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二年即公元767年，已步入人生暮年的杜甫渐至穷途末路，好友剑南节度使严武突然辞世，使暂时安定之后的杜甫，又失去了生活的靠山，他不得不开始又一次选择自己人生的归宿。生活愈艰难，遭遇愈坎坷，然而从成都一路向东，直到夔州后的两年的光阴，他的才情、诗情如同寒天的梅树，愈枯瘦的枝绽放出的竟然是惊艳脱俗的花。

      这一年的暮秋季节，杜甫寄寓在夔州，登上三峡肇端的夔门山，上观苍茫天穹，俯瞰浩荡江水，两岸是壁立千仞，远山有虎啸猿啼，又薄衣不耐秋风寒，去国怀乡心茫然。当时的杜甫如同一截枯木立于瑟瑟秋风之中，灰白的长发任由牵扯翻卷，或许骤然涌上心头的的还有如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吧。所以，他或许情不自禁的，两行浊泪悄然潜行于深密的皱纹之中，打湿了胸前的衣襟。

      但杜甫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啸吟出如黄钟大吕般的悲鸣：“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诗人一张口就震动了唐朝，震动了唐朝以后所有对他顶礼膜拜的朝圣者。凝聚的诗文瞬间就把眼见之景，耳听之声，网罗收于笔端，令空旷、寂寥、萧瑟、凄凉等一切的意境与感受全挤进狭小的心室，如透骨的寒风从隙罅里窜入，令人不禁从心底泛起一阵阵的寒冷。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杜甫的秋季里，没有丰收的喜悦，哪怕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闲适，也鲜难寻觅。杜甫的时运不比王维，仿佛唐出王维，是让他专享盛唐的富足与惬意的；而唐邀杜甫就是专门让他尝尽时局的动荡与凄凉的。所以，杜甫的一生大都行走在“萧萧落木”的深秋里。那永逝的江水、斑白的鬓发、漂泊的步履、枯槁的身影，无不撕扯着他的心，牵引着他的痛。“落木”撞入眼帘，成为他悲伤心理的“触媒”，翩然飘落的秋叶非但不美，反而如如同铁石砸下，夯击着杜甫疲惫的心灵，一沉再沉。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烦多病，潦倒新停浊酒杯。”

      唐朝人的胸襟都是阔大的，那是因为唐朝人的视野是开阔的。生逢盛世的知识分子更是“壮怀激烈”，他们心态昂扬，志存高远，心忧社会，因而“壮行成为他们怀揣理想，实现抱负的行为范式。如王昌龄、高适、李白等人都是如此，“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杜甫亦用草鞋木履丈量着自己的决心与意志。

      但历史不一人的的意志为转移，突然的变故改变的不仅是很多人的生活轨迹，更是改变了他们的心理历程。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阻滞了唐帝国隆盛的态势，更把老实本分的杜甫卷入了社会洪流的波谷浪尖，他的“壮行”不再是自觉与自愿的行为，而变成了被迫与无奈。为了生计，他只得万里漂泊，犹如江上扁舟，早已身不由己。最初的梦想，大济苍生，渐渐成为杜甫依稀的梦境；战争的残酷与战后的凋敝却也总是异常清晰地刺激着他的视觉与神经。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流离失所的杜甫，常常把个人的忧愤隐忍心头，而脱口吐出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的焦枯的内心和坚执与时代潮流的秉性。他不屈服，也学不会圆通。愤世嫉俗是他对这个社会最习惯的态度，悲天悯人让他奏响了那个时代最强的音符！但这也将注定杜甫的一生是浸泡得万端痛苦。

      历史钟情于杜甫，不是让他做“治世能臣”“贤相良将”，而是让他高居雄视千古、睥睨后世的“诗圣”，所以若无“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际遇，是断不会撞响千古同悲的黄钟大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