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是一篇将政治主题和人性审美意蕴巧妙结合的佳作。它以解放战争时期，某地前线包扎所作为具体环境，讲述了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真挚的友情，赞美了小战士平凡而崇高的品格，抒发了作者的审美感受，表达了对人性回归和对真善美的呼唤。

      它表面上表现了战争时代的军民鱼水情，但更深层面上，它歌颂了人性美、人情美。它告诉人们，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热爱都没有泯灭。文中写到小通讯员插在枪口上的几根树枝，与其说是伪装，不如说是点缀装饰，后来“他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和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这些描写无不是在写小通讯员的爱美之心。而小通讯员不好意思和女同志同行；在得知向新媳妇借来的被子是人家唯一的嫁妆时的内疚不安和对新媳妇的同情；新媳妇在护理伤员时羞涩得只同意给“我”打下手，以及对小通讯员舍己救人牺牲过程的叙述，表现出强烈的人性至爱。小通讯员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全担架员生命的英雄壮举，是至高至善的人间至爱，展现了他崇高的人格美，也流露出作者对美好人性的呼唤。

      通过三个连姓名都没有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谱写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在通讯员和“我”之间，作者让“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我”带有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这是一种复杂微妙得无以言表的美好情感，至于维系在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的关系纽带，同样也是一种圣洁美好的感情，正如被子的百合花图案一样纯洁。作者之所以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是要用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战士。一位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当他献出一切的时候，他也得到了一切：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

      结构与细节

      小说的情节虽然单纯，但有很强的节奏感。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的音容笑貌和个性特征也逐渐展现。我起初对小通讯员生气，接着发生了兴趣，到后来从心底里爱上这傻乎乎的小同乡，直到最后怀着崇敬心情看着百合花被盖上这位平常的拖毛竹青年的脸，笔调起伏跌宕，结构单纯而又缜密，耐人寻味。

      茹志鹃不追求情节曲折而重视细节的运用。在《百合花》的创作中，她十分巧妙地布置细节，或让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内心变化在某一细节的描写中自然展开，或使某些细节前后照应，彼此呼应，或用某一个细节连结全篇。

      如小通讯员送女文工团员去包扎所的路上，不习惯与女同志同行，总是撒开大步走在“我”前头，然而，他尽管从来没有回头看过一次，但当“我”走不动时，他便自动停下来等待。这个细节表现出小通讯员的羞涩，也细腻地写出了他对护送工作的高度责任感，透露了他对同志的细心体贴。再如小通讯员插在枪筒里的那几根树枝，后来又添了一枝野菊花的描写，前后几次在小说中出现，少了这细节也可以，但有了这细节，通讯员热爱生活、充满朝气，临近战斗仍从容不迫等性格特征就得到更加鲜明生动的表现。

      意象运用

      小说中含有不少意蕴丰富的意象。新媳妇的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通讯员战士的脸，暗含着农民与战士融为一体，既写出了年轻战士的勇敢与牺牲的伟大精神，又写出了新媳妇对革命的理解及对战士纯洁的感情。“百合花”的意蕴丰厚，一方面，它实指被子上的“百合花”，只是一个图案；另一方面，它又象征了年轻媳妇的朴实美丽、纯洁无瑕。除了“百合花”，小说中两次出现了“两个馒头”，三次出现了“布片”，还有“笑”、“枪筒”的意象在文中也多次出现，不仅意蕴丰富，而且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女性视角

      独特的女性视角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主要是通过“我”这个人物形象来实现的。虽然，作品主要写的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感情，但是，“我”却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不可缺少的穿针引线的人物，是故事的叙述人和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因此，“我”不仅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方式的承担者，而且也是作品中的一个艺术形象。“我”与小通讯员去前沿包扎所的路上，主动找他搭话，主动认老乡，甚至带着挑衅性地问他娶媳妇了没有言行，表现出一种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的女同志特有的“泼辣”，是一个具有着强烈性别意识的人物。作品不仅通过“我”带有女性特征的细微观察，使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且，通过富于浪漫气质的想象，使作品充满抒情的色彩。比如，“我”想象的小通讯员在家乡天目山拖毛竹时的情景：“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语言不多，却充满诗情画意。 

侯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