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8日晚央视播出《201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以下为本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生平详细事迹。

爱心医生梁益建

2016年上午8点25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医生办公室大门微掩，梁益建正会同科室的医生读片。门外的走道，已聚集了7位病友及家属。牵引支架到了该调的时候，来自云南昆明的张映清一边做着扩胸运动，一边透过门缝朝办公室里张望。来自河北沧州的于建红站在大门旁的全身镜前，尽量将身体绷直，让自己看起来高一些。

包括张映清、于建红在内，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共有90人，其中75%以上是脊柱侧弯130 以上、四处求医无门的重度脊柱畸形患者。梁益建的话大辩若讷，用沙哑的声音蹦出三个字：“我能做（手术）”。这三个字在他们听来，宛若天籁，意味着一线生机。

奔着活命的念头来找他

面对“奔着活命来的”患者，梁益建扶了扶黑框眼镜，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每天手术都很难，就像在川藏线的悬崖边开车”，又话锋一转，“我不收这些病人，谁收？”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1号楼2楼，打着脊柱牵引支架的于建红，常常立在骨科病房转角通往医生办公室的小平台上，静静地呼、吸。病区的空气混杂消毒水和各种药味，并不算清新，他却视为珍宝。

3个多月前，一辆小汽车飞驰在河北沧州到成都的1750公里高速公路上。于建红瘫坐在哥哥于建忠的汽车后座，大口地吸着氧气，生命的气息随着时间流逝，似乎正一丝丝地没入黑暗中消失不见。因为40年脊柱侧弯而变形的胸腔，压迫着于建红肺部的呼吸空间，“我要活命！”他放不下80多岁的父母和媳妇周大姐、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从2014年起，于建红辗转在河北、北京求医两年，跑过北京4家三甲大医院。“这是命运的事，回家好好休养”，医生的这句话他听过很多遍。他一边吸着氧气一边执拗地在网上搜索着，试图叩开命运之门。当北京306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他“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梁益建可以治，他不收就没人敢收你了”时，他已经连发短信的力气都没有了。今年8月6日下午，周大姐试探着向梁益建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咨询，立即收到了回复。8月7日，于建红最新的血气分析数据被一一发到梁益建的手机上，其氧分压只有38mmHg，而正常值是80mmHg。氧分压低于60mmHg，已经意味着呼吸衰竭。周大姐紧紧捏着手机，反复更新着短信页面，一声短促的提示音响起，这是于建红期盼了两年的回复——“可以入院，越快越好！”

8月8日凌晨4点从沧州出发，一天之后，已经陷入半昏迷的于建红被送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立即进入骨科ICU。两天后，于建红情况好转，进入普通病房。“奔着活命来的”于建红，“活命”几率正在呈几何级数增加，“现在上下楼梯都没问题，聊天更是没有问题。”

重庆璧山小伙肖强当年也是“奔着活命”来找梁益建。肖强的脊柱曾有3个严重畸形：严重脊柱后凸畸形、严重侧弯畸形、严重脊柱旋转扭曲畸形，Ｘ光片上，他的脊柱向右侧弯达190 ，被媒体称为世界罕见。如果再得不到治疗，肖强最终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从2005年起，他在全国各地奔走，拜访了国内几乎所有知名的脊柱专家。在北京某医院，肖强曾住院15天，最后专家仍告诉他无法手术、世界上尚未有成功案例。他一遍遍地被拒绝，直至遇到了梁益建——2013年4月9日进行了第一次手术，2014年7月进行胸廓成形手术，2015年3月进行脊柱矫形手术，2015年9月出院……距离出院已经1年有余，除不能弯腰外，肖强生活与普通人无异。上个月21日，肖强的女儿出生了，他特意拨通了梁益建的电话报喜。

49岁的梁益建，1.67米的个头，身形挺拔，留着利落平头，常穿一双泛黄的运动鞋，疾走于病房、医生办公室、手术室之间。据公开报道，2008年至今，由梁益建主刀的脊柱畸形手术超过1000例。另据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统计，2013年至2016年间，梁益建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达507名，其中，417人已术后出院。面对“奔着活命来的”患者，梁益建扶了扶黑框眼镜，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每天手术都很难，就像在川藏线的悬崖边开车”，又话锋一转，“我不收这些病人，谁收？”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陶惠人表示，脊柱侧弯手术，医生需要承担病人瘫痪、出现呼吸问题等风险，“是骨科手术中风险最大的”。在全国长期救助家庭贫困脊柱畸形青少年的智善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苗强说：“三医院收治的脊柱畸形患者，有75%是北、上、广大医院告知无法手术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苗强眼中的梁益建是位“勇士”，“勇于探索医学高峰，挑战高难度的手术”。

入夜后的骨科病房渐渐安静下来，刚做完8个小时手术的梁益建习惯性地到ICU病房转一圈，“我们做的手术太难，很多都是全国罕见的，现在的检查手段有限，没有经验参考，更要小心。”见患者的鼻息已逐渐平稳，梁益建找来3袋第二天要接受手术的病人的片子，分别用手机拍下，带回家研究。

午夜12点，妻子早已睡下，梁益建拿起手机起身走向客厅站定，举起右掌缓缓地在空中虚画出一个圆，圆圈末了，化掌为拳，出拳带风，“太极讲定，定下心，才能在手术台上处变不惊；太极健身，才能支撑七八个小时的手术。”练拳的间隙，梁益建点开有300余名成员的“梁益建脊柱侧弯咨询群”，解答患者的疑惑，直到凌晨2点。

早上7点45分，当很多病人睡眼惺忪的时候，骨科医生办公室里已经热闹起来。36位医生护士立定，骨科交班5分钟后开始。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科室上班时间为上午8点，梁益建来得早，医生、护士也不好意思太晚。“自然而然地，我们成了全院最早上班的科室。”每日上午7点50分参加交班的医生、护士超过30人。

重生的不仅是身体，还有尊严

陪着去做检查的医生汪飞，在扶着韩素莲进电梯的那一刻突然明白了，韩婆婆的头就在所有人屁股的位置，即使别人的目光是关切，也是刺痛，“梁主任治的不仅是病人的身体，更是让他们能有自信起来的心理基础。”

上午9点，骨科医生的大办公室里，8个打着牵引支架的脊柱畸形患者沿着沙发依次站着。医护人员给他们取了个“萌萌哒”的名字——“天线宝宝”。待梁益建从病区查完房，拿着盛满扳手、螺母、螺帽等工具的纸盒走进办公室时，大家微笑着，眼神随着梁益建的身形移动。张映清排在队首，梁益建从一堆螺母中挑出一把10号扳手，开始拧动她身上固定支撑杆与头盆环的螺母。张映清紧咬着牙，尽量不让身体发抖。她的头部、腰部分别套着一个钢环，用4根高过头顶的支撑杆连接固定。通过头盆环的牵引，让弯曲的脊柱慢慢拉撑。为了将头盆环固定在脑袋上，钢环上的每根钉子都穿过了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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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益建迅速翻动着手腕，尽量让拧动的速度变快。每调一颗，他便后退半步，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猫着腰，观察张映清的牵引架是否平衡，嘴里看似随意地询问着对方的情况，“现在能爬几楼了，心率要注意控制在140以下，每天两个鸡蛋吃没有？”梁益建指了指张映清，面向办公室里的其他病友，“她老公挺帅的。”张映清双手攀着头盆环，腼腆地笑了笑，“他做饭去了，我现在可以一次性爬到7楼，心率125，扩胸可以做上百个。”见张映清稍微放松了些，梁益建将她腰间的钢圈往右调节了一格，用螺母拧紧。“牵引架每周要调整两次，每次大概30分钟，只有让架子和身体相匹配，尽量慢慢拉长脊柱，肺功能才会变好，才能做麻醉，有手术的机会。”

私下里，常有“天线宝宝”喊梁益建“梁爸爸”。在他的个人网站上，有一位黑龙江哈尔滨脊柱侧弯患者术后出院，发帖感谢梁益建，“对于梁爸爸，医生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治好更多人的信仰。梁爸爸给我们重生，挺直脊梁实现梦想……”“他们所有人都像我的孩子一样。”梁益建平日里送些牛奶、鸡蛋给病人是常事，还掏钱为他们办迎新春联欢会，专门请音乐老师教他们唱歌。

每周二、周五上午11点，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民族唱法专业的龙音音，准时出现在骨科二病区活动室。她本打算免费上课，梁益建坚决不同意，“才毕业的女娃娃，给别人上课是学生上门，给病人上课是她上门，上课的钱我出。”龙音音还是坚持“打了8折”，120元/节课。集合、签到、点名，半小时练气息、半小时唱歌，从最简单的发声，到齐声大合唱，龙音音快乐的情绪把44个上课的“天线宝宝”带得兴奋起来，合唱的声音越来越大，“风里飘浮着什么，花瓣还是露水，我把欢乐散布，你收到了吗……”龙音音的目的很“简单”，完成梁益建交给她的任务——“在歌声中，让宝宝们的肺活量练起来”。12点10分，音乐课刚刚结束，张映清有些郁闷，课上练习憋气她只能做20秒，“我不行，今天有21个人憋气1分钟以上。”

梁益建看门诊有个规矩：一上午只看20个号，如果病人特别多，最多也只能加到25个号。他平均看一个号大约10分钟。他说：“病人来自全国各个地方，有的跑了数千公里，坐了很久的车，不能三五分钟就把病人打发了。”

很多病人、家属都知道，赶不上周五的门诊，可以直接到医生办公室找梁益建。当初，内蒙古67岁的老婆婆韩素莲就是“直接登门”。她因为强直性脊柱炎，脊柱变形，直不起腰，尽管梁益建和小组的医生说明了手术风险，老人还是坚持，“我几十年看不到天，不给我做手术我没脸回去！”陪着去做检查的医生汪飞，在扶着韩素莲进电梯的那一刻突然明白了，韩婆婆的头就在所有人屁股的位置，即使别人的目光是关切，也是刺痛，“梁主任治的不仅是病人的身体，更是让他们能有自信起来的心理基础。”

时间回到2008年2月，在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中，梁益建前往盐源县做医疗支援。在泸沽湖畔的一家租车店遇到一个胸口近乎贴着大腿的人。当了多年骨科医生，梁益建第一次见到“驼”得这么凶的患者。“一看就是强直性脊柱炎，脊柱弯曲近120 。”梁益建围着对方打量几圈，说了句“我可以做手术让你站起来”。见对方不相信，梁益建要来纸笔，边画边讲能让他站起来的原理，磨了40分钟。同年5月，梁益建将这名叫伍才林的患者接到成都，经过13个小时的手术，这个不到1.3米、十多年没躺着睡过觉的“驼背”平躺着被推出手术室，康复后身高达到1.78米。伍才林给自己改名“伍才立”。之后，他和弟弟拿出全部积蓄并贷款70万元，在泸沽湖草海修了一栋两层的农家乐出租，还给自己取了个微信名——“自由自在”。

伍才立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越来越多的脊柱畸形患者知道了梁益建。目前，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有90个“天线宝宝”正在接受牵引，等待手术，还有61个患者排队等着入院。脊柱侧弯发病率为2%至3%，其中，千分之二的患者需要进行手术，梁益建将之视作患者给予的机会，“治疗的过程，是不停向病人学习的过程，他们的坚强，让手术有了基础，给了我们机会治疗疑难病症、总结经验，在其他病人身上起作用。”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赵聪见过的医生不少，梁益建在他眼中“不一样”。“赵院，我要做手术。”2008年5月17日下午5点，梁益建找到忙着指挥将900多个病人转移到空地的赵聪，第一句就是手术。赵聪有些发懵，按照预防汶川特大地震余震要求，所有人都知道医院大楼里不能留人，而医院手术室在12楼……赵聪沉沉地问：“一定要做手术？能不能等？”“这是个地震脊柱爆裂伤病人，今天不做手术，要瘫一辈子。”梁益建的话准确地击中同为医生的赵聪，“在关键时候，梁益建能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全心全意尽到医生的责任。”而赵聪并不知道，那时的梁益建已经给妻子打了电话，“我要去上手术，你带儿子找个空地，不要回家。你把儿子带好。”

帮病人筹手术费的“梁爸爸”

晚上，他常看到梁益建与病人聊天，“做了一天手术下来还为患者揉搓脊柱，很多病友叫他 梁爸爸 。没有发自内心的崇敬，是叫不出来 爸爸 这两个字的。”

王丛歌从没想过，会有病友拿着梁益建开出的处方单找到她，上面写着：“到27床找王丛歌。”26岁的女大学生王丛歌患有先天性脊柱侧弯和心脏病，侧弯度数达到140 ，身高仅有1.3米。辗转北京、河南等地寻医无果后，在脊柱侧弯贴吧里，她偶然得知梁益建能医治重度脊柱畸形。去年6月，她找到梁益建，对方告诉她两个消息：有通过手术治疗的希望；手术费用大概16万元。

当王丛歌为了手术费茫然时，有病友告诉她：如果担心手术费，可以向智善公益基金会申请帮助。这是入住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脊柱畸形病友必向新病友传达的信息。

由于收治的大部分脊柱畸形患者经济条件不好，在智善公益基金会介入前，梁益建常自己捐钱或找朋友帮助筹款。2009年，凉山州木里县的患病小伙刘仁富向梁益建求助。他的姐姐刘仁美为了帮弟弟筹医疗费，15岁起就去县城打工，年满27岁仍未嫁人，誓言“弟弟没站起来，就不嫁”。茶友赵爱萍从梁益建的口中听说了刘仁富的故事，和茶友们共同为刘仁富募捐。茶楼老板王海兵用毛笔写了一封倡议书，贴在茶房显眼的位置，“当时有一个外国人来茶房，通过翻译得知募捐的事情，还捐了钱。”那次募捐大概筹得1万多元。后经过多方筹款，刘仁富顺利进行了手术，姐姐也放下心中大石，谈起了恋爱。

“当时捐的钱并不多，杯水车薪。”王海兵说。为了给贫困患者赢得更稳定的求助渠道，梁益建及其团队2014年与智善公益基金会展开合作。

智善公益基金会于2012年10月在民政部登记设立。目前，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的90名脊柱侧弯患者中，智善公益基金会的捐助比例达95%以上。2013年11月至今，已为该院149名患者提供捐助，捐助金额达558.8万元人民币，并确定对30名未入院的病患提供捐助。苗强每年会到成都三四次，与医院受助者待在一起。晚上，他常看到梁益建与病人聊天，“做了一天手术下来还为患者揉搓脊柱，很多病友叫他 梁爸爸 。没有发自内心的崇敬，是叫不出来 爸爸 这两个字的。”

梁益建常建议家庭困难拿不出手术费的病人，申请智善公益基金会的帮助。他在门诊处方单上写下“到27床找王丛歌”，让不了解申请流程的病人，找王丛歌帮忙。找自己的病友多了，王丛歌便主动申请成为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帮着整理申请材料，通过网络系统提交，“这是因为有梁博的影响。”

病友帮助病友，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里并不少见。今年10月26日上午，藏族小伙次成嘎桑领着14岁的藏族少年阿布走进医生办公室，熟络地与梁益建打了个招呼。2014年1月1日，次成嘎桑因极重度脊柱侧弯后凸畸形及重度呼吸功能障碍，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转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去年1月29日，他接受了由梁益建主刀的手术，并于同年4月27日出院，回到西藏那曲。术后的次成嘎桑长高了27厘米。4个月后，梁益建到西藏那曲义诊，次成嘎桑领着近50位同样患病的老乡到现场求医。此后，他又陆续带了10个人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就医，“梁博给我治好了病，家里面好多人都知道，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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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梁益建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医院床位吃紧，高峰时，病房过道两旁被近20张临时床位占满。为此，医院将老行政楼——5号楼5楼改造成为病房，并安装了两部电梯。在这里，一张普通病床床位费10元/天，带厕所的病床床位费30元/天。同为住院楼的3号楼床位费则是50元/天。目前，骨科有130张病床，其中90张病床上常年住着脊柱畸形患者，这些病床上的患者少则住上半年，多则两年。“从医院运营来讲，这些病人都不是 赚钱 病人，不要说床位产出比，就连水电费可能都不够。”赵聪坦言，仅床位费就为患者节约费用达700万。对医院而言，床位管理还有着被称为“床位周转率”的硬指标，“目的在于提升医疗资源的利用率，促使医院做好流程管理。”赵聪给出了一组数据，成都市的三甲医院平均床位周转率为8天至9天，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是10.04天，“骨科病床的周转率对全院肯定是有影响的，但不能为指标而违反诊疗规律。”仅在今年，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已投入1298万元，购置了4台骨科设备。此外，针对部分极度贫困患者，医院共计减免费用30余万元。公益基金捐助、医院投入……梁益建带动超过2000万元社会投入帮助脊柱畸形患者。

如今，十多年没躺着睡过觉的伍才立，挺直了脊梁看见泸沽湖的蓝天白云，还跟家人盖了二层农家乐当起老板；脊柱弯曲达153 的小伙子刘仁富顺利完成了手术，开始在资阳学习理发，姐姐刘仁美也谈起了恋爱；曾经呼吸困难多次经历抢救的肖强，如今也已成家并有了可爱的女儿……属于他们的人生，刚刚开始。

一周时间里，和梁益建及与其相关的近50个人深入交流，“梁爸爸”的形象日渐丰满起来。他像一束光，用责任和担当照亮许多曾经伤心绝望的人前行之路；他像一捧清泉，用理解和宽慰滋润许多已失去生活信心的心灵；他更像一团火，用大爱点燃许多人冬眠的善意和奉献的热情。我想，这或许正是自称“小医生”的他，成为“2016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最有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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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工匠李万君

　　电焊枪发出的刺眼蓝光晕染着飘散的烟尘，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以及多项发明创新奖项的李万君，如今依然手握焊枪活跃在生产一线，以精湛技能打造最安全可靠的中国制造高速列车。这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自从拿起焊枪到现在，始终不懈地兢兢业业、孜孜以求。

　　1987年8月，19岁的李万君职高毕业，被分配到长春客车厂电焊车间水箱工段。焊枪喷射着２３００度的烈焰，瞬间将钢铁融化。焊工们在炎热的盛夏焊着客车上供水的水箱、制动的风缸，车间里火星四溅，烟雾弥漫；声音刺耳，味道呛鼻。

　　披挂着厚重的帆布工作服，扣着封闭的焊帽，李万君和工友们在烟熏火燎中淬炼意志。一年后，当初和他一起入厂的２８个伙伴，２５个离了职。李万君留了下来。师傅们都说这孩子黏人，问问题问得太细。厂里要求每人每月焊１００个水箱，他总会多焊２０个；厂里两年发一套工作服，可他一年得磨破四五套。

　　入厂第二年，李万君在车间技能比赛中夺冠。１９９７年，他首次代表长客公司参加长春市焊工大赛，虽然是最年轻的选手，三种焊法、三个焊件、三个第一轻松收入囊中。此后，经常与不同单位焊接高手切磋的李万君技艺越来越高，并顺利考取了碳钢、不锈钢焊接等６项国际焊工（技师）资格证书，成为全能型焊工。２０米外，只要听到焊接声，李万君就能判断出电流电压的大小、焊缝的宽窄、焊接质量如何，绝无差错。

　　很快，李万君小有名气了，厂里的尖端活、关键活都找他。有一年，工厂水管冻裂了，水一直哗哗地流，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可修理的时候，带压焊接一焊就噗噗冒气儿，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也没了主意。车间主任找来了李万君。他仔细观察，反复琢磨，在裂口处焊上了一个带螺纹的管座，让气体从中排出，解决了难题。

　　直到今天，李万君还是常常提起当年厂里流行的一句顺口溜，“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水箱工段的”。李万君说，焊工是非常苦非常累的工作，只有感兴趣才能热爱，热爱才能敬业，才能豁出去，让技术在手中升华。

　　首席技师传承技能与精神

　　在短短６年时间里，中国高铁完成了时速２５０公里、３５０公里、３８０公里的“三级跳”。高速度需要高技能人才队伍支撑，李万君主动请缨，传技能，教绝活。２０１３年，长春市焊工比赛的前三名都出自李万君门下。多名徒弟岗位成才，成为技师、高级技师和操作师，在高铁生产中挑起大梁。

　　２００８年，长客公司引进德国西门子时速３５０公里高速动车组技术，但与之相匹配的大量高技能工人却一时难求。德国人提供的转向架焊接试验片，只有李万君一人能焊出来。为了新项目，公司成立了新产品车间，抽调高素质人员，还从技校招来了４００多名学生让李万君培训，要求短时间内迅速形成生产能力。

　　德国的工艺标准是全新的，李万君从头学起，常常彻夜不眠，思考如何将复杂的工艺操作过程分解成具体的步骤教给学员。那时候李万君上厕所都一路小跑，生了病就用药顶着，体重掉了２０多斤。最终，４００多名学员全部提前半年考取了国际焊工资格证书。德国西门子的焊接权威布鲁诺竖起了大拇指说：“李，你创造了奇迹！”

　　现在，这些经过李万君培训的员工已成为时速３８０公里动车组的生产主力，也使长客公司焊接技术整体水平和欧洲西门子实现同步。“李万君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了，这里既是传承技术的培训站，也是解决企业生产难题的攻关站。不仅培训企业内部和吉林省内其他企业的焊工，李万君还赴新疆阿勒泰地区对４００多名技术工人进行培训，把自己的技能变成社会财富。

　　“我的技能传给企业和社会才更有价值。”李万君说，大国工匠就应该把本事总结出来，把技能传承下去，把创新开展起来，为中国梦提速。

　　大国工匠追求极致与创新

　　２００７年，作为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的主力车型，时速２５０公里动车组在长客公司试制生产。列车转向架横梁与侧梁间的接触环口，是承载整车约５０吨重量的关键受力点，按常规焊法焊接段数多，接头易出现不熔合的缺陷，质量无法保证，一时间成为阻碍生产的拦路虎。

　　“能否一枪把这个环口焊下来呢？”李万君提出这个想法，来自阿尔斯通的法国专家认为不可能。经过１个月的反复钻研摸索，李万君总结出“构架环口焊接七步操作法”，一枪焊完整个环口。这连最先进的焊接机械手也无法完成的操作，让倨傲的法国专家也对中国工人竖起了大拇指。

　　中国高铁搭载着中国梦提速，而高速度更要有高质量做保证，李万君在质量管理创新上大显身手。“原来我们生产的列车时速８０公里，只要焊结实就行，外面的焊碴都不用清理。”李万君说，现在时速３００公里的高铁，掉一个焊渣都可能造成重大事故，所有焊件必须表里如一、没有瑕疵，每一个焊件都得是艺术品。

　　为了做到这一点，李万君编辑了图文并茂的《焊接典型质量问题汇编》，制定了《转向架铆焊工标准操作手册》，提炼出《焊接艺术化标准》，让严谨的制造态度成为焊工标准规范的操作习惯。他随时发现生产上的问题，创新工艺填补了我国氩弧焊焊接转向架环口等方面的空白，以高超技能和实践经验完善大国制造。

　　2011年以来，李万君带头完成国家发明专利２１项，革新７０多项，重大技术创新１０多项，取得五小成果１５０多项，获奖１０４项。在打造中国高铁金名片的路上，大国工匠李万君们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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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15战机飞行员张超

飞行员对飞机的感情，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飞行员驾驶战鹰，两者就像兄弟一样。在遇到这种故障的时候，飞行员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挽救飞机，挽救国家财产。这正是张超那一天所做的壮举。

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含泪挥笔：“张超烈士先进事迹感人、催人奋进，他是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的第一位英烈，我们将永远缅怀他，并誓将他未竟事业进行到底。”

2016年11月，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追授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一级飞行员张超“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

命令指出，张超同志矢志强军报国，倾力精武强能，勇于攻坚克难，坚守高尚品德，在每个岗位都拔尖过硬，先后数十次参加和完成战备巡逻、海上维权等重大任务。2015年3月，加入舰载机飞行员行列后，坚持以只争朝夕的劲头苦练精飞，取得优异成绩。2016年4月27日，张超在驾驶歼－15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时，飞机突发电传故障，不幸壮烈牺牲。张超同志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征程上涌现的先进典型，是忠诚践行强军目标的时代楷模，是“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杰出代表。

张超个人语录：

“团长，我是不是要死了，再也飞不了了。”[9]

人民海军要想飞向远海大洋，就要有一群不畏风雨的雄鹰，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振翅高飞！

人物评价

怀念张超：

见到你，已是一幅光影定格的永恒：

蓝色头盔，绿色飞行服，剑眉朗目，帅气阳光，嘴角含着一抹微笑，平静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张超，男，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正营职中队长，一级飞行员。2016年4月27日，在驾驶歼－15舰载机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时，因飞机突发电传故障，不幸以身殉职，年仅29岁。

有人说，你像一只勇敢的海燕，把无畏的身影留在海天；

有人说，你像一朵洁白的浪花，把无限的深情献给世间。

在渤海湾畔的一座军营里，聆听着关于你的一个个故事，追寻着你翱翔海天的航迹，我的心底漫过层层热浪，如同不远处那汹涌澎湃的海。

（一）

年轻的你，为什么那么勇敢？

2004年， 你18岁，正是人生刚刚起步的年龄，成绩很好的你不顾“飞行员职业太危险”的劝阻，执意参加部队招飞。

通过层层考核，一路过关斩将，你成为当年岳阳七中唯一、全市为数不多的几名飞行学员。

你拿到招飞入伍通知书的一幕，在父亲张胜华的记忆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笑着说，爸，我被空军大学录取了，我的心愿达到了……”

为你高兴之余，家人尤其是身体并不太好的母亲，也隐隐有些担心：天上飞来飞去的，有个“万一”怎么办？何况，你还是家里的“独苗”。

可那个年龄的你，哪懂得什么危险和“万一”，一心觉得只有飞行员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酷、最帅、最勇敢的男人。

“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只能指点，不会替他做决定。”开明的父母尊重了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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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为了让亲人宽心，到空军航空大学读书后，第一天穿军装就拍照邮寄回家，第一次发津贴也如数汇给父母。

只有110元的津贴连同那张7寸照片，父亲一直小心锁在抽屉里，留存至今。

照片上的你，笑得那么开心，略显稚嫩的脸庞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和向往……

（二）

年轻的你，为什么那么勇敢？

2009年，你23岁，完成4年院校培养和海军航空兵训练基地1年训练后，主动申请到“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

作为优秀毕业生，你有相当的把握留校任教，可你坚决要求到一线作战部队，成为一名战斗员。

报到时，团长邱柏川问你为什么来，你脱口而出：“我就是冲着王伟来的！”

王伟，那位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英勇牺牲的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不知吸引了多少像你一样的

热血男儿，前赴后继，投身军旅。

在英雄的感召下，那一年，大雨滂沱中，你驾驶歼－8战机率先冲出云层，在超气象条件下探路迫降。

在榜样的激励下，那些年，重大任务前，你数十次带弹紧急起飞驱离外军飞机，首批驾驶歼－11B战机飞临西沙永兴岛。

2010年，你成为同批次首个放单的飞行员和首批长机，是全团6名“尖刀”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2012年，你在同批改装歼－11B的飞行员中首个单飞，提前4个月完成改装任务，刷新多项纪录。

向着英雄，向着海天，你越飞越勇，越飞越好……

（三）

年轻的你，为什么那么勇敢？

2015年，你28岁，为了祖国的航母舰载机事业，告别随军不久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女儿，义无反顾去挑战那片“世界上最危险”的着陆区。

此时，中国航母舰载机事业刚刚起步——

2012年11月23日，“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戴明盟首次在辽宁舰上成功阻拦着舰；

2013年5月，海军第一支舰载航空兵部队成立；

2014年底，我国自主培养的首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成功完成舰上起降。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统计表明，其风险系数是航天员的5倍、普通飞行员的20倍。西方某大国刚发展航母时，平均每两天摔一架飞机，损失了1000多名飞行员。

你宽慰年迈的父母：“飞舰载战斗机虽然危险，但我有信心驾驭它……”

你做通妻子的工作：“我的梦想就是飞最‘牛’的飞机，你不就是喜欢我驾机巡天的‘帅’吗……”

你谢绝领导的挽留：“喜欢挑战是我的性格，再危险也得有人飞……”

“小伙子眼神清澈，很沉静，不张扬，主动要求来的愿望特别强烈，一看就是纯粹追求飞行事业的飞行员。”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部队长戴明盟，念念不忘面试时对你的第一印象。

2015年3月，你如愿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一片更加广阔的海天，呈现在你的面前……

（四）

年轻的你，为什么那么勇敢？

2016年，你29岁，很短时间就完成上舰前93.24%的飞行架次，成绩全部优等。

作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之一，你承载着太多人的期待。

起早贪黑，勤学苦练，你一个多月时间就完成理论改装，半年时间模拟器飞行时间就高达数百小时。

陆基模拟着舰飞行，是所有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只有过了这一关，才具备在航空母舰着舰的资格。

以前明文禁止触碰的“反区”操纵现在成了规定动作；以前可以“粗狂”一点的陆基飞行，现在

高一米低一米、速度大一公里小一公里都不行，必须“精准、守纪、零容忍”。

“舰载战斗机着陆，好比在高速晃动中做穿针引线的细活儿。”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战斗机团参谋长徐英说，“苛刻的现实条件要求每一个飞行动作必须异常精确，要把飞行技术练成肌肉记忆。”

春去冬来，在长36米、宽25米，“一比一”模仿辽宁舰有效着陆区的狭窄跑道上，你一次次降落、加速、复飞，一次次挑战着身体和心理的极限。

潮起潮涌，渤海湾的寥廓海天，见证着你飞向深蓝的壮志豪情……

（五）

年轻的你，为什么那么勇敢？

2016年4月27日，当歼－15突发故障，像一头失控的钢铁猛兽高高跃起，在生与死的边缘，你仍在尽最大努力推杆，试图挽救飞机……

那天，连续完成两架次海上30米超低空飞行后，你驾驶117号战机执行当天最后一个架次飞行任务：陆基模拟着舰接地。

可是，就在你近乎完美地精准着陆后，已经接地滑跑的飞机突报“电传故障”，机头急速大幅上仰，在超过80度仰角情况下猛然下坠。

“现场视频和飞参数据显示，从12时59分11.6秒发现故障到59分16秒跳伞，短短4.4秒时间里

，他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竭尽全力推操纵杆，力图制止机头上扬，避免战机损毁。”戴明盟说，4.4秒对于排除故障是短暂的，但对于生死关头实施自救却已足够。

你应该懂得，战机系统集成程度很高，一旦出现故障，留给飞行员的处置余地很小；

你应该知道，发现故障后第一时间跳伞，飞机姿态保持相对较好，生还的几率肯定很大；

你应该明白，如果故障排除不了，飞机一定会迅即坠毁，机毁人亡。

然而，你无暇顾及这些“应该”，而是做出了最“不应该”的举动，在飞机几乎垂直地面时才选择跳伞……

（六）

年轻的你，为什么那么勇敢？

跳伞后坠地受重伤的你，留给战友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我是不是要死了，再也飞不了了……”

机场的光电经纬仪监控视频，忠实记录下了那惨烈的一幕：失控的飞机狠狠地砸向跑道，浓烟滚滚。而你，几乎就在飞机开始下坠的一刹那弹射而出，被重重地摔在几十米外的草地上。

“从拉中央弹射手柄到点火，只有零点几秒钟的时间，穿破座舱盖，然后人和座椅才弹出来。”当天在塔台指挥的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参谋长张叶说，“他当时的反应相当快，一般人很难做到，说明平时对装备研究非常透彻。”

然而，因高度过低，角度太差，你被直接弹到地上。

张叶和战友们风一样跑过来，解下你的氧气面罩和头盔，大声呼喊着你的名字。

“他就说了那一句话，没有一点埋怨的意思，还想着尽快恢复身体，想着飞行。”回忆起那个悲伤的场景，张叶潸然泪下，“按计划，再有3天他将驾驶战机真正到航母飞行，梦想成真。他不甘心……”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你难以割舍的依然是飞行……

（七）

年轻的你，为什么那么勇敢？

人们说，男人都有一个飞翔的梦想，但飞行从来都是勇敢者的事业——与风险相伴，与生死相依。

2016年4月27日15时08分，一颗勇敢的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求求你，再叫我一声老婆，再叫我一声亲爱的……”匆匆赶来的妻子张亚，久久地吻着你冰冷的嘴唇，含泪剪下自己一绺头发，放在你上衣口袋里。

“爸爸，我要爸爸，爸爸去哪了？……”追悼会上，你两岁多的女儿含含的一声声呼唤，令所有人泪如雨下。

“我们会带着你的证章，飞上航母，完成你未竟的心愿……”战友们强忍悲痛，轻轻地、轻轻

地换下你胸前的飞行等级证章。

事故发生后，海军政治委员苗华第一时间赶往部队，途中得知张超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将军眼眶湿润，久久不语……[6]

张超的微笑，是那种“标准的嘴角上扬15°”。航母辽宁舰的飞行甲板仰角是14°。多出来的这一度，就是张超对航母事业的无限热爱。

牺牲过程

编辑

4.4秒生死瞬间欲挽救战机

2016年4月27日中午，海军某舰载机训练基地，舰载机飞行员张超驾驶歼—15战斗机准备执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这是当天最后一架次飞行，同一批次的4架战机已经有3架顺利着陆。仪器显示，张超的这次着陆也十分完美。前一架次着陆的飞行员艾群此时正在滑向机库，他在耳机里听到，最后一架飞机已经平稳降落了。

事故来得没有一点预兆，12时59分12秒，无线电里突然传来故障报警。飞机瞬间出现了电传故障，电传故障属于操纵系统故障，通俗地说，就像在开车的过程中方向盘突然失灵了。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让包括艾群在内的所有人猝不及防：机头急速上仰，飞机瞬间离开地面，冲了出去。

“跳伞！跳伞！跳伞！”12时59分17秒，也就是发出故障报警信号4秒多后，塔台指挥员连发三声命令，几乎在指挥员下达命令的同一瞬间，张超从座舱弹射出来。由于弹射高度太低，角度不好，主伞无法打开，座椅也没有分离，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掉在了跑道边的草地上。

戴明盟是张超所在部队部队长，他也是我国首位驾驶歼—15战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实施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的英雄试飞员。出事当天，在塔台的他正准备与参谋长制定第二天的飞行计划。

飞参记录表明，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张超的动作只是一个，那就是全力推杆到底，制止机头上扬。歼-15战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但在生死关头，张超却为避免战机损毁做出了最后的努力。经过调查，事故的最后定论是飞机装备的原因。

短短4.4秒，生死一瞬，张超首先选择了“推杆”，拼尽全力挽救飞机。正是这个选择，让他错过了跳伞自救的最佳时机。[7]

3次人生选择迎难而上 挑战“刀尖上的舞蹈”

2012年9月，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交付海军，同年11月，戴明盟驾驶歼-15战机首次在辽宁舰上成功起降，正式开启了我国的航母时代。彰显国家意志的航母要真正形成战斗力，就必须熟练掌握舰载机上舰飞行，并尽快培养出一批成熟的舰载机飞行员。

舰载机上舰飞行被喻为“刀尖上的舞蹈”，航母飞行甲板跑道不到陆地机场的10%，飞行员在高空看到的飞行甲板就像一片在大洋上漂浮的树叶。

戴明盟介绍，舰载机尤其是固定翼舰载飞行，在世界上风险都算最高的，“有一个数据，说是航天员的五倍风险，一般战机飞行员的二十倍，但这个数据怎么算出来，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比其他一般职业，风险要更高一些”。

出事时张超29岁，是我国海军超常规培养的舰载飞行员之一，也是我国舰载飞行员中最年轻的一位。截至2016年4月27日，张超一共飞过8种机型，这种经历在在年轻的三代机飞行员中非常之少。当时，他已经完成了舰载战斗机陆基模拟训练的绝大多数训练课目，再过不久，就将在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进行起降飞行。

张超出生在湖南岳阳，关于他，战友们提起最多的是他的三次人生选择：第一，他有两位哥哥，但幼年夭折，作为独子他依然招飞入伍。第二，航校毕业，本可留校任教，但他选择了去风险更大的基层作战部队。第三，2015年初，全军选拔第三批舰载飞行员，当时已成家生子的张超又主动报名，自愿来到更危险的舰载航空兵部队。

正是张超的种种经历，引起了戴明盟的注意，他亲自面试张超，最终把他选到了这支舰载机部队。

2016年4月27日15时08分，也就是事发两个小时之后，在赶到医院不久之后，张超心脏停止了跳动。彩超检查显示，在巨大的撞击中，腹腔内脏击穿张超的胸膈肌，全部挤进了胸腔，心脏、肝脏、脾、肺严重受损医生说，那么重的伤，能坚持到医院已是奇迹。片子拿给戴明盟，这位经历过多次空中突发险情的英雄试飞员，却没有勇气看上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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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孩子的大家长郭小平

山西临汾，郁郁葱葱的泡桐树掩映着一所不起眼的学校，孩子们在校园里快乐的奔跑着。表面上看，他们与普通孩子无异，天真烂漫，但实际上他们都是艾滋病携带者，其中有不少孩子还是孤儿，他们或是被家人遗弃、或是父母早已逝去，在社会上曾经饱受歧视。在这所学校里，孩子们重新找到温暖和关怀，久违的笑容再次跃然脸上。

临汾红丝带学校，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学校的前身是临汾市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病区，当时，4名艾滋病患儿在病区住院诊治，但这些孩子因为不被社会接受，不能接受到任何文化教育。于是，医院腾出一间病房，摆上小课桌，由医生和护士们抽空教文识字。后来，住院治疗的儿童增加到了16名。2006年，医院自办成立了全国首家专门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全日制学校。现在，临汾红丝带学校的学生来自至全省甚至全国，共32人。学生在校的吃、住、穿、医疗等费用都由学校无偿负担。

郭小平，出生于1963年，现任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红丝带学校的创办者和校长。

11月28日下午3点，郭小平和刘丽萍带着翠翠和红霞逛了北京天安门，准备坐地铁返回宾馆。一路上，翠翠抱着郭小平的胳膊，红霞紧紧拽着刘丽萍的手，小猫一样靠在车厢上。“这俩孩子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得逛逛天安门。”说着，郭小平抬头看看地铁到站指示灯，盘算着还有几站下车。

他们这次到北京，是参加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活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对他们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们来自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我国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是校长，刘丽萍是生活老师，翠翠和红霞则是那里的孩子。

“你叫我校长，我觉得特别怪。”郭小平瘦且高，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笑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其实呀，我就是个大家长。”的确，孩子们很少叫他校长，都叫他“伯伯”。

让孩子们过得快乐一点

郭小平，艾滋病孩子的“大家长”

“最早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根本没想到后来会成立一个学校。”回忆起创办学校的过程，郭小平如是说。

2004年，郭小平所在的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建立了专门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区“绿色港湾”，其中有几名因为母婴感染、一生下来就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由于父母去世，亲戚也不愿意接他们回家，4个孩子长期住在了病区。

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纪，但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容易。由于经常发病，他们身体虚弱，随时可能住院；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歧视也让孩子们受到不少伤害。曾静是4个孩子中的一个，他曾去学校上学，可当老师和同学知道他有艾滋病后，他就被彻底孤立了。“上课时，我被孤零零地安排在教室的一个角落；下课后，也没人愿意跟我说话。”后来，曾静得了抑郁症。抑郁症好了，他也不想再回学校了。

这些无辜的孩子本就生死未卜，还被人歧视，这让郭小平很难过。“也不知道孩子们能活多久，就是想让他们学一点知识，过得快乐一点。再说，待在医院里，也不上学，不成文盲了吗？”

为此，医院腾出了一个病房，买了块黑板、4张课桌，“爱心课堂”就这样“开学”了。医生、护士轮流当老师，拿来自家孩子用过的课本，利用空闲时间教孩子们认字、做算术。课堂虽小，但孩子们高兴极了，经常是刚拔掉输液瓶，就飞奔到教室。病区里的患者刘丽萍主动请缨给孩子们当老师，9年前，一次术后输血时，她不幸感染上了艾滋病。“想到过自杀，也想过要报复社会”，但这个小课堂让她看到了希望。

课堂建立不久，孩子们的命运迎来了转折。2005年，医院收到来自国际捐助的儿童抗病毒药物。这种药可以抑制患者体内的病毒，增强免疫系统，只要按时服用，孩子们就能健康地活下去。

一年后，“爱心课堂”里的孩子增加到了16名。孩子多了，临时教室就不够了。2006年9月，依靠社会捐助，“红丝带学校”建立起来，但招老师却成了郭小平的心病。只要有教师资格证，愿意来的，他们统统招收。“我们待遇不好，又是这样的学校，没啥人愿意来。”郭小平记得，聘来的第一个老师上课时戴着手套、穿着消毒外套，不愿意跟孩子们接触，没多久就离开了。但现在好了，学校有7名教学老师和两名生活老师，郭小平的女儿也是其中之一。“我闺女从小就跟着我，和孩子们在一桌上吃饭，她根本没有‘歧视’这个概念。从医科毕业后，我说你去学校教孩子们吧，她乐呵呵地就来了。”

对学校的25个孩子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有人教授从小学到初中的课程。一进校门，你就能看到一组图画：郁郁葱葱的树上挂着大苹果，每一个都贴着一个孩子的笑脸，周围簇拥着一棵棵向日葵。

最大的快乐是社会歧视减轻了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郭小平又有了一个心病。学校成立6年来，一直没有办学资格，孩子们没学籍，也就拿不到毕业证，不能参加升学考试。为此，他跑过不少地方，但一直难以解决。

转机悄然到来。2011年11月15日，世卫组织“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歌唱家彭丽媛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还和他们一起吃了午餐。彭丽媛的到访，大大推进了学校“转正”，不到一个月学校正式挂牌。

学校合法了，孩子们有了学籍，郭小平的心也大了。“以前，我觉得孩子们能上个职业学校，能自食其力，也就够了。现在，我对他们的期望也高了——考高中、考大学。”他难掩兴奋，“初三的孩子，我亲自抓学习，还挺见成效的。”

因为担心孩子们不被正常的高中接收，郭小平已经提前聘请了高中老师。“考上考不上，那是凭个人的本事。但是，受教育是孩子们的权利。”对这一点，他很坚持。

说到学校和孩子们，郭小平总是乐呵呵的。“我给学校建了个微信群，能在上面开会，老师们有事也能随时找到我。”“我没什么爱好，就爱看书，《儿童心理学》啥的，毕竟我还当着校长呢。”不过，他也有生气的时候，“有两个孩子不按时吃药，一个病毒变异了，一个血小板降低了。”

被问及办学的艰难，郭小平笑了：“你们总爱问我多难，难事当然有，但过去了我就忘了，只记得那些快乐的事。”人们对艾滋病的态度的变化，是最让郭小平快乐的事：热衷于公益的人越来越多了，社会的歧视减轻了。“10年前我做艾滋病防治，别人都不愿意跟我一桌吃饭。现在我们发起了‘5?26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到了那一天，来的人太多，坐都坐不下。我们学校旁边是个村子，刚建校的时候，孩子们去村里理发，没人给理，想买东西，人家也不卖，现在就好多了。”他还开玩笑说，过去连小偷都不来，现在“都有人开始偷我们的菜了”。

希望有朝一日，不再需要有红丝带这样的学校

红霞今年5岁了，是个俊俏的小女孩，用红色皮筋扎着两个小辫子。一个月前，她和哥哥一起来到红丝带学校，他们的父母早已去世，刘丽萍就成了她的妈妈。这次来北京，红霞还在故宫附近照了相，郭小平兴奋地拿着手机向记者展示：女孩穿着旗袍，像个小格格。

郭小平告诉记者，学校里有一半孩子是孤儿。“这些孩子要是没人管，还不就自生自灭了。等长大了，你说他能不憎恨社会？很多人都说艾滋病儿童的问题，光说有啥用，总得有人去做吧。”

也曾有人对红丝带学校提出质疑，认为建一个专门的艾滋病儿童学校，本身是一种隔离政策，不利于孩子们的成长。郭小平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建立专门的艾滋病儿童学校确实不是最好的办法，可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孩子们很可能就没有学上。这就是现实。”但他相信，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我希望有朝一日，不再需要有红丝带这样的学校。”

对孩子们的未来，郭小平的想法十分清醒。尽管歧视减轻了，但他们想要像普通人一样上学、工作、生活，仍然不容易。他常会和孩子们聊起人生、梦想、将来的职业选择，给他们建议，也会给他们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泼冷水。一个女孩想当幼教老师，被他一口否定：“哪个家长肯把孩子送到你这儿？”

“别人说，我有社会责任感。其实，啥社会责任呀。我和孩子们在一起9年了，他们就是我的孩子。”窗外，天已经黑透了，各家亮起了灯光，明亮而温馨。郭小平认真地问：“你养活自己的孩子，那能叫社会责任感？那就是个‘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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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焦裕禄阿布列林

家住哈密市惠康园社区的低保户梁英，这几天的心情就像过山车，经历了剧烈的情感变化。今年九月中旬，哈密一建筑工地想找一做饭的临时工。她听说后就把自己远在四川内江山区的一个会做饭的亲戚介绍给工地老板，老板当场答应以每月三千元的报酬录用。

亲戚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风尘仆仆从成都来到了哈密，就在梁英满心喜悦地准备带着亲戚到工地见老板时，介绍人传来的却是老板不予录用的口信。理由是工地甘肃民工多，喜欢北方的面食。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这位憨厚朴实的山村妇女，尽管极度惊愕，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她无奈地给梁英说，既然没活可干，那就回去吧。本来想给亲戚办好事的梁英，此时除了难堪和尴尬一时找不到什么解决的办法。怎么办？她想到了社区法律义务宣讲员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社区法律大讲堂上讲的，口头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解决民事法律纠纷，不一定非到法院起诉，只要双方当事人同意和平解决，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应等法律知识。梁英便通过介绍人向工地老板反复交涉，最终老板同意拿出600元钱作为补偿，梁英这才如释重负地接过钱，将其转交到自己亲戚手上，并送她踏上了返乡的列车。

像梁英这样通过听阿布列林的法律普及课，而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惠康园社区居民不在少数。

成立于2010年4月的惠康园社区，居住着2415户，6038口人，是哈密市较大的社区之一。有维、汉、回、哈、蒙等五个民族的居民在社区居住，贫富差距较大，有住别墅的、有住商品房的、有住廉租房的、有住自建房的，社区人口成分复杂，少数民族多，弱势群体多，拆迁户多，居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在社区成立之初的几年里，社区邻里之间矛盾较多，曾因停水停电出现过一次集体上访。

为增强居民的法律意识，退休后的阿布列林应社区领导的邀请，当起了惠康园社区的义务法律宣讲员，并于2013年3月开始，在社区定期为各族群众义务进行法律宣讲。

通过几年来阿布列林尽心尽力普及法律知识，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2014年至今，惠康园社区一起上访事件也没有发生过。2015年5月，惠康园社区被中共新疆自治区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

　　办案近千件 件件是铁案

在哈密市司法系统有个闻名遐迩的铁案法官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他在哈密市检察院、法院工作了31年，办理了近千件案件，他在检察院批捕起诉的案件，件件是有罪判决(铁案);他在法院审判的一审案件和二审案件，没发生过一次改判、发回重审、提起再审，全部维持原判(铁案)。

31年里，阿布列林把依法办案，准确定性，当作天职。1993年9月，哈密市检察院受理玉某某奸淫幼女案。法院一审以“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为由，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8年。阿布列林在仔细审查这个案件后，认为量刑畸轻，应该罚当其罪，并以充分的事实和证据提出抗诉。法院二审认为，市检察院抗诉有理，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维护了法律的公正。

31年里，阿布列林从不办亲情案。1990年，阿布列林表姐的儿子因涉嫌盗窃团伙案被拘留，案件移送检察院。表姐想两家是亲戚，关系好，哭天喊地找上门来，要阿布列林救救她的儿子。阿布列林热情接待，耐心讲解法律，就是不接如何救她儿子的话茬，表姐见打亲情牌无用，哭闹无效，气哼哼地走了。表姐的儿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从此，表姐多年没登阿布列林的家门。

31年里，阿布列林从不办金钱案。2010年，阿布列林处理一起重大毒品案。一天，主犯的母亲来求情，被阿布列林当场拒绝。临走时，她悄悄将1000元钱塞进报纸里。阿布列林发现后立即上缴法院纪委，最终主犯被判无期徒刑。

　　2005年，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审理了一起杀人案件。

2005年2月的一个晚上，哈密市(现伊州区)青年路的一家煤场，被告司马义·库尔班进来小便，正在值班的河南籍外来务工人员陈某见状制止，两人发生口角。被告司马义·库尔班拿出刀子，向陈某连捅9刀，陈某当场死亡。

哈密市(现伊州区)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哈密市法院提起公诉。

当知道负责审判这个案件的审判员，是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时，被告的亲朋友好们既高兴又害怕。高兴地是，他们和阿布列林的关系都很熟。害怕的是，阿布列林铁面无私的名声人尽皆知。

被告人的亲朋好友，发动各种关系，打起感情牌，找到阿布列林，希望阿布列林在审判中能够网开一面，保住被告一命。可是，不管谁来，阿布列林只有一句话：保住他的命，没有任何可能。

“第一，他是累犯。第二，被害人被连捅9刀，当场死亡，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按照法律规定，被告理应被判处死刑。我帮不了你们的忙。”阿布列林斩钉截铁的说。

这些前来游说的人反复哀求后，看到阿布列林如此坚决，又转而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找人求情。

自治区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人被执行死刑。法律的尊严得到维护，公平正义的根基更加牢固。

可是，没多久，阿布列林的生活中，却多了一些忿恨的眼光。面对这些眼光，他很坦然。

“我根本不会怕他们，我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办案。”阿布列林从来都是这样简短的回答，每一个字都铿锵有力，字字千斤。

为了把每一个案件办成铁案，阿布列林不仅不拿案件当事人一分钱，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核桃也不占。1992年秋天，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母亲掂着白糖、核桃、馕等礼品来到阿布列林家，为犯罪的儿子说情。看到核桃，阿布列林不满4岁的女儿上前拿了一个，阿布列林重重的一巴掌打在女儿的脸上，女儿的脸顿时又红又肿，嚎啕大哭。看到丈夫为了一个核桃竟出如此重手，一向坚定支持阿布列林工作的妻子火了：“你太没良心了。不就是一个核桃嘛，她还是一个孩子呀。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离婚!”说完，抱起女儿回了娘家。见此情景，犯罪嫌疑人的母亲也气嘟嘟地说：“拿一个核桃有什么？”说完，收拾东西回了娘家。多年后回想想这件事，阿布列林说，这是他第一次打女儿，也是唯一的一次。

阿布列林为何有坚如磐石的意志，在31年的时间里，把接手的近千件案件件件办成铁案？因为，阿布列林心中有个偶像－—焦裕禄。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做焦裕禄的好学生，是他一生的追求。

　　心中有信仰 行动有力量

1966年2月，正在读高一的阿布列林在学校的阅报栏里看到穆青等人撰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口气读完后，他被深深地震撼，回到家，他向父亲说起了焦裕禄的事迹，父亲告诉阿布列林，焦裕禄是个好书记，是所有党员干部的榜样，应该像他那样做人当官。听了父亲的话，又连续几天反复学习、认真研读，阿布列林被焦裕禄高尚的品德和伟大的人格深深地折服。焦裕禄成了他心中仰慕的英雄，顶礼膜拜的偶像。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在他的心中萌发。

阿布列林说，“当时全国流行《焦裕禄，毛主席的好学生》这首歌。在那个年代，‘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个了不起的称号，也是一个极高的荣誉。我虽然做不了毛主席的好学生，但可以努力做焦裕禄的好学生。”

做焦裕禄的好学生，就要到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地方看一看，亲身感受伟大的焦裕禄精神。经过两年悉心准备，阿布列林和其他五位同学终于乘火车来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圣地——兰考。

在兰考，他们遇上马车坐马车，遇上拖拉机坐拖拉机，亲眼目睹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治盐碱、战风沙、防风口、驱内涝给兰考带来的变化。他们还找到焦裕禄的家，和焦裕禄的母亲、妻子及儿女照了一张合影。

从兰考回来，阿布列林把这张合影恭恭敬敬地挂在客厅最醒目的位置。因为，在他的心中，这张合影就象征着焦裕禄精神，这张合影可以时时提醒他、激励他，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

从兰考回来后，他当过知青、当过工人，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到检察院工作后，他白天努力熟悉办案程序，晚上如饥似渴地研读、背诵法律条文，仅仅两个月，他就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完成了从工人到独立办案的检察官的角色转换。

　　岗位当阵地 斧头何所俱

把依法办案当作践行焦裕禄精神的阿布列林，公正执法，刚直不阿，为百姓伸张正义，自然受到普通百姓的喜爱，他们以各种方式感谢阿布列林，都被阿布列林婉言谢绝。而在一些不法之徒眼里，阿布列林的公正执法，让他们受到法律的惩处，他们当然怀恨在心，并以各种形式报复阿布列林。

1988年9月的一个晚上，阿布列林骑车带着已有3个月身孕的妻子，到岳母家吃晚饭，在上坡的时候，从路东边扔来几块石头，其中一块击中了自行车。阿布列林急忙停车，扶妻子下车，然后拔枪追赶歹徒，只见两个黑影消失在树林里。

1990年肉孜节前夕，阿布列林两口晚上参加同事小孩的割礼，回来开门时，感到地上烫脚，一看，是柴草刚刚烧过的灰烬。打开门，发现窗户玻璃全被砸碎，过节准备的几十个碗、盘子被摔得稀巴烂。

在暗处扔黑砖，趁无人砸玻璃，起码说明歹徒有心虚的一面。而1996年5月底发生在阿布列林家的一幕，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面对面较量。

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的6点左右，刚刚搬到位于老宅新建的房子，阿布列林在院子里忙着平整地面，妻子在悉心准备晚饭，上学前班的女儿在做作业。忽然“阿布列林你给我出来，你说我犯流氓罪，情节恶劣，社会影响严重，从重处罚。给我判了8年，我终于回来了，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算账的!”一声声吼叫从外面传来。阿布列林放下铁锨朝外看，只见8年前他审判的一个罪犯，手持明亮锋利的斧头，嚎叫着让阿布列林出来。见此阵势，阿布列林也很紧张，心想，今天非出大事不可。紧张并不惧怕，更没慌乱。他先把女儿锁进一个小房间里，然后找出单位配给他的六四手枪，到大门口迎击歹徒。而同时，妻子也作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从院子的西墙翻出去，沿着农田一路小跑，向距离将近两公里的市检察院奔去(当时家里没有配电话，也没有手机)。

大门口，疯狂的歹徒用斧头在地上、墙上乱砍，阿布列林手持六四手枪警告歹徒，“你敢进来，我就开枪”。歹徒在监狱可能学过一点法律，不敢跨进大门，只是一个劲地激阿布列林出去。因为他懂得一旦跨进大门，阿布列林向他开枪就属于正当防卫。就这样，双方怒目圆睁，紧张对峙了大约十来分钟，急促的警笛声由远而近，检察院的警车未到，歹徒已落荒而逃。

　　凡是公家钱 一分不能占

在阿布列林的记事本里有这样两张收据：2000年5月31日，父亲生病使用单位车辆，交费150元;2001年8月10日，父亲去世使用单位车辆，交费100元。

作为哈密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法院院长，阿布列林把焦裕禄“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作为座右铭，对公家的钱一分不占，做到两袖清风，一心为公。

1988年，年迈的父亲提出，想在生前把老宅地上的房子建起来。建房子对当时月工资只有120元的阿布列林来说，难题是资金匮乏。但阿布列林是孝子，为了把父亲的愿望变成现实，他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一点一点进行。这时有人提醒阿布列林，张张嘴就会有人送的。阿布列林告诉他：“清清白白做人，吃饭才吃得香，睡觉才睡得踏实。”

　　阿布列林不仅自己廉洁自律，对亲属的要求也极为严格、有时近乎苛刻。

阿布列林有一个妹妹叫吾尔也提，1991年从新疆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到哈密市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工作。当1998年年初阿布列林被任命为哈密市法院院长时，吾尔也提已在法院工作了将近8年。哥哥来当院长，吾尔也提自然喜不自禁。但渐渐地她发现，哥哥除对她要求比别人更加严格外，并没有给她任何额外的照顾。1999年法院从普通干警中提拔了27名正、副科级干部，提拔的名单中仍然找不到吾尔也提。想想自己从资历到能力，从敬业精神到办案业绩，哪一条都符合要求，吾尔也提满腹委屈地找到阿布列林，哭着问他：“我是不是你的亲妹妹？!你是不是我的亲哥哥？!”面对妹妹的质问，阿布列林语重心长地说：“正因为你是我的亲妹妹，所以提拔你不合适。”看着妹妹哭得红肿的眼睛，阿布列林也感到有点对不住她。但一想到焦裕禄连孩子看场白戏都要补票时，阿布列林的心也就坦然了。

在阿布列林离开市法院的第二年，吾尔也提被提拔为行政庭副庭长。

　　奉献是本分 火中救俩人

新疆的焦裕禄：阿布列林 阿不列孜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焦裕禄精神的精髓。

人们常说，瞬间彰显伟大，本能体现本质。1990年8月的一个中午，气温高达40摄氏度以上，吃过午饭刚刚躺下休息的阿布列林，忽然听到“起火啦!救命啊!”的呼叫声。

阿布列林翻身下床，迎着呼叫声跑去。只见邻居阿皮孜·尕依提家浓烟滚滚，大火熊熊。呼喊救命的是阿皮孜的儿子，他哭叫着说，他患有腿疾的妈妈和一个邻家的小孩还在屋内。

说话声中，阿布列林已经冲到阿皮孜家的大门，但火势很猛，进不去。他迅疾绕道后墙，用砖头将后墙通风窗的窗棂砸断。这时阿皮孜也从外面赶回，在阿皮孜的帮助下，阿布列林从通风窗跳进屋内，将被大火吓得嗷嗷乱叫的大约3岁的小孩，一把拉到怀里，然后双手举起，将小孩送给在通风窗接应的阿皮孜。救出小孩，阿布列林又转身抱起阿皮孜瘫痪的妻子，但阿皮孜的妻子太重，阿布列林能抱起来，却举不起来。情急之中，阿布列林机智地拉过来一个装衣服的箱子，站在箱子上，将阿皮孜的妻子抱起，使出浑身的气力将其推到窗口，阿皮孜就势将妻子从窗口拉了出去。

这时，已经救了两个人、体力严重不支的阿布列林双手怎么也抓不到窗棂，窗口外面的阿皮孜迅速找来一块木头垫在自己所站的椅子上，将手伸进窗内，阿布列林使尽全身的力气向上一跳，拉住阿皮孜的手，一个拼命向外爬，一个全力往外拉，阿布列林才从窗口爬出来。

大火被驾驶消防车迅速赶来的消防官兵扑灭。

而从窗口爬出来的阿布列林，双膝被磨烂，两只胳膊被磨出道道血痕。

阿布列林在兄弟姐妹的危难关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第一个冲向大火，这种本能的反应，就是一心为民的本质的反应，就像焦裕禄“心中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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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科学真谛的学者潘建伟

　潘建伟，男，1970年3月生于浙江省东阳市。物理学家。1992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1995年获该校理论物理硕士学位，1999年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实验物理博士学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组部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中科院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先导专项首席科学家。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主要从事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等方面的研究。作为国际上量子信息实验研究领域开拓者之一，他是该领域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首次实验实现量子隐形传态及纠缠交换、终端开放的量子隐形传态、复合系统量子隐形传态、16公里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态。首次实现三、四、五、六、八光子纠缠。首次实验验证GHZ定理。提出利用现有技术可实现的量子纠缠纯化方案，并完成实验实现。实现突破大气等效厚度的量子纠缠和量子密钥分发。先后实现绝对安全距离超过100公里和200公里的量子密钥分发及全通型量子通信网络。提出基于冷原子量子存储的高效量子中继器方案，并完成实验实现。利用冷原子系综实现高品质的单光子和纠缠光子的量子存储。利用多光子纠缠实现重要的量子算法和突破经典极限的高精度测量。实现任意子分数统计的量子模拟。

　　潘建伟有关实现量子隐形传态的研究成果入选《科学》杂志“年度十大科技进展”，并同伦琴发现X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等影响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杂志选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其研究成果曾6次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年度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3次入选教育部评选的“年度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3次入选科技部评选的“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5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4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由于潘建伟及其同事在量子信息实验领域的系统性工作，他分别被重要综述杂志Phys. Rep.和Rev. Mod. Phys.邀请撰写有关量子通信和多光子纠缠操纵的实验综述论文，其中后者是中国大陆科学家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实验综述论文。曾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奥地利科学院Erich Schmid奖、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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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秦玥飞

秦玥飞2005年取得美国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2011年，在耶鲁大学完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取得文科学士学位。20岁，秦玥飞以优异成绩考入耶鲁大学，许多人以为这是一条穿西装、拿高薪的富贵路。26岁，秦玥飞从耶鲁毕业后，却来到湖南一个小山村，走上一条进基层、当村官的实干路。

他是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城里孩子：重庆长大的他，高中毕业时，以托福满分的成绩考入美国耶鲁大学，享受全额奖学金，成为重庆第一个被世界一流名校直接录取的学生。获得双学士学位、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他，没有去跨国公司做都市白领，而是来到湖南衡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仅仅一年，无钱无背景的他，帮村民引进80万元现金，建起了新敬老院等多个公共项目。村民亲昵地称他“耶鲁哥”。

正式上岗的第一天，早上起床后秦玥飞像在大学时一样准备去洗澡，在从宿舍到澡堂的路上，他热情地和碰到的每一个人打招呼。但这天下午，有村民就议论起来：“留过洋的人是嫌我们这里脏不咯？”“早上洗澡，好浪费水呀。”

这让心思细腻的秦玥飞惶恐不安，他开始明白“村民不会关心我从哪所学校毕业，他们只关心我是不是自己人。”秦玥飞说，从那以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成为村民中的一份子”，他也再没有一天洗两次澡。

他还开始长期穿着老乡送的一双解放胶鞋。夏天的T恤稍微花哨，便反过来穿。为了能让村里的老人记住自己，秦玥飞还会尽量以固定颜色和样式的穿着出现在老人面前。

一个月后，开始有村民上门找他修电器。接着，有人找他写信，甚至有村民让秦玥飞到地里帮忙干活，秦玥飞成了贺家山的人。

有朋友形容秦玥飞是理想主义者，他自己则更正为是“有理想的践行者”。困难再多，一个个去克服，找对方法，杜绝一切拍脑袋的决定。

村里准备修水渠，因为涉及各自利益，几个村民小组争得不可开交。秦玥飞自己掏钱买了几包烟，一次次上门做工作，张口一声伯伯，闭口一声叔叔，最后说通了。

“农村社会的复杂性超乎我的想象，但我觉得这是个大课堂，我不能把它看做是不正常的现象。在村里做事遇到困难是正常的，只要学会去适应、学习、分析，就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秦玥飞说。

除了修水渠，秦玥飞所做的事还包括敬老院改造、街道硬化和照明、为村里几所学校搭建信息化教学平台。他说，任何一个项目都会做好详尽的预算和规划。他不自作主张替村民做任何决定，但只要是村民要办的事，绝不允许自己办不到。

如今“耶鲁哥”已小有名气，但他说，在耶鲁的学习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面对基层，面对村民，我仍是一个学生，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学习。”

几个月前，秦玥飞在3547名选民投票中获得85%的选票，被村民直选为县人大代表，代表证和当选通知书被他挂在书桌上方。在他看来，这两样东西的意义不亚于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村民陈春桃说，“小秦跟我们处得好，又为我们干了这么多事。如果光挂个名，尾巴翘得老高，是没人选他当代表的。”

在当选代表后，秦玥飞在县人大会上提交了有关农村校车安全的议案，并且会继续推进乡里校车项目的实施。

如今，自己“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干点事儿”的追求已经小有成绩，这个梦想也越来越坚定。“村官生涯还有一年多就结束了，这是千金不换的经历。还没想过以后要干什么，但肯定会在公共服务的路上一直走下去。”秦玥飞说。

2012年10月底，他以85%的选票光荣当选为衡山县第十二届人大代表。2013年5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秦玥飞“一等功”奖励，共青团湖南省委授予秦玥飞第十五届“湖南青年五四奖章”。同年8月，获选湖南“最美村官”，并代表湖南村官参与2013年CCTV首届全国“最美村官”评选。10月，获选CCTV“最美村官”。2014年1月17日，在衡山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举为衡阳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2017年2月8日，获得“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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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教师支月英

支月英，女，汉族，1961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教师。她几十年坚守在偏远的山村讲台，从“支姐姐”到“支妈妈”，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她努力创新教学方法，总结出适合乡村教学点的动静搭配教学法。她关爱孩子，资助贫困生，不让一个孩子辍学。她走得最多的是崎岖山路，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教好深山里的孩子。曾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江西省“龚全珍式好干部”、江西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守望承诺

1980年，江西省奉新县边远山村教师奇缺，时年只有十九岁的南昌市进贤县姑娘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远离家乡，只身来到离家两百多公里，离乡镇45公里，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泥洋小学，成了一名深山女教师。

一到白洋，她发现这里条件比想象中还要艰苦。学校地处江西省奉新县和靖安县两县交界的泥洋山深处，交通不便，离最近的车站都要20多里地，师生上学全靠两条腿在崇山峻岭间爬行。山村生活条件异常艰苦，食品稀缺。支月英像当地人一样，自己动手种菜。

当地老百姓十分疑虑：这外地姑娘能坚持下来吗？是不是想过渡一下，过不久就溜掉？这话不假，山旮旯太偏太穷，前些年，教师如同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但过了一年又一年，乡亲们不但看到支月英坚持了下来，还看到无论刮风下雨、结冰打霜，她都一个个送孩子回家，像自己亲人一般对待。于是乡亲们议论开了：“这位老师靠得住，肯定会用心思教好我们的孩子！”但也有不同声音，“莫想啊，顶多再过两年就会走掉，我们这地方哪能留住这般好老师啊！”冬去春来，寒来暑往。这位外乡的女教师，用自己35年的倾心守望，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成为深山乡村人人尊敬的人民教师。

撑起希望

在白洋山村，支月英与一双双渴望知识眼睛相伴。她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唱歌跳舞，认识大千世界。但贫穷的山村并不是世外桃源，山村的教育更显落后。但艰苦的条件并没有难倒支月英。刚参加工作时，她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有些孩子交不起学费，家长不让孩子上学，支月英经常为学生垫付学费，垫着垫着，有时买米买菜的钱都不够，她只得去借，家人不理解，劝她赶紧离开，她总是笑着说：“日子会好起来的！”后来，支月英被任命为校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工作也更忙了。她既要承担教育教学任务，还要做好教学点的管理服务工作。

穷山村的学校破烂不堪，她买了材料，把教室修好，把冬日刺骨的寒风拒之窗外，学生在教室里暖洋洋的。学校不通班车，每逢开学，孩子们的课本、粉笔等都是支老师和其他几位同事步行二十多里的山路肩挑手提运上山的，一趟下来，腰酸腿疼，筋疲力尽，浑身酥软。山村的家长重男轻女，不让女孩读书，支老师走门串户，与家长促膝谈心，动员家长把孩子送来学校，没让一个山村孩子辍学在家。

母亲从老家来学校看她，看到女儿步行二十多里到山下接自己，心疼不已。支月英对母亲说：“这里山好，水好，村民朴实善良”。母亲心疼地说：“你就净说好！”她只是望着母亲笑。其实她心里装满了对亲人深深的愧疚，她何尝不想尽享天伦之乐，但她更愿意把爱意播撒在这青山绿水，让这份爱生根发芽，承载起贫瘠山村的绿色希望。

彰显本色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支月英除了自学外，每年都积极参加各类教育培训，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水平。她努力创新教学方法，不断学生学习效率，总结出适合乡村教学点的动静搭配教学法。她真诚对待每一个学生，把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在她眼里没有差生概念，只是爱好和特长不同。她循循善诱的教诲，像甘泉、像雨露，滋润着每年一个深山孩子的心田。在她的精心教育下，一个又一个学生走出大山，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一人一校的工作特别辛苦，支月英老师经常累得头晕眼花。她血压偏高，导致视网膜出血，只有一只眼睛正常。更让人揪心的是，2003年10月18日上午，正在讲课的她身体剧烈疼痛，几位家长迅速把她送往医院，医生诊断她身患胆总管胆囊结石，并马上进行了手术。住院的几天，她心里一直惦记着她的学生。刚刚出院，就立刻回到了学校。

2012年暑假，为了解决白洋村教学点校舍破旧问题，上级教育部门决定新建校舍。支月英就起早摸黑，一边教学，一边照料施工，帮工人做饭，将丈夫也拉来帮忙。整个暑假，支月英都是在校建工地度过的。如今崭新的校舍宽敞明亮。乡亲们看到崭新的校舍，感动不已。

既是校长、老师，又是保姆，上课教书、下课照应学生玩耍。家里人担心他的身体，总是说：“你也年过半百了，身体又不好，别的老师都往山外调，而你还往更远的深山里钻。”她乐呵呵地说：“如果人人都向往山外，大山里、山旮旯里的孩子谁来教育，山区教育谁来支撑。”各级领导关心她，几次要给她调换工作，但她每次都婉言拒绝。

2010年度“感动奉新十佳人物”，2011年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13年宜春市最美劳动者、道德楷模，2014年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2015年3月，获得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2016年6月，获得全国“两优一先”表彰。

2016年9月，获评2016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2017年2月8日，获得“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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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锋三入火海救人烧成炭人

5月21日上午10时，南阳市南石医院10楼的大厅中，哭声、感谢声、鼓励声不绝于耳。方城县广阳镇党委书记郭鹏、镇长陈万萍、民政局副局长刘书英亲自到病房外，为“方城英雄”王锋的妻子潘品送来共计三万元爱心捐款。

　　“你 一定要坚强、坚持，这仅仅是暂时的困难，咱们镇上的人们包括党委政府都很重视这事，昨天党委政府召开会议，表示对于王锋这样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好人一定 会关注、宣传，这是咱镇的骄傲，也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对王峰的关心、关爱，更希望这样的正能量能被传递出去，传到每个角落。”广阳镇党委书记郭鹏说。

　　“你们来了我就有主心骨了。这几天我全乱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相信大家，相信政府，我会坚持的。我不想失去丈夫，也不想我的孩子失去父亲。”王锋的妻子潘品哽咽着说道。

　　火情：凌晨突发大火，他三入火海救人

　　5月18日凌晨1点20分左右，卧龙区西华村一栋三层居民楼突发大火，浓烟迅速吞噬了整幢楼房。租住在一楼的方城男子王锋最早发现险情，将妻儿送至安全地带 后，王锋转身冲进火海，迅速救出了住在一楼东间的两名托教学生和一名托教老师。“这时候，王锋还没有被烧伤。如果不再进去，他就不会被烧伤了。”潘品哭着 说，那时候，已是火光冲天，楼内不时响起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她也没想到，王锋又冲进了小楼。

　　再出来时，王锋已快被烧成了“炭人”，浑身都是 黑的，神智已不清醒。就是这样，他还在外面跑着喊着：“快救人啊，快救人啊，失火了!”向四周邻居呼救示警。从住处到张衡路口，有大约五六十米的距离，一 路都留下了他带血的脚印，他最终被妻子拦在路边等消防车。5月21日中午，虽经雨水冲洗，记者在现场还能依稀看到他当晚留下的一个个血脚印。

　　火光冲天，再加上王锋大声呼救示警，四周邻居也纷纷从睡梦中惊醒，加入到救火的队伍中。“由于火势大，门口又没有水源，大家都要回家端水过来，一盆水泼上去根本就没啥效果。”附近居民卢先生告诉记者，大约1点35分左右，来了两辆消防车，迅速扑灭了大火。

　　“把王锋弄上救护车时，他还不肯上车，一个劲地说：‘楼上还有很多人，先救他们。’卢先生叹息说，那会儿王锋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脑子里就记着救人这一件事了。

　　王锋重度烧伤其他居民安全脱险

　　据了解，在这座失火小楼内，除王锋一家外，一楼住着两名10岁左右的托教学生和一名托教老师，而在二楼三楼，带上房东一家，共住着3户10多人。由于王锋的及时示警，待消防队员扑灭大火后，除王锋自己被严重烧伤外，其他人均安全脱离险境。

　　当天凌晨1时50分左右，王锋被送往南石医院救治。据主治医生介绍，他的烧伤总面积达到98%，属于特重度烧伤，情况非常危重，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医院 正全力救治。初步估计，王锋第一次植皮费用大约在30-50万元之间，后期还会有一大笔医治费用。“18号一天花了3.2万多元，19号这天的医疗费还没 出来。”潘品告诉记者，现在花的钱都是亲戚朋友凑的，可大家都是农村的，都没有多少积蓄，以后的治疗费用怎么办，她也不知道。

　　温情：社会爱心救助不让留血英雄再流泪

　　38岁的王锋是方城县广阳镇人。去年七月，他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到南阳打工，租住在西华村一栋三层民宅中。由于住处邻近学校，夫妻俩就办了所托教，每天忙忙碌碌招呼二三十名小学生，只能赚到些辛苦钱。

　　王锋，一位平凡的托教老师、一位暖心的父亲、一位贴心的丈夫，他三入火海救人，他用带血的脚印书写英勇，现在他重度烧伤，生命垂危，正 处于危难时刻，记者在此呼吁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和单位，爱心的社会人士，请伸出您的援助之手，为方城火海英雄王锋的生命奉献一份爱心，向王锋的壮举表达您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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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科学家孙家栋

孙家栋，1929年4月生于辽宁瓦房店市，中科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1948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1951年，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1958年，毕业并获得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原创工作 。1960年，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1967年，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技术负责人。1989年，孙家栋担任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谈判代表团团长。1996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0年1月11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2月8日，孙家栋被评为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

1929年4月8日，孙家栋出生于瓦房店万家岭镇老爷庙村。

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

1948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后转入汽车系。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后，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

1951年，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

1958年，孙家栋就带着这样一枚珍贵的金质奖章回到了中国。

1967年，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开始，孙家栋又先后担任了中国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他还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地球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设计师。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在研制试验过程中，深入实际，艰苦奋斗，带领科技人员攻克了多项技术关键，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他为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获七机部劳动模范称号。

1984年，荣立航天部一等功。

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9年，孙家栋担任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谈判代表团团长，参加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协议谈判。

1992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1996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3年，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2009年2月，受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聘请出任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名誉校长。

2010年1月11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1年9月2日，被聘为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名誉校长。

孙家栋是中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为中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创建和发展中国人造卫星总体技术、卫星航天工程管理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作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

孙家栋是中国月球探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提出了2020年前中国月球探测工程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明确了中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路线图。他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确定了工程目标和工程总体方案，对工程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

孙家栋是北斗卫星导航工程、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继续活跃在中国航天技术的前沿领域。

2009年4月15日0时16分，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加指挥的北斗导航定位卫星发射任务又一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个航天飞行器，这之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在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奇迹般地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的全部过程。

“卫星之父”谈北斗 专访功勋科学家孙家栋

　　“这里头需要有很多技术力量，要靠我们自己。”

　　需要用一大段的篇幅，才可能较完整地写下孙家栋的头衔。在学术上，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如果结合当今中国科学领域最炙手可热的名词如 “北斗”“嫦娥”，那他是北斗导航卫星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也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如果提及荣誉，他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1967年成立之初，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技术负责人。从此孙家栋开始与卫星结缘，先后担任了中国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

　　2010年底的一天，孙家栋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评述北斗计划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卫星整体发展状况。

　　中国新闻周刊：卫星导航功能是如何酝酿出来的？

　　孙家栋：1957年，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在那个年代，上天很不容易，科学家们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怎么将卫星送上去。至于送上去后干什么，当然也有少数科学家证明研究，但重点还是集中在这个梦想—怎么样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即上天。第一颗卫星上天后，老百姓很激动很兴奋，给科学家的震动也很大。

　　卫星上天后，科学家们就开始想如何让它为人类服务。卫星有三个方面的用途：信息传递、信息获取和导航。信息传递，比如说电视、通信。因为有了卫星，奥运会才能一夜之间传播到世界各地，才能成为一大笔盈利。

　　所谓的信息获取，就是气象卫星、资源卫星、天文卫星等等。相当于在卫星上装一个照相机，通过这个方法观测地球或者太阳等其他星星。美国刚刚宣布说发现了离地球最近的黑洞，形成的时间也很短，才30多年。这个发现对科学的推动是非常厉害的，这也就是依靠了卫星的信息获取功能。

　　再往下发展，科学家们就想，卫星发射上去之后，能不能把卫星当成一个自然星体去观察呢？这就讲到了导航问题。人类航海，一开始就是用北斗星来导航，通过测量北斗星的高度来换算出相应的地球纬度。有了人造卫星之后，能不能用它来导航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北斗星离人们很远，角度变化很小。此外，经过人们长期的观察，跟北斗星之间的相对位置是可以换算出来的。而人造卫星围绕地球转动很快，观察计算起来很难。所以带着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动了很多脑筋。

　　经过大量科学研究之后，科学家们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摸索清楚了。一颗卫星传递下来的信号，经过处理以后，与地球的圆面交叉以后，在地面上画个圆环。假设有两颗卫星，就画个圆环，两个圆环一定有两个交叉点，所以当你接到两个卫星的信号的时候，你一定在这两个交叉点的其中一个。假设你能接到三颗卫星的信号，那么第三颗星和这两颗星间又有一个交叉点，你所在那个交叉点一定是三颗星信号的交叉点。就这样，利用天上三四颗卫星传下来的无线信号和地面的关系，经过一些复杂的数学处理以后，就可以做到精确定位。

　　但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卫星围绕着地球在动，你怎么样保证随时随地都能看见四颗星呢？所以，光有四颗星是不够的，得围绕地球多打星。这样算来算去，得围绕地球做一个网，这个网里有24颗卫星。

　　这个理论是美国人先提出来的。美国的GPS卫星导航系统围绕地球发射24颗卫星，就可以保证在人类活动的大部分地区，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同时看到四颗星，可以满足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