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论“多难兴邦”这个话题，请允许笔者宕开一笔，先谈谈“生于忧患”。

《孟子 告子下》一文中有“生于忧患”这一论点，意思是说：忧患可以激励人们励精图治，奋发有为。

一直以来，人们都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奉之为真理铁律。其实深究下去，便可发现其漏洞。

此文一开篇就连举六例，先后提及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和百里奚最初低微的出身和艰难的处境，以此证明“生于忧患”的论点，用的是简单枚举、类比求同和不完全归纳法。

逻辑学理论告诉我们，想成功运用简单枚举、类比求同、不完全归纳法，即“科学归纳法”，母项的所有子项就必须有完全一样的共性，没有任何例外、没有任何反例。

那么，孟子若使自己的这个归纳、这番推论成立，就必须没有例外，没有反例。即“忧患和磨难可以激励人们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无一例外，无一反例。但这样的例外、反例却很容易就找得到，比如，抗日战争时，汪精卫身处忧患之中，竟当了汉奸；春秋战国时，六国同处于敌国的外部威胁之中，最终都被秦国打败统一了。很明显，孟子的归纳、推论不能成立，因为他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另外，“矛盾论”告诉我们，矛盾的正反两面互相依存、互相对立，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互相转化。反过来说，一旦条件不具备，矛盾对立的双方就不能转化。

忧患和安乐、生和死，恰恰是两对矛盾的正反两面。笔者曾论述过，忧患本可导致死亡，若要生于忧患，其前提必须是，身处忧患的那个人其综合素质必须很高，深陷危险的那个国家其综合实力也不能够弱。一旦那个人是个懦夫，那个国是个弱国，忧患非但不能让之生，反倒很有可能让之一蹶不振。

言归正传。

晋代的刘琨在《劝进表》一文中写道：“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

这番话当中有一个成语“多难兴邦”，指多灾多难的局面，往往可以激发人民励精图治，转危为安，使国家复兴强盛起来。

“多难兴邦”的意思与“生于忧患”如出一辙。毋庸赘言，“多难兴邦”不能绝对化，不是时时都适用、处处都无条件地成立的。

首先，要看这个“难”来自何方。它有可能来自外部的敌对势力，也有可能来自自然灾害，还有可能是自己内部主动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其次，要看遇到这个“难”的人或地方以什么姿态、何种方式去应对。是积极去化解它，还是故意恶化它、扩大它。你看，目前，香港的暴乱，就是部分港独分子与美国政客里应外合，以“反送中”为借口制造的，他们不惜破坏香港的稳定繁荣，牺牲香港的民生福祉，企图颠覆港府的有效管治，实现所谓的“颜色革命”。最后，还要看“难”有多少数量、“难”到何等地步、“难”到什么范围。中东不少国家，长期以来，派系林立，战乱频仍，以致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能否靖难，要看承受灾难的国家的状况和其公民的精神状态、思想觉悟。十四年的抗战，前苏联的背信弃义、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的经济困难、2008年汶川大地震，打不垮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新中国人民。但像鸦片战争时期，那样的满清政府，那样的满清臣民，中国就只有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丧权辱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份儿。

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今天的香港要加强法治、停止暴乱？那是因为，一小撮乱港分子几个月以来都在兴风作浪，猖狂进攻，而爱港护港的力量还有待加强，如果混乱局面短期内不能得到改观，长此以往，香港的稳定发展将会大受影响，香港过去的良好形象就会被破坏殆尽。现在“生于忧患”、“多难兴邦”这些说法，对香港显然是很不适合的，香港现在亟需“生于安乐”，亟需管治强而有力的政府和警力，亟需嫉恶如仇、维护正义、团结一心共度时艰的广大市民。

古代先贤的话并非句句都是绝对的真理。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要用怀疑的精神、辩证的态度加以分析，辨伪去妄。

 

梁永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