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详

形象思维是最基本的艺术思维形式，对写作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运用形象思维，才可能写出使人可见、可闻、可触、可感、呼之欲出、真实可信，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直接诉诸读者的感觉器官，从而引起某种程度上的美感或快感，进而产生思想感情上的共鸣。

形象思维既是一种认识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要从丰富的感性材料中提炼、塑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应遵循一些特有的思维规律。

一、 思维过程始终不脱离具体形象

形象思维的基础是作者对社会生活图画的艺术观察，它的起点是形象（原始生活形象）它的终点也是形象（艺术形象），即描绘出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形象思维的中间环节也是把一幅幅生活图画进行再现、分解、组合与再创造的过程。形象思维的特征是形象，是要依附形象并构成形象。如“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从这句诗来说，诗人头脑中总是先有了红“桃花”这个原始生活形象，之后才能依附这个原始生活形象进行思维，进行由此及彼的联想；同时，诗人头脑中又总是先有了“雨”这个原始生活形象，之后才能把“桃花乱落”同“雨”联系起来，从而在头脑中形成“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艺术形象。如果没有“桃花”“雨”这些原始生活形象，则形象思维就失去了依据，就失去了形象性，就无法构成“桃花乱落如红雨”这个艺术形象。又如，鲁迅创作的《阿Q正传》，阿Q的形象在他心目中孕育了好几年，鲁迅熟悉一个名叫阿桂的农民，做过“掮客”，帮人出卖东西，当过小偷。辛亥革命时，阿桂扬眉吐气地在街上嚷道：“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鲁迅还听说过一个农村破落子弟向富人家的女佣求爱，遭到一顿痛打的故事…这些故事以及他熟悉的故乡的社会风貌、人情民俗构成了鲁迅创作的原始材料，然后经过分解、组合、提炼、加工就形成了完整的，鲜明的阿Q这个人物和《阿Q正传》中其他人物的艺术形象。

二、 形象思维是具体化、概括化的统一过程

在形象思维的初期，作者头脑中的生活图画是比较庞杂的，不够完整的，也不怎么鲜明清晰，没有定型，只有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概括集中过程，才能去掉个别的、偶然的、次要的因素，体现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而这种概括化的过程又不同于逻辑思维中概念的推断，抽象的概括。它不是为了概括共性而舍弃个性，为了理性的内容而抛弃事物本身的具体性，而是从感性的形式、具体的形象来显示生活的本质。就拿巴金的《灯》来说，生活中无数种灯，它从形形色色的灯中概括出几种灯：有平房中射出几点光的灯，风雪中摸夜路见到豆大的灯，不知姓名人家的灯，欧洲古代传说中哈里希岛上长夜孤灯和古希腊女教士希洛点燃的火炬，以及还有陌生人家的一盏油灯。作者把这些灯用灯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些灯就成了“光明”“希望”的象征。又如《阿Q正传》中的阿Q。阿Q似是确有其人，与阿桂的言行，性情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又不是生活原形的阿桂，《阿Q正传》中的阿Q已成为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因此，形象思维过程是具体化与概括化统一的过程。

三、 形象思维的过程是把握特征事物

要做到具体化与概括化的统一，关键在观察生活，积累材料的过程中善于发现、捕捉那些能够揭示本质或规律的、富有特征性的事物。因为特征是“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是一事物的某个凸出而显著的属性，某个重要观点，某种主要状态。因此，在形象思维过程中，在作者的头脑里就需要有一个借以立足的富有特征的事物。如前文提到的“灯”。对人物来说，就是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里的主要人物巴扎洛夫，就是根据一个使他惊叹过的省外青年医生的性格创造出来的。巴金《家》中的主人公觉新，是作者根据自己大哥的一些性格、遭遇、言行来写的。把握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的主体观念活动就有可能转移到人物自身的运动中去，从而达到思维过程具体化和概念化的统一。人物的行为、性格的变化和发展也有了内在的依据，对人物性格特征的把握越明显，人物形象就展示得越具体，这就要求在形象思维时纵览全局，使形象能概括出较为深广的社会内容，洞察幽微，发掘出最生动，具体的形象特征，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