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生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陶渊明２９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晋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

      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４０２），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４０３）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４０４）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４０５），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

      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

      陶渊明性格产生的原因：

      了解一个人的性格生成，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造成了陶渊明这种隐逸高洁的品质呢？

      陶渊明是生于晋宋交接的乱世之中，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正是国家政权斗争纷乱之时。在他63岁的生涯中，中国竟然出现过61个皇帝。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门阀制度导致社会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华夏大地怎一个“乱”字了得。

      西晋司马氏江山坐得不稳，曾经出现过著名的白痴皇帝司马衷；东晋立朝以来就是与其他姓氏共天下。血腥杀戮、政治高压，文人在各种斗争中永远都是牺牲品。如：孔融被杀、阮籍大醉。这种饮酒服药、放浪形骸都是这种环境所致。陶渊明向往田园也正是天下局面所致。

      3.陶渊明的人生思考：

      这位魏晋最有成就的诗人，在他隐逸、淡泊的外表下，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字的呢？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4.陶渊明的主导思想

      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崇尚自然是他的根本人生观。从这一方面说，他的思想更接近于老庄哲学。道家的“自然”是孔孟不曾言说的，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但是陶渊明的思想也有明显的儒家影响，鲁迅说他并非是“浑身肃穆”的诗人，他也有“金刚怒目”式的诗歌，可见儒家的入世精神对他还是很有影响的。只是他与一般儒者不同，不拘泥于章句，重视个人修养，因此显得通脱。

展开全文阅读

      5.陶渊明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诗包括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等，其中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他的田园诗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有的诗则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如《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也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从中可见当时战乱和灾害中的农村，也绝非其乐融融的世外桃源。

      6.陶渊明的友情生活

      陶渊明的田园诗为人所熟知，尤其是那些描写田园风光的诗作，往往呈现出宁静、优美、淡远的境界，成为陶渊明自然适意的人生观的最佳注脚。我们熟知的诗句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等，为我们描绘出一个世外高人的形象。然而陶渊明过的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他在《饮酒》（其五）已经明明白白地说是“结庐在人境”，本教材所选《移居》二首更着力描绘他与朋友乡邻的真诚而自然的友谊。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温馨的友情生活，所谓的适意自然生活便是跛足的、不完整的。陶渊明所向往的自然生活，不仅在于融入农村的自然环境，更在于建立健康真诚的人际关系。陶渊明的返归自然，其深层原因即是厌弃官场或者所谓的上流社会的虚伪丑恶。“自然”既是与人为对立的物质性因素，也是与虚伪相反的精神性资源。

      《移居》便是对这种精神资源的阐释。移居的原因，既不是为了寻求风水宝地，也不是为了生活舒适安逸，而与“素心人”“数晨夕”，“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精神生活才是陶渊明的追求。可见田园本身并非陶渊明的真正归宿，田园生活所指向的人情物态都是植根生活而又具有精神超越意义的。“过门更相呼”、“相思则披衣”的随便真率，显示着心灵的默契和融洽，所谓“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农村的自然环境，也是脱尽虚饰的自然生活。

      7.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

      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思想家，他的诗带有浓郁的哲理意味。沈德潜说诗“贵有理趣”①，陶诗便是富于理趣的。他的诗不是从抽象的哲理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将生活中的感受升华为哲理，又将这哲理连同生活的露水和芬芳一起诉诸诗的形象和语言。所以他的诗既有哲人的智慧，又有诗人的情趣，隽永厚朴，耐人寻味。

      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就是崇尚自然。《归去来兮辞》说：“质性自然”，《形影神序》说：“神辨自然以释之”，“自然”，是指导陶渊明生活和创作的最高准则。

      陶渊明说：“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感士不遇赋》）又说：“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祭文》）人既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就应避免世俗的牵扰。隐居版。（《宋书•武帝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页）

      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云云。太常即太常卿，官名。（见《宋书•陶潜传》、《晋书•陶潜传》）

      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于元兴三年下云：“是年怀肃以建威将军为江州刺史，先生实参建威将军。”清吴瞻泰《陶诗汇注》云：“考《宋书•怀肃传》，其年为辅国将军，无建威之说。……实安帝元兴三年甲辰，则公为敬宣建威参军，未可知也，年谱失考。”此后两说并存，莫衷一是。（见《宋书•颜延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