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呈

　　念的是师范类大学，毕业后朋友们都去各个中学当老师。我没当老师，去了某机关单位。每天上班时，总要忧郁地去收发室绕一圈，问有没有我的信。那一年是1998年，电脑尚未普及，多数人不会用电子邮件，信都是手写，去邮筒投寄。刚工作的心情很苦闷，心里充满无用的空想。幸亏有写信的爱好，仿佛国家有海港，物产可以便利外运。

　　与我通信最多的几个同学，有一个叫光头。光头来自北方农村，成绩极好，特别淳朴。我最爱听他讲北方农村的生活：冬夜，老土屋里面热气腾腾，外面北风呼啸，父亲和几个老兄弟围坐着一起喝酒，下酒菜是一盆红汪汪的豆腐炖辣椒……这个描述就把我听馋了。

　　毕业后，光头去了珠三角某个县城的中学教书。以他的成绩，完全可以留在广州，但他对分配没做什么努力，说，在哪里都是教书。他特别热爱教书，动辄声称要在这里“从教而终”。刚开始我觉得他被洗脑了，对教师一职怀有浪漫想象。

　　不过他很快就感受到这个职业的艰辛。比如夹在学校、学生和家长三方之间的为难，比如对各种制度和现状的困惑，比如对管教学生的无助，还比如工作第一年，有个高一学生因记恨本班老师的惩罚，在课堂上掏出一根铁棍来打老师，令全校的老师都生出兔死狐悲之慨。——相比于这些，每天早晨六半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的劳累，都已经不算什么事了。

　　但这些糟心事都没让他改变初心，他还是很爱教书。不知其恶而爱之，那是天真，知其恶仍爱之，才是真爱。他对教师一职，就是真爱。

　　光头的信，百分之九十都在讲工作。学生要“自查考试”了，要差生辅导了，要给兄弟学校出一份期中试卷了，诸如此类。六七月份特别忙，他就形容：这个月份对教师来说，就仿佛五月份对于北方的农民。

　　有次他说到这么一件事。他们班有四个男生在宿舍楼用望远镜看女生楼的女生，女生告到学校里，学校要求他交出这四名学生。一开始他不相信，把班里全部男生叫出来问，果真有四个学生承认了。才上高一的学生，分明还是孩子，他十分不忍。便去和级长主任交涉，希望不要公开处理此事。

　　他说，那段时间“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似的，领导都给我脸色看，同事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是你教出来的学生啊’，我心里真难受。这几天傍晚也不想打球了，坐在办公室里也不想多说话”。

　　这事在他的努力下，学校没有再追究，只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他私下又帮那几名男生好好地分析了这种行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原因，后来那几名男生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算是皆大欢喜。

　　我看这封信的时候，很有触动。让我觉得特别难的一点是：他要维护这四名学生，就要为他们负责到底，必须保证他们不再有搂子。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为了维护他们，还与领导和同事对立起来了，一个人顶这压力。隔行如隔山地想，我未必做得到。

　　但光头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这些每个学生都会在错误中觉醒，学校的惩罚虽然可以让自己一时免责，却会把这些学生推向觉醒的对立面。

　　教了两三年书后，网络开始慢慢普及，我们开始在QQ上聊天。有一次光头心情很坏，说到工作的诸多不顺，听起来都是一些永恒的难题。我问他，你还那么热爱当老师吗？或者只是觉得这是一个饭碗？他在QQ上答，当老师的人，肯定没法只把它当成一个饭碗，因为这个工作要消耗的心力太多了，如果用工资来衡量，那工资就太微薄了。当老师的人都会不知不觉地调动起一种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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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话说，我们从小就看很多歌颂老师的文章，牺牲精神确实经常作为老师一词的前缀。但我们内心对此半信半疑，因为我们遇过的老师，并不是每一个都像文章中所写的，那么无私、那么慈祥。但现在，教了两三年书的光头，这个讷言的、从不说假话的北方农民，也这么说，我觉得这不是一句被惯性推动的空话。

　　这工作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塑造人的工作。人会对他的塑造对象产生浓厚感情，在童话《小王子》中，这种感情被称为“驯养”，小王子驯养小狐狸，又被玫瑰花驯养。塑造人的工作是最难的，教师作为一个普通人尤其难，制度的限制，个人之力的局限，等等。但塑造人的工作，有其他工作所没有的幸福感，“牺牲精神”之中，有无从牺牲的人所感受不到的幸福。

　　那几年，与我通信密切的另一个同学，叫小薇。小薇也在珠三角的一个中学任教，也与光头一样，很热爱这个职业。她是教语文的，曾经连续牺牲两个星期的午睡时间给班上的最差的几个学生补习数学（因为数学老师实在没空），她自己先请教数学老师，一边学一边教，手把手教到他们豁然开朗为止。

　　干嘛要去揽这种非分之活呢？我实在想不通。也许，与这群学生荣辱与共的心情，逼她铤而走险。说来也怪，每一年她都分到年级里最差的班。她本来不介意差班，甚至觉得把差班教好会比教尖子班更有价值，她说“我一直摸索着如何使那些领悟力极低的孩子体会作品的动人内蕴，但我自己也不是一个聪明人，能想到的办法很有限。但即使学生有一点点会意的眼神，都会让我觉得很快乐”。

　　小薇的信写得琐碎，一封信经常是分几天写成的，因为每天只能抽空写一点。比如：

　　“答应给你回信，还是豁出去了。尽管还有一堆事没做。班会课备课不足，没有写班主任计划，语文教学计划，有几个班干部要调整，更糟的是有个学生坚决读足球学校，其家长频频来电催促我去劝他回校读书，明天要在繁忙中抽空家访。从开学开始就要每天七点要到教室看早读，晚上看完晚自修要十点，睡眠又严重不足。”

　　“前几天颇多事情，有几个学生组成类似黑帮的群体，情况很恶劣，初听时真是气疯了，平静下来之后，只能一个个了解其家庭情况再和他们交流。”

　　“前天带学生去爬山，有40人行动，总算欣慰，其实早有这计划，想想刚接这个班时我想过很多点子，如每周用一节课课外活动，打球或爬山，但都没有耐心坚持下去。也有老师说学生们不出问题就好了，爬什么山！这次看到孩子们爬山时的笑容，爬山过程亲近的交流，爬山之后的学习状态变好，我决心克服困难把这个计划坚持下去。”

　　“有几个内向的学生最近上课都能大胆发言，我高兴极了！因为我想了个好办法，说回答问题时，会的举左手，不会的举右手，然后我一通乱点，在我的耍赖之下，他们气氛大好，现在谁都敢回答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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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光头的信让我感到他对学生的爱护，小薇的信则确切让我看到一个老师惊人的耐心。她在信中反映的生活常态无法想象。一件接一件的琐事像一个个漩涡吸吞着时间、心力，永无停止的旋转中一个人怎么能保持理性？不，她没有什么光辉的事迹。既没有累病，也没有为失学学生垫学费，也没有教出天才。但她在这巨大的琐碎工作保持着的耐心，这旷日持久的稳定耐心，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

　　有一封信中，小薇写：接近期末了，太忙了，老师把各种资料翻来翻去，唯恐遗漏什么知识点，学生没完没了地做题。有个学生在他的作文中猛烈抨击考试制度，我理解他的心情，但我不知如何给他下批语，只能写一个“阅”字，却一连几天忘不了此事，一直在思考。

　　作为一个老师，她有不足之处：她不能够给这个困惑的学生以当头棒喝的提点，也不能给他以心理医生般的安慰。她自己都有困惑。但我感到她的真实，她只是个普通人，甚至不太聪明，她掏心掏肺地感受这一切，才感受到各种左右为难，才无法妄加评论。

　　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们就不再写信，改为电子邮件，再后来，是QQ和MSN，而现在，是微信。要承认，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城市使我们疏远，联系不再密切，也很少谈心。但是，总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前不久有一次我发信息问光头，你怎么理解“善行”这件事？因为遇到一些事，我想到在河岸边放生的人们，在神佛前面长跪念经的人们，还有出钱捐款的人们。光头说，这些都是善行，但是，当他教书教得实在累，学生的事情永远处理不完，他就调整呼吸，平复心情继续好好干，他觉得好好工作就是善行。

与小时候看到的歌颂老师的文章相反，有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些对教师不恭的说法，有人不相信有无私的老师。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自己不是君子，就觉得世界上没有君子。我一直保留着光头和小薇的信，尽管若不是写这文章，也不会翻它，但它们静静待在那里，告诉我，另一种接近理想主义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