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不能淫》出自《孟子•滕文公下•第二章》，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可以当成一篇驳论文来阅读。

      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对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我们看孟子是如何批驳的。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并未直接指出原因，而是针对他们的行为打了一个比方，进行了“比喻论证”，其分析含蓄而幽默，充满讽刺意味。孟子从“礼”开始谈起，“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孟子说，男子成年的时候，父亲给予教导；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予教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能违背你的丈夫！”

      孟子通过这样的讲述，比喻公孙衍、张仪之流的行为，公孙衍、张仪他们虽然身为三国相、六国相，威欺天下，但是他们也要无条件地服从一国之长，他们的一切行为，还要根本决定于秦王、魏王的利益取向，他们的所谓“大丈夫行为”，实际上是趋炎附势、狐假虎威的没有原则的“事君之道”。这与“母亲”教导所说的“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完全相同。

      第三，得出结论，公孙衍、张仪之流的所行“以顺为正”，是“妾妇之道”，不是“大丈夫之道”。孟子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不讲仁义道德原则，只是“以顺为正”，所行只不过是小人、妾妇奉行的是“妾妇之道”，非大丈夫所为。

      这样，孟子通过分析，指出了景春所提供的论据并不能证明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从而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批驳。我们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孟子所说的“妾妇之道”，并非是在批判、否定、贬损所有女子。在儒家观点中，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的，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劝谏，如果丈夫不对，妻子也要劝说补正，也就是要“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妾、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的。实际上，孟子是将公孙衍、张仪之流比喻成了“太监、妾、婢女”这些没有任何原则的人的。

      在完成了批驳之后，孟子接着就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孟子的结论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和地位的诱惑不能改变他的心志，贫贱不能改变他的气节，威武和权势不能屈服他的志向，这样的人做大丈夫！怎样才能让自己做大丈夫呢？孟子做了两点分析。

      一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还是儒家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广居”、“正位”、“大道”这三个词，朱熹依次解释为“仁”、“礼”和“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大丈夫，他首先要是个仁者，他要有以天下为家的博大胸怀，要有以天下人为亲的伟大情怀，居住在天下最大的居所——“仁”里。

      其次，他要是个讲礼仪的人，要有为天下而立大正的社会理想和觉悟。

      第三，他是个“大道之行，为公天下”的公道主义者。二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时势适宜的时候，实现志向了，就跟百姓一起实行它；时势不宜的时候，不能实现志向，就独自实行自己的道理。这与孟子的另一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表达的意思一样。

      它们是说，大丈夫要时时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你出仕为官，你要牢记“大道”之宗旨；不让你出仕为官，你同样要牢记“大道”之宗旨。在孟子看来，做到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和“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两点，你就能做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了。

      针对景春的观点，孟子先破后立，指出公孙衍、张仪之流所行只是“妾妇之道”，算不上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