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安陆二中   李亚洲

      中国诗歌，自“三百篇”、楚辞、汉魏六朝至唐代，各种形式都很完备。在文言的范围内，几千年创造的文体已尽无遗。元明清时期，感时恨别、寄赠唱和、借景抒情、天人感应、五言七言、比兴对仗等内容和手法难出新意。特别是晚清，盛行拟古的形式主义诗风。不少诗人模仿着古人的语言和意境，无病呻吟，专讲音韵格律、卖弄生涩典故，使诗歌远离时代人生，艺术上无甚新意，严重阻碍着诗歌的发展。

      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中国文学开始与西欧、日本文学接触，以梁启超、黄遵宪等为代表发起“诗界革命运动”，主张“旧风格含新意境”的理论，仍没能摆脱旧诗的束缚。1917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新诗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推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被称为“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其后，周作人、康白情、俞平伯、刘大白、朱自清等人竞相尝试，李大钊、鲁迅、陈独秀也写新诗，形成了体现文学革命最初实绩的“五四”新诗运动。他们因在否定旧诗、探索新诗、致力于诗的自由化、白话化方面显出共同的有意的努力，且在诗歌风格方面有一致之处，我们将其称为初期白话诗派。

      ○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新诗。俞平伯的《冬夜》（1922年出版）是继《尝试集》、《女神》（1921年8月出版）之后的第三部个人诗集。

      ○代表作：《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卖布谣》《田主来》（刘大白）、《三弦》《月夜》（沈尹默）、《草儿在前》《别少年中国》《鸭绿江以东》（康白情）、《小河》（周作人）。

      初期浪漫主义诗派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诸诗人组成的新诗派别，他们用磅礴的气势、创造的精神、心灵的激情和罗曼谛克的宣泄开了一代诗风。代表：郭沫若、田汉、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后三者后来融进了现代主义诗潮）。作品以郭沫若的《女神》最为出名。

      “为人生”诗派  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二十年代阵营最强影响极大的文学社团，其主要成员朱自清、叶绍钧、刘延陵、俞平伯等紧接着在上海成立了现代文坛上第一个新诗社团——中国新诗社，并天次年1月创办了第一个新诗专刊《诗》。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为人生”为核心的诗歌价值观念，因此常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 派。主要代表作：诗集《踪迹》（朱自清）、《歌者》《永在的真实》（徐玉诺）、诗集《春水》《繁星》（冰心）。

      “湖畔”诗派   1922年3月，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等在杭州西子湖畔组成了湖畔诗社。其后，又有魏金枝、谢旦如（谵如）、楼建南（适夷）等人加入，形成了湖畔诗派。他们的作品以抒情短诗为主，表现了对爱情的憧憬和对自然的向往。代表作：《妹妹你是水》（应修人）、《伊的眼》（汪静之）、《落花》（冯雪峰）、《月夜》（潘漠华）。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积极提倡现代格律诗，团结了一大批新诗人，如刘梦苇、朱湘、饶孟侃、林徽音、于庚虞、蹇先艾等人，形成了新月诗派。其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新诗的格律化，主张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代表作：《死水》（闻一多）、《示娴》（刘梦苇）、《采莲曲》（朱湘）、《再别康桥》（徐志摩）。

      象征主义诗派   象征主义诗潮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其主张：“诗不是为了说明，诗是值得表现的”，表现的题材领域是生、死、病、残、梦、幻、爱、欲，追求的风格是“幽深、晦涩和含蓄”，即“从意象的联结、企图完成诗的使命”。中国象征诗派的开创者是李金发。代表作《弃妇》。另外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

      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是新月派与象征派的合流。其代表是：戴望舒、施蜇存、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曹葆华、番草、废名、侯汝华、金克木、李白凤、林庚、玲君、路易士、吴奔星、辛笛、徐迟、孙毓棠、南星等。代表作：《雨巷》《我用我残损的手掌》（戴望舒）、《预言》（何其芳）、《断章》（卞之琳）、《乡愁》（李广田）。其中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被称作“汉园三诗人”。

      中国诗歌会诗派  此派因诗歌团体而得名。中国诗歌会是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革命诗歌团体，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有穆木天、任均、杨骚、蒲风等。1933年2月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捉住现实”是其宗旨。这一流派的诗人还有王亚平、温流、关露、石灵、田间、柳倩、林林、袁勃、雷石榆、窦隐夫等。代表作：《动荡的故乡》《六月流火》（蒲风）。

      七月诗派   由《七月》杂志（1937年9月创刊于上海）得名，指活跃于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等杂志以及《七月》丛书的诗人群，主要有鲁藜、绿原、冀汸、阿垅、曾卓、芦甸、孙钿、方然、牛汉、天蓝、彭燕郊、邹荻帆、庄涌、杜谷、贺敬之、胡征、化铁、艾青、田间等人。代表作：《为祖国而歌》（胡风）、《我爱这土地》（艾青）、《给战斗者》（田间）、《纤夫》（阿垅）等。

      晋察冀诗派 因地区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区产党在山西、察哈尔、河北、热河、辽宁五省交界地区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末，“抗战文艺工作团”、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学员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先后从延安到这里。西战团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方冰等到人的战地社于1939年1月创办了诗刊《诗建设》，抗大学员丹辉等人成立了“铁流社”，1939年3月创办了诗刊《诗战线》。以战地社和铁流社为中心，形成了晋察冀诗派。41年7月3日，成立了晋察冀诗会，田间任主席，邵子南、魏巍、陈辉为执委。会员有沙可夫、杨朔、方冰、王炜等30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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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叶诗派  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这个流派主要成员有九位（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是、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杭约赫），他们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中心形成一个以现代主义为特色的诗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九位诗人的选集《九叶集》，此后，人们便称他们为“九叶诗派”。代表作《布谷》（辛笛）、《冬日黄昏桥上》（陈敬容）、《挖煤工人》（唐祈）、《噩梦》（杭约赫）、《春天》（郑敏）。

      民歌叙事体诗潮 四十年代，解放区出现了一批民歌体长篇叙事诗。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漳河水》和《圈套》、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和《野女儿》、田间的《赶车传》、李冰的《赵巧儿》等。这些诗篇的出现，表现了延安整风后形成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思潮。

      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新生活的颂歌占了绝大多数的比重。新中国的成立，新的生活的开始，使诗人们意气风发，兴会无前。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艾青的《我想念祖国》、朱子奇《我漫步在天安们广场上》、王莘的《歌唱祖国》等，都有是建国初期的优秀诗篇，其中激荡着澎湃的诗情，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50年代中期以后，新生活的颂歌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为代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一是以李季的《玉门诗抄》、李瑛的《花的原野》、邵燕祥的《到远方去》、公刘的《在北方》、张永枚的《骑马挂枪走天下》、雁翼的《大巴山的早晨》、梁上泉的《喧闹的高原》、傅仇的《告别林场》、严辰的《在同一片云彩下》、阮章竞的《新塞外行》、戈壁舟的《把路修上天》、张志民的《西行剪影》、巴·布贝赫的《生命的礼花》、饶阶巴桑的《草原集》、铁衣甫江的《祖国礼赞》，以及郭小川的《厦门风姿》、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等为代表的生活抒情诗。这些诗篇多侧面地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业绩，描绘出日新月异的神州风采和生活风貌，抒发了诗人对祖国和新生活的一片真情。

      ○重要诗人及代表作：闻捷《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等；郭小川《致青年公民》、《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乡村大道》、《昆仑行》、《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贺敬之《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梳妆台》、《放声歌唱》等。

      文革后一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剥夺了写诗权利的诗人重返诗坛，写下了“归来的歌”，以重新焕发创作生命力的一批力作，在新时期诗坛上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这些力作，或抒发个人命运与民族苦难的深沉之思，或表达对生活的挚爱真情，都显示了历尽磨难后的深刻智慧和成熟豪情。如绿原的《人之诗》、曾卓的《老水手的歌》、牛汉的《华南虎》、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公刘的《沉思》、邵燕祥的《不要废墟》、流沙河的《太阳》，成就较突出的要数艾青，其代表作有《大堰河，我的保姆》、《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给乌兰诺娃》、《维出纳》、《鱼化石》、《在浪尖上》、《光的赞歌》等。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朦胧诗”为发端的现实主义诗潮，像一阵旋风冲击着文坛。“朦胧诗”的作者是一批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浩劫之苦不仅造成就了他们富有时代特征的迷惘、困惑、怀疑、失落的情绪，而且唤起了他们对诗的自觉。其主要代表诗人及作品有：北岛的《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雨夜》、《岛》、《船票》等；舒婷的《一代人的呼声》、《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这也是一切》、《致橡树》、《生命幻想曲》等；顾城的《一代人》、《雨行》、《泡影》、《小巷》、《弧线》等；梁小斌的《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江河的《纪念碑》、《太阳和他的反光》等。朦胧诗潮84年后逐渐受到“新生代”（又称“崛起派”）诗的冲击。将其推向高峰的是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举办的中国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群体大展”），推出了以于坚、韩东为代表的“他们的文学社”，以周伦佑、蓝马为代表的“非非主义”，以万夏、胡玉为代表的“莽汉主义”，以京不特、胖山为代表的“撒娇派”，以尚仲敏、燕晓冬为代表的“大学生诗派”等数十个诗派团体的诗作，还有不少自立门派的个人诗作，呈现出复杂纷繁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