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安  

  四十年前还是学生时，读过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那时，仅仅是一看而过，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当时经历浅薄，有些含义也很难领会。近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苏轼曾言：“唐无文章，唯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此语等于把唐代众多文章通通推开，只把韩愈这一篇端端正正放在众人面前。如此激赏，似乎有点过分。虽有疑惑，但我还是找出此文，重新细细品味。我想，苏轼是文章高手，对散文艺术规律的认识颇深。他曾批评许多文章“多空文而少实用”，主张“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蒙放之外”；要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那么，韩愈这篇赠序是什么地方让他如此折服呢？过第一遍时，我只感到此序文势曲折，语多警策。过第二遍时，始觉文章重心似在中部，以隐者的清白自保，比照权势者及攀附者的恶行和丑态。读第三遍时，干脆把苏轼的断语抛在一边，不去管它，着意于文中所绘几类人物行为特征的比较。 

文中，作者描绘了三种人不同的行为特征。第一种“大丈夫者”，主要特征为“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朝廷），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这种人在外面的所作所为与“利泽施于人”的说法，是背道而驰的。第二种是“盘谷隐者”，其主要特征是“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心里想的是“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 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这种人不是不愿意为国效力，而是受不了官场的污浊。这种人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取的，但在当时却是做人的典范。第三种是权势攀附者，其主要特征是“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 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徼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这种人心目中没有是非，只有名利。 

上面三种行为特征，我们不妨称之为“浊”者、“清”者和附“浊”者。三者之间，形成一“清”对两“浊”的局面。尽管作者未下断语，但各自的是非高下已是彰显分明。通过作者的描绘，我们不仅感受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清”者徜徉，“浊”者当途的社会现实，还能区分“清”者无奈，“浊”者快意；“清”者用思，“浊”者用力的差异。而且，“清”者也正是在与“浊”者的比较中，进一步确立或坚定了自己的品行操守。如此看来，该文的长处当在成功地抓住了几种人的行为特征，并通过他们揭示出官场的严重腐败：权贵们骄奢淫逸，小人趋炎附势，清醒者乖时失意。 

这篇文章可以启迪读者思考的问题很多。 

首先，作者对官场的描写不可谓不深刻。这种独到的认识，究竟原自何处？从作者的经历来看，早在求学阶段，就已留意于政治。正如他自己所言：“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20岁时应进士三试不第。登进士第后又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这些经历，在他已是了然于心。撰写此文时，作者已是34岁，且尚未谋得官职。也就是说，他当时在地位上还与民众比较接近。一个怀才不遇、清醒、自洁，而又身处民众之列的人，对事物的关注点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形势”中人自然是不一样的。 

其次，封建社会虽然有管理官吏的机构，但从此文来看，当时对得势者的监察基本上是空缺的，即使有一些条文禁令，恐怕也是形同虚设。我国自隋朝起，选用人才已由按门第权势推荐察举改为科举取士，科举制度依照较为客观的考试标准，使寒门之士也可应试入选，这就扩大了选人的范围。但言行不合、高识低能、去贤用佞、重才轻德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仍可以由此求得高官厚禄。这样，贪赃枉法的事情便时有发生。韩愈的文章可以为后世“察贤用人”提供一种行为上的参照。它使我们想到：与其等到贪官们“犯事”后再罗列其罪状，还不如在“犯事”前就注意其行为特征。另外，当政治黑暗时，心术不正的人往往会夤缘而上，清明之士往往会远离“庙朝”。但是这些人只要是有选择、有动作，也就会有各自的行为特征。相关部门只要注意于这种行为特征上的差异，就会明白什么人当警惕、当罢黜，什么人可以考识、可以延纳。普通百姓也可从为官者的行为特征，去识别何者为贤，何者为不肖。 

第三，看一个人的行为，就不仅听他说什么和不说什么，而且更要看重他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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