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利中学  周志勇 

读《出师表》而不落泪者，视为不忠；读《陈情表》而不流泪者，视为不孝；读韩愈《祭十二郎文》而不哀痛者，其人必不友。《祭十二郎文》历来有“祭文中千年绝调”之美誉，它表现了韩愈和十二郎叔侄之间的深情厚意。十二郎的死，使作者悲痛欲绝，也勾起了他对辛酸往事的回忆，身世的不幸、家族的凄凉、父母的早逝、兄嫂的抚养，与侄子在一起的种种情景以及自己的衰病，子孙的幼小，所有这一切一齐涌上心头，汇成一股情感的激流，使作者悲感万端，百思萦集，情不能已，因著此文。这里面有怀念，有感激，有悔恨，有哀伤，有内疚，有期望。字字关情，句句含泪。我认为，这诸多情感的症结皆由一字引发，即“孝”。

从韩愈追叙家事与身世，“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之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中，我们明显地意识到韩氏一脉在韩愈一辈和下一辈中人丁不旺。古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韩氏香火、韩氏家族的命运就完全寄托在了韩愈和十二郎这“两世一身”之上，让人在悲其不幸时，更能从家族发展延续的角度理解作者凄楚的内心情感以及感受作者身上肩负的万钧重担。

韩愈求取功名，就其表象而言，是为了顺应经济仕途的时代潮流，“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升之禄”。在同当时众多的学子士人一样胸怀登第，希冀题名金榜，报效“大家”之志的背后，隐藏着的正是对“小家”的回报与答谢之情。搏取功名，高居庙堂在当时不失为光耀门楣，振兴家业的一种有效途径。正因为如此，韩愈长年在外，与十二郎聚少离多，这并非是作者不顾家，而是那时他还无力顾家。即便如此，在他二十九岁仕途仍不稳固时，他还是想将十二郎及其家人接来，这其中既有感兄嫂抚养之恩之情，也有一个长辈对一个晚辈的关爱之情，更有儿孙承欢膝下、寒暄尽孝之愿。尤其是“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动摇”“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就更让我们明白：承继家族兴旺大业的使命将责无旁贷地落到十二郎身上。然而，十二郎却在年轻力壮之时早逝，联想到自己及家族叔伯兄弟的命运与遭遇，“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作者不由地产生了神明之念。韩氏家族中的男儿为何均在壮年之际早逝？这真是天诚难测，神诚那明，理不可推，寿不可知啊！天命无常使作者从心底深处升起阵阵寒意。振兴家族的希望似乎随着十二郎的逝去而顷刻间变得更为飘渺迷茫而不可预知。此时“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的韩愈实在无法独立承受失侄之悲与振兴家族重担的双重压力，他也几近精神崩溃的边缘，也想随十二郎的离去而离去。“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甚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从此解脱束缚在身上的禁锢自己的门庭观念之重负。然而个人身死事小，家族命运事大，如果弃世而去，则更是对家族的不孝。故当他目睹幼小的儿孙时，更是悲从中来，“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按照古代的忌讳，这样的话是很不吉利的，但也唯其如此正可看出作者此时悲痛至极。悲十二郎早逝，留下幼小尚需抚养；痛家族不幸，承继之人的命运实难预知；更是一种惶恐，惶恐多病的自己是否在有生之年能将子孙抚育成立，延续香火。

“吾行负神明”“不孝不慈”“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字里行间，深含自责之意，也深觉有愧于家族，对不起兄嫂，也对不起十二郎之情。“自今而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馀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痛定思痛，作者冷静而理智地决定承担起教养子孙，振兴家业的重担。此时的作者似乎已经决定将家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把个人的功名置于其后。毕竟自己在宦海上的沉浮导致了与十二郎的聚少离多，而且似乎也并未能给家族带来兴盛之态。相反正是由于自己执着于追求的功名束缚了自己，使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亲人，忽视了家族，才有今日切肤之痛，剜心之悲。

“彼苍者天“，”曷其有极“。披肝沥胆长号恸哭，顿足捶胸呼天抢地。大悲大痛之后是大彻大悟，是成熟，是良心，更是“孝”之体现。

 

周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