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杰 

     高考是选拔人才的考试，人才的最起码条件是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而高考作文就是检测人才的手段之一。因此我们要求学生作文思想应健康、端正，歌颂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但是，现在作文评价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对写善和写美大加褒扬，对于写真则不敢提倡，小心翼翼或避而不谈。

老师常常这样告诉学生：千万不要以灰暗的笔调反映社会，更不要深刻揭露阴暗面。社会的事情你管不了，说了也等于白说；更何况，社会上的事情有人操心，“清谈误国”啊。从应试角度看，阅卷老师也喜欢格调高昂、感情纯真、富于激情的文章，不欢迎思想过于成熟的文章。所以多写光明面为好。

学生是听话的。为终身之计，为大好前程，在嘴巴上加了一把锁，脑袋里亮起了一盏信号灯。于是，那大快淋漓的针砭时弊，“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章不见了。即使你写得多么精彩深刻，绝对不会得高分，更不会得到在社会上、报刊杂志上、优秀作文选中流传的“殊荣”。

为什么？因为导向不好。高考是一根指挥棒，有引导社会舆论，提高社会审美趣味、提升价值观念的作用，如果选出的优秀文章是揭疮疤的，那些大人先生们、正人君子们岂不要愤愤不平，把你高考批得体无完肤？我们辛苦经营建设的社会被你说得一文不值，我们的功劳哪儿去了？这个学生要么是个冷漠尖刻的“刺儿头”，要么是个疯疯颠颠的“神经病”，这样的死对头，怎么能做我们的接班人呢？

于是，民主法制公正廉明不写了——这些是很敏感的政治问题，是雷区，写不得。那写什么？谈人生哲理，大谈为人处世的技巧，谈生命无价，谈环保意识，谈亲情友情。天地如此广阔，什么不能写，非要大谈什么国计民生，谈什么国家政治呢？不要太“迂”了嘛！

这里，我要大声疾呼：还真实思想一个尊严，给真实感情一片晴空！

首先，求真是文学创作上的历史追求。

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命题。现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把社会的真实面貌表现出来，在文学上称为“现实主义”。有多少现实主义的大家，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世界人民带来丰富的精神食粮啊，我们不是一直都赞扬提倡吗？像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果戈理、斯汤达、莫泊桑，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字，我们的学生耳熟能详；我们的教材还选录了他们那么多文章来教育学生，学习他们的思想，学习他们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其二，求真是作文教学上的一贯要求。

只有真实的东西，只有触及现实的东西，立足时代的东西，才有鲜活的生命力。我们不也教育学生要联系生活吗？联系现实写出的文章才有“针对性”，才有力量。而那些编造一些小故事，营造一些小情调，总结一些小哲理，抒发一些小情感的文章，善则善矣，美则美矣，总觉有些轻淡无力。古人反对浮糜轻巧，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正是有识之士的追求。如果我们选出的人才只关注不痛不痒的问题，尽在边边沿沿上打转转，我们难道不忧心如焚？这些文章，表面上热闹非凡，实际上视界狭小，力度轻微，甚至可以说是肤浅贫乏。这才是真正的“学生腔”！

其三，求真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

真实的思想，是一个人的学识的反映，是观察力、辨别力的反映。明代东林党人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读书做人观念，正是把读书与参与政治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的人才都是关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培养出的是一代又一代远离时代的“世外高人”，恐怕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真正的人才，应该担负起国家民族的责任，心系社稷苍生，忧国忧民。让学子们作文求真，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陶行知先生教导我们：“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就是要我们培养有思想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只听命于现实或逍遥于狭小个人圈子只关心个人前途的遁世者。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就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警语，我们时刻要牢记。当然，注意个人修养是需要的，关照宇宙人生也是需要的，但关心时代更是重要而且必要的。佛家的出世思想、道家的无为态度是很有益处的，但我们尤其需要儒家的积极用世的追求。

我认为，高考作文的评卷老师心态不妨宽容一些，开放一些，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端主义的言论，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能自圆其说，对直面人生社会、积极献言献策的文章，只要写的好，为什么不可以打满分？当然，高考考纲里也应该把“说真话”写进去，为真实的思想和真实的声音撑腰打气，让真人才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