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敏  

摘要：  本文从现象到本质，从理论到实际论述当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问题多发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指出了成就素质教育乃至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缺道德  校园文化  换土  换血

校园里师生的所作所为，久而久之形成习惯的、稳定的思想、行为倾向，就是校园文化。它反映校园里师生物质的和精神的状态，凝聚着师生的价值取向。我国传统文化之悠久，之具特点首居世界，而其特点就是伦理型文化，道德型人本主义，中国历史上也由之激励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先人后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可歌可颂，可期望中国建成理想的道德社会。然而各界近对校园颇有微词，中央也决定，加强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事出之因是小中大学校园比比出祸：丧天良者、背常理者，悖身份者皆有之， 且有不可收拾之势，与千年文化对照，则是道德文化缺道德的事实发生了，这不得不让我们将思维的向标指向校园文化。

 未成年人受谁的影响多？家庭、学校、社会中，以时间而论，一周有五天或六天在校园；一天中有八小时甚至二十四小时在校园；以权威论，老师学历高，专事培养之职；以距离论，与学生面对面最近；以主观论，对学生影响是有意识和直接的；在师生这对矛盾中，按矛盾的主次原理，老师应处在主要矛盾位置，因而校园文化的栽种人是教师无疑了，他们对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缺失则责无旁贷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祸得祸。

 众所周知比邻日本国，民族意识尤重，视下一代的发达高于目前，视目前社会之公正高于未来，国家在两支队伍的组建上高规格，不马虎，这就是教师和公检法。要从此二业，硕士毕业后再通过统一考试考核，合格后才取得任职资格进入人才市场，其人员的职业技能、敬业精神自然就不成问题了，其职业堪为社会的楷模行业。大和民族“战后”从恢复到发达的直线上升，不能不说与这两着有直接的联系。而我国的国情是穷国办大教育，中小学教师槛低、量大、质劣；教师劳动与农民劳动的粗放型特点一样，高耗低效、广种薄收，这是一系列连锁反应，不可避免。近20多年收获的精英，又被留学、外企吸去，“独木桥”上的“尾巴”，甚或“独木桥”下的人为谋生、跳“农门”进入了中小学教师队伍。昨日摆摊租店者、村上协助治安者、躬耕垄亩者，今日可能被一声召唤坐上教师席，明日还可能转正，后天还可能当上校长主任什么的，全在乎撞上机遇，攀上官员，这样才对付了“普六”“普九”，当然，校园不长出恶苗那才叫怪呢！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教师的如此构成和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不可能接受先进文化。“课改”实验，层层推开。隆重见于礼堂、广场者多，扎实操作于课堂者少。是领导不重视？那数以万金的电教设备何以堂而皇之摆设？是教师不热心？那礼堂、广场怎能座无虚席？——其所以然者何？“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而且，“差”之后自然就“怕”，怕改革暴露其弱点，怕发展淘汰自己；社会发展的后浪推前浪之势不可阻挡，就产生“恨”，恨社会、恨改革，于是阳奉阴违，软拖硬顶，甚至混淆是非，中伤积极者，这又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不可避免。如此形成病态心理，一旦人多势众，就“差”得有理了，有理则可以安心了。但是，与越来越激进的现代教育理念越走越远，运作课堂、面对学生力不从心，常常陷入事与愿违的苦恼之中。于是一部分教师转移目标，分心二职业，另找自我价值；更多教师在钓鱼、麻将中寻找成就感；仍有部分教师忠职分而背师德。凡此种种，都在校园种下了素质隐患，几句呐喊“与时俱进”，不过是西望长安的寄托，寥若星辰的佼佼者也被这现实的黑暗隐没了。难怪近有专家高见：师德建树困难，与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有关，根子在教师因职业技能缺乏而不能自强。

 话又说回来，板子打在教师身上，再往深处想，教师也有些冤。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文化营造出的并不是一个道德社会，而是相反——权力社会和利益社会。从孔孟荀的儒家学说到程朱理学，理论精深，体系完备，可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与其说是至善的理想，不如说是统治者用来麻醉百姓的精神鸦片。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散发着“亲亲”血腥味的权柄，从来就撕破了仁义道德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从屈原到“戊戌六君子”不过是中国道德文化的牺牲品。近代社会的有识志士博采西器，励精图治，也敌不过封建保守势力的百般阻挠；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际是放大了的自然经济，关起门自给自足，在贫穷与大干的怪圈里消耗民力。真正的市场经济运行不久，社会财富骤然增长，权力和利益自然握手，把传统文化中的杂质“官本位”思想推到“至圣”地位，“有权就有一切”被不断印证，与历史上不同的是，连仁义道德的遮羞布都用不着了。所以校园里的教师与其谋教不如谋官，谋不到官就谋钱，或兼谋之等等也在情理之中。清末官僚李鸿章有名言：什么事最好做，惟有官最好做。官都做不来，还能做什么云云。此语道破了中国道德文化的实质是官僚文化。

 那么，中国道德社会就是否不可企及呢？回答又是否定的。希望在于换土。市场经济体系发育完备，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大幅度转移，“官本位”思想淡出社会。根本上说，就是使道德文化落脚在与之适应的土壤上：贫穷生长不出真道德，富裕才有可能实现道德社会，这在发达国家能找到例证。希望还在于换血。贫穷生长不出真道德，富裕生长出的又不一定是道德社会，富裕与道德并不成正比，其中仍有可变因素，这就是传播文化者的素质，所以教师仍然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当教师人才市场供大于求时，重新称量教师，严格完善职业准入制度，大量换血；用既定的社保政策医治“阵痛”，实现如同企改那样的软着落，这是实现道德社会的需要，也是教育走出计划经济壁垒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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