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晓跃  

孟子直言不讳，放语不惮，什么事都敢议，什么人都敢言。

孟子善辩，他能在复杂的论辩中，纵横开合，往往置对手于理屈词穷之境，而自己则始终牢牢占据主导地位，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方面源于他的游说充满了严密的逻辑性；另一方面更源于他内心深处的“浩然之气”。可以这么说，在孟子的身上，最为充分地展示了战国时期文士那种特有的奋发进取的精神。

《寡人之于国也》记载的就是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对话是由梁惠王的“疑惑”而引起的。梁惠王自以为对国家的治理，已十分“尽心”，他的“尽心”，具体表现在“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尽管“邻国之政”不及他如此“用心”，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梁惠王是有野心的，他所采取的“移民移粟”的措施，是渴望能借此增加兵员，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以实施其问鼎天下的政治目的。

孟子深谙其人，“王好战”，快人快语，一下子就点中梁惠王的要害之处，揭露出他所谓的“移民移粟”的虚假性。“请以战喻”，孟子没有直接回答梁惠王“民不加多”的原因，而是以梁惠王熟悉的战事设喻，这也体现了孟子游说的高度的技巧。显然，孟子设喻的“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战事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不仅是孟子有意设置的一个圈套，诱使梁惠王不自觉地钻进去，从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它还寄托了特殊的寓意，那就是梁惠王的所谓的“尽心”与“邻国之政”的不“用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形式上数目上的不同而已。这样也就暗示了 “民不加多”的根本原因。“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就是一种必然了。那么如何才能使“民加多”，孟子便牵着梁惠王的“牛鼻子”，顺着自己思维的轨迹，一路走得快步如风。

说起“王道”，论及“仁政”，孟子更是游刃有余。

先说“王道之始”，那就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人的一生充其量只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两极，也就是“生”和“死”了，能使生的人无憾，活出生命的滋味；能使死的人也无憾，死得其所。这无疑是站在了对人终极关怀的高度，最为充分地显示了孟子思想内核的人文精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阐述“使民养生葬死无憾”的具体措施时，提出了三个要点。如果说，第一个要点“不违农时”是对人本身的关注的话，是希望统治者，不要因满足一己之欲念，就不管是否播种的清明、谷雨，是否收割的立秋、处暑，一律肆意地滥用民力。那么第二、三个要点“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是对人生态环境的关注了，任性的乱捕乱猎，随意的滥砍滥伐，都将直接地影响人的“生”和“死”的质量。

再说王道之成：“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衣帛食肉”，在兵连祸结的战国时期，那可是一个美丽的梦幻。孟子不遗余力地描绘着这种梦幻变为现实的可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当“养民”在物质上有了比较充分的保障时，还得在精神上教化民众，而“教民”的途径，就是“谨庠序之教”，借此“申之以孝悌之道”，来达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样一个溢满人文关怀的境界。

孟子层层铺叙，其理想世界被他渲染得有声有色，他为梁惠王展示了一幅极为美好的前景：“不王者，未之有也。”

当粱惠王全然浸沉在诱人垂涎的梦幻里，彻底地成了孟子思想的俘虏时，孟子没忘了最后的顺刺一枪，那就是现实中令人发指的虐政：“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而针对统治者对这样现状的造成，全然归罪于年成的推诿，孟子更是一针见血：“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如此反问，掷地有声，不容置疑。

正是因为孟子怀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对人对物的人文关怀的胸襟，孟子才不囿于儒家学派谦谦君子风范的约束，而兼采纵横家雄辩滔滔的语势，将自己仁政的主张、民贵君轻的思想，兜售得外圆内方绵里藏针。虽说这样的思想无法满足当时统治者急功求利的紧迫需求，甚而被人以为“迂远而阔于事”，但将其置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这样的思想却充满着一种魅力，思想的魅力是不灭的，是最为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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