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 马嘉

      摘 要： 生命，是昌耀诗歌的总主题，呈示生命，是昌耀全部诗歌的根本目的和内在逻辑。昌耀将深刻体验到的生命理念、立场、情感，倾注、融贯到精心选择的生命意象中，雕铸了一幅幅真实而顽强的生命图画。文章关注昌耀写于 1962年的短诗《峨日朵雪峰之侧》，这首创作于早期、并不太著名的诗作，定格了昌耀所有诗歌的情绪基调和精神向度，是他生命精神质量的承载，更是他对生命本质强力的确认。

      关 键 词：昌耀；诗歌；生命强力 中图分类号：

      作 者 简 介：马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诗是完整的生命形式，一首诗的诞生就是生命的诞生。生命，是昌耀诗歌的总主题，呈示生命，是昌耀全部诗歌的根本目的和内在逻辑。在漫长的诗歌生涯中，在艰辛而充满苦难的人生之旅中，昌耀将深刻体验到的生命理念、立场、情感，倾注、融贯到精心选择的生命意象中，雕铸了一幅幅真实而顽强的生命图画。

      先天的浪漫情怀和理想气质，加上后天形成的强烈而浓郁的生命意识，使昌耀的生命体验指向昂扬的精神基调，他诗歌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对生命强力的不断张扬。无论是《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或者《旷原之野》、《斯人》，都是将对生命的悲剧意识升华为悲壮，将无畏的生命质态定格为昂扬，从而表现出生命特有的拼搏、抗争、创造、进取的特性。昌耀的诗歌，是他生命足迹的延伸，也是他生命精神质量的承载，更是他对生命本质强力的确认。 昌耀用诗歌提供生命意象的目的，是为了展示生命质量与生命形态的融合。两者互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理由和内在依据，后者是前者的说明和具体表现。

      让我们暂且放开那些如今已广为流传的作品，关注昌耀写于 1962年的短诗《峨日朵雪峰之侧》，这首创作于早期、并不太著名的诗作，其实已经定格了昌耀所有诗歌的情绪基调和精神向度，传递了他以后所有诗歌的主题信息和思维立场。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 我小心翼翼探出前额， 惊异于薄壁那边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 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 石砾不时滑坡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一派啸鸣， 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我的指关节铆钉一般 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 啊，此刻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

      在锈蚀的岩壁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 与我一同默想着这大自然赐予的 快慰。——《峨日朵雪峰之侧》,昌耀。

      写下过早期长诗《凶年逸稿》的昌耀因为已经提前冷寂和沉闷了，所以此时得以在其中掺入 50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04年 6月 理智和清醒，用以观照和揣度这一时段的冷寂和沉闷：这便是他的短诗《峨日朵雪峰之侧》产生的外在机缘和直接意图。昌耀的所有诗作都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其根本和落脚点最终都在诗歌主体本身。就这首短诗而言，他一方面在观照和揣度外在的年段（当然他自己正置身其中），另一方面，他又以此为通道走入了自己的内里世界，观照和揣度自己的心理时空。 对于昌耀写于 1962年8月的具有鲜明整体象征特色的短诗《峨日朵雪峰之侧》，可以按照“由外而内”的次序得出两种相互衔接、彼此相关的阐释和解读。 昌耀的冷寂和沉闷来得尴尬而委屈。作为一个曾称“党就是我的母亲，部队就是我的家”并赴朝鲜作战，继而又“过继成北国的孩子”开发大西北的年轻人，凡是那个时代有的，昌耀都不会拒绝地匀有一份，无论是情绪、信仰也好，还是行动、作为也罢。

      然而，当他以一种不同于当时普遍盛行的狂热、迷乱、肤浅、喧嚣的精神理路、意念向度传达、投递他的实质相同的热情、关照和热爱时，他不由分说地遭到了拒绝和排斥；随之而来的是他热情、关照和热爱的权利被剥夺，以及他理想、信念和追求的要求被拒绝，也就是他只被允许冷寂和沉闷。自然，这种冷寂和沉闷发酵而来的清醒和理智只能是被动和勉强的了。

      虽然是被动和勉强的，然而正是凭着这份清醒和理智，昌耀得以打量和思考时代与现实。于是，尽管是违心地、悲凉而无奈地成了那个时代的局外人，但因为能够客观冷静地静眼旁观，他还是完全有理由说：“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这”恐怕就是指他这种游离于时代和现实之外的清醒和理智。然而，这“高度”实在是一个危险的高度，因为这高度其实是昌耀自己托上去的高度，也是只有他自己看得见、感觉得到的高度，——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高度，象昌耀这样受难的人更需要这样一个高度；而事实上这是一个低处，是那个时代踩着的属于“右派”分子昌耀的低处。所以，昌耀只能“小心翼翼探出前额”。那么，在自定的高度，昌耀看到了什么呢——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

      呵，呈现于昌耀眼前的时代景观是：那曾一度被时代捧为神明、视若永恒真理的“太阳”，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在人们的困惑迷惘中，终于失却了原来的高度，终于被屡遭愚弄和麻痹的时代心理决绝和抛弃了。主宰、牵引了这时代那么久的狂热，迷信，虚妄，喧嚣，在灾难和劫数的后果后，真的就要消失了吗，这时代就要归于正常和理性了吗？ 提前冷寂和沉闷因而得以清醒和理智的昌耀当然会“惊异”了。是啊，那荒谬年代的所谓理想、所谓信念、所谓追求，真的不过是堆砌上去而根基根本不会稳固的“石砾”，当“太阳”跃入山海，时代从泛滥的狂热、廉价的乐观中摆脱出来，它们只能有“滑坡”的下场。虽然仍旧“一派嚣鸣”和一片“喊杀声”，但这是“自上而下”、是“滑坡”、是“远去”，是时代归于冷寂和沉闷以及随之而来的清醒和理智之前的“绝响”。

      人生真正的艰辛和痛楚莫过于撕裂的感受。正是在时代和现实从虚浮、幻象的境界“滑”向冷寂、沉闷而失却高度的时候，诗人昌耀感受到了撕裂：时代趋于冷寂、沉闷进而清醒、理智，不正是诗人昌耀认可和需要的吗？既然如此，在他的心灵深处必然会滋生出一种意念，那就是对自己原来所坚守的高度的意义的怀疑和否认，这样一来，必然会产生促使自己也顺应着这时代作这种似乎合理而正当的下滑运动的心理驱动；而反过来说，时代趋于冷寂、沉闷进而清醒、理智，也恰恰是“上升”到了昌耀所在的高度，而这相对于昌耀来说，明显又是在失却高度，是一种“滑坡”。然而，诗人昌耀怎能没有自己的高度呢，特别是在饱尝与时代“亲和”之苦后，他更是害怕与时代平起平坐了。内外都有力量拉扯他下滑，这就是为什么此刻他在坚守、占据自己的高度时不得不“我的指关节铆钉一般/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其艰难和痛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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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昌耀并没有与时代一同“滑坡”，而是在峨日朵雪峰之侧占稳了自己的高度。这是生命意志和生命强力的伟岸展示，呈示在这种高度的生命必定是强健和雄壮者的生命，定格在这种险峰的姿态必定是胜利者的姿态！事实上，昌耀就是这么想的：“啊，此刻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也就是说，昌耀认为，假如在他旁边有一面镜子正对着他，他在镜中看到的必然是一只雄鹰或雪豹。然而，这毕竟只是认为在冷寂的思绪中张扬生命强力假设和想象，作为从被迫到主动间离着时代与现实而将清醒和理智当作自己的高度的昌耀，多年以来直至此刻仍以“囚徒”的身份流放于广阔而贫穷的青藏高原的最下层，他何尝不知道这种认为、假设和想象的可笑和荒谬，何尝不知道他自己以及他的同道是怎样的角色、有着怎样的形象：“在锈蚀的岩壁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原来，他在镜中看到的只是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反讽，而正是这个反讽的开启，使全诗通过对比形成的反讽结构得以凸现出来、清晰起来。

      诗中始终馥郁着浓烈的对比意绪：强大和弱小，光明和幽暗，热闹和沉寂，高拔和低矮.....然而，在峨日朵雪峰之侧坚守住高度的不是强大的雄鹰或雪豹而是弱小得可怜的蜘蛛；光明的太阳不过是虚妄的神明和幻象的真理的别称，堆砌的石砾不过是狂热的信念、迷信的追求、廉价的乐观的代号，而它们正在跃入幽暗却引力无穷的山海，正在滑向棕色的深渊；一派嚣鸣的、象军旅的喊杀声的，原来是在“滑坡”，是在“远去”，而接纳和归结它们的恰恰是沉寂和冷静......而诗歌结语“与我一同默想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舒缓、徐和的诗歌意绪不仅与全诗紧绷、深沉的诗歌意绪形成深度对比因而收到内在反讽的效果，而且更传达出透过他的反讽展示出来的全诗的情感倾向和价值立场。

      自然，这种深度反讽是诗人昌耀在冷寂沉闷中掺入理智清醒后，然后又兑进机智和幽默的结果，是他终于在时代之上占稳了自己的高度后豁达的心智和洒脱的情怀的结晶。这样的反讽当然不只是昌耀诗艺的体现，而更是他居于高度之上的心理标记和明证。

      事实上，他所看到的这只小得可怜的蜘蛛，还开启了我们解读这首诗歌“由外而内”的通道，从而衔接起我们从诗人昌耀个体的内里世界阐释诗意的空间。既然坚守在峨日朵雪峰之侧的不是雄鹰或雪豹而是蜘蛛，那么说明真正强大、雄壮和坚韧的不是外在形式或形象而只能是精神、意志和心灵，这正是昌耀所要思考和揣度的所在，正是昌耀所要挖掘和探询的层面。

      由此，昌耀似乎刚刚提笔铺纸一样，又把他的诗歌视线从身外牵拉回来投注到诗歌开头，站在自己的生命地平线上，前瞻或者后顾，重新写就这首短诗。而我们，也自然而然就接受着这种诗绪的引领，深入他的个体生命追踪他的灵魂历险。 相对于那个狂热、虚浮的时代来说，昌耀的清醒和理智是他得以冷静地观照和打量时代的外在高度。然而，在昌耀的内里空间，当他历遭精神罹难后，当灵魂世界一次次坍塌、一次次掏空后，他还有自己的精神高度吗？“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是的，他有——坚实而挺拔，足以抵挡一切摧毁和打击，足以俯视一切虚华和喧嚷，从而成为他虽然发落荒漠却感觉自己已化归于北土、虽贬斥于荒原野地的最底层却并不消沉乃至颓废，从而使自己的生命也沉落到最底层的强大心理依据；同时，也正是这内在的精神高度，才使得他冷静地观照和打量时代的外在高度有了支撑和凭附，而不至于处于飘浮和悬空状态。

      那么，他的高度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作为与国家和时代同步成长的昌耀是把自己的身心全部交付给现实和时代、以一个“骄子”的身份投身到西部边陲的，在他初期对这片土地的高歌和抒写实质上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高歌和抒写。也就是说，这个时段，他身在大漠边关而心不在，他的高度远在大漠边关之上。然而，时代和社会似乎并不领受他这份单纯而执迷的情，当以一种不由分说的蛮横和威慑施与他集体性“政治谋杀”，从而浇灭他的热情和天真后，他便只能承受“赎罪”的压迫让身和心全都落脚到这片土地从而与之“亲密接触”。

      对于绝对不会容许精神出现虚脱、思想出现真空的诗人昌耀，恰恰就是在“身份”失去高度后才真正深入和溶进这片土地、以一颗不受意识形态和社会情绪干扰的心灵去体验、感受、领悟其历史和现实、自然风貌和民俗风情、生命强力和情感意志的。就这样，他发掘到了这片土地滋生的原始、粗犷、剽悍的生命个性，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抗争凶险、搏斗困苦、开辟蛮荒的精神气度，当他在内质上成为了土伯特的儿子，便意识到了这片土地有着的这种真正的高度，当然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把这个高度带进了他的灵魂世界、生命当中。

      是的，他拥有了自己内里的高度。然而，他不是早就有着自己的精神高度了吗？那些理想、信仰、追求虽然是时代和社会作用的结果，但毕竟是他与时代和社会相互内化后他认可、需要、接纳了的高度。现在，当新的高度已经产生时，在选择和放弃之间，诗人是不可能不彷徨、犹疑和不安的：这应当就是“我”要“小心翼翼探出前额”投注目光的原因了。既然新的价值倾向已经确定，新的精神立场已经定型，原来存在的一切自然只能是隐形和撤离了。

      所以，在他此刻的内在生命景观中，那轮“太阳”，也就是那些“永恒真理”、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廉价的乐观主义——曾经那么至高无上、那么光热无比，在“彷徨许久”后“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那些“石砾”，也就是那些浮泛的信念、空洞的追求、迷狂的意绪——曾经那么坚不可摧、挺不能摇，正“不时滑坡”、“自上而下一派嚣鸣，/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既如此，这旧有的高度一经下沉和隐退，便为新的高度腾出位置和空间——难怪他要“惊异”了，他终于崩析了旧有的高度从而可以坚守新的高度了！ 可以坚守与坚守住当然完全不是一回事。

      与时代、社会几乎同一了的昌耀根本没想到自己会与时代、社会撕裂开来；即便身体和外在被拒绝和排斥在时代之外，他也没想到会从内骨子里推翻时代赋予的价值构成、解构社会安置的精神体系。所以，在颠覆那原来的精神高度时，他是痛楚和不安的；而在面对这来自于“庙堂”之外的“民间”色彩的高度时，他是困惑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有着真的就要与主流时代和社会决绝的酸楚和阵痛，而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没有这新的唯一可资依凭的高度；原有高度的沉落，使他对自己坚守的这一新的高度的意义肯定有所怀疑和质问，同时对自己坚守高度的勇气和信心、意志和毅力肯定也有所减弱。

      总之，要坚守住这新的精神高度，在精神空间中，必须战胜和摆脱各种各样朝下拖曳他的力量，必须克服和摒弃各种缘自自身思想深处的干扰和阻挠的因素，也就是说，要坚守住这一高度，除非“我的指关节铆钉一般/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否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幸运的是，昌耀最终坚守住了这高度。站在青藏高原荒漠野地的最底层，昌耀领会继而达到了精神的高度，同时，他也正是由这一高度获得生命意志、精神气魄、灵魂强力坚守住这一高度。既然这高度是时代和社会之外的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干的高度，既然坚守这高度的是“弃儿”和“囚徒”的磨难和炼狱中的灵魂，既然坚守这高度靠的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是精神、意志和灵魂的强劲和坚韧，所以显影在诗人精神空间的不是“雄鹰或雪豹”而是“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

      如前文所述，他得以把理智、冷静和清醒据为自己的高度从而打量、揣度、思索时代和社会，也正是靠的内心的强大，意志的强健，生命的伟力，而这些又都来自于他的内里精神高度；他外在高度的支撑、依据和比附，正是他的内里精神高度。在这里，昌耀显现在这首形式短小而意义能量巨大的诗中的内外两个高度达到了暗合和叠影，两个坚守者形象显现出同构和一致，事实上，即两个诗意层面得到了衔接和交汇，两个解读空间形成了融合和贯通，而读者也真真正正在内外都能够在轻松、舒缓下来的诗绪中“与我一同默想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