笔的。

明眼人一望可知，作者露馅了。汉语中形容识字不多的成语，原有“略识之无”备用，典出唐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自述出生才六、七个月时，乳母就教他认识了“之”“无”二字。当然，高明之士为避“死在句下”，原也喜欢对成语作创造性使用，读者不必尽视如杜撰。但巴人此处的“略识‘之乎’”，却实在看不出有何创造之举，何况“之乎”还加了引号，显出一副事出有据的样子。结果，我们只能认为他一时不察，掉错了书袋。附带提一下，在注解和教学参考书中，关于“略识‘之乎’”，没有丝毫说明和澄清，正应了钱锺书先生的一句批评：当注时不注，不应注时乱加注。

再推敲《况钟的笔》的遣词造句，属于言语乏味，空疏虚无的，似也不在少数。比如：

况钟的笔就处在主观主义者过于执 和官僚主义者周忱的两支笔锋夹攻之间了。他要在这两支笔锋夹攻之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实在是需要有大勇气、大智慧的。

余光中在谈到鉴别文章优劣时曾经说过：“文笔有毛病就像气管有毛病，忍不了多久一定要咳出来的。文笔如果不好，内容能好到哪里去呢？”作者不讲究遣词造句，加以境界拔得太高，文字全在云头里，难以落到实处，又满是杀伐之气，不免流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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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笔粗疏，胡乱拔高境界这两处为文大忌外，在文章结构上作者的毛病也正不少，写到关键处有时竟然说了前言忘后语，全无头绪起来。文章倒数第二段，作者这样开头：

但况钟的用笔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这支朱砂笔必须点中真正的杀人犯，那才能为社会除掉坏人…… 

下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直看到文章结束，也找不到“首先”之后必须紧跟的“其次”，更别提这种情况下通常还会出现的“第三”了。如此疏于经营、漏洞百出的文章也能成为范文，苦不堪言的老师和学生真的只能徒呼奈何了。范文之“范”，兼具“典范”和“示范”之意，只有文章无愧于典范之名，才当得起对学生的示范之实。面对这类下笔千字，离题万里的文章，我不知道学生究竟会得到何种示范。

语文教材中的范文，最突出的毛病，我以为是陈词滥调的大面积泛滥。《漫谈事业心》即为一例：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伟大理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则是我们几代人的共同大业。……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通过各行各业、各种具体事业的协调发展才能完成的。这就要求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能热爱自己的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优秀的成绩。……做任何工作都应该有事业心，也都能够做出一番事业。一枚钮扣，该是平凡的。卖钮扣的工作，当然也不是惊天动地的。……要成就一点事业，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是不行的。……要成就一点事业，仍然要含辛茹苦，仍然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献身精神。

一面说“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一面却充满了“空洞的口号”。这类口号的典型特征是：每一句话都大到极点，正确到极点，然而看遍字里字外，却见不到一丝独特感受或经验体会。言之无物竟至于此，面对文中的荒唐语句（如“一枚钮扣，该是平凡的”），人们早已没有兴趣再去追究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不少文人腹乏诗书，气质粗鄙，言语无味，趣味寡淡，个别的甚至文理不通，常识匮乏，根本没资格被称为作家，谁知偏偏还被选进神圣的教材里，真可谓瓦釜雷鸣，鹊巢鸠占。希望学生们学了这类文章而能少说空话，多做实事，无异与虎谋皮。有道是“上行下效”，学生们在课堂上与这种“假大空”的范文打够了十年交道，难免不会形成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人格特征。这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

可以庆幸的是，语文教材终于开始全面改革了。虽然还没有看到，但希望到手的范文能名至实归，真正现出一派珠玉纷呈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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