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附中 邮编 712100 王吾堂

      鲁迅先生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创作的一篇著名短篇小说——《药》，分别以华、夏两家的悲剧故事构建明、暗两条情节线索，将华老栓、华大妈、华小栓和夏瑜、夏四奶奶，以及康大叔、阿义、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的青年等一批不同阶层的人物群象展示在读者面前，对比描写了革命者英勇献身的寂寞悲哀和普通民众的愚昧麻木。一方面愤怒控诉了封建统治者残杀革命志士，麻痹和毒害人民的罪行；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反省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严重脱离群众而孤军奋战，最终惨遭失败的沉重教训。其深邃的思想内蕴和创作意旨，不仅可以通过作品的“人物性格之历史”加以分析，而且还可以借助作品中人物命名的深刻寓意予以管窥。

      华老栓是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他一家三口靠开茶馆糊口度日，点的是“遍身油腻的灯盏”，盖的是“满幅补丁的夹被”。贫困拮据的经济状况，卑微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得他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对周围一切都漠不关心。他和老伴饱经苍桑，把生活的全部希望都“栓系”和寄托在唯一的爱子小栓身上，希望爱子能“健康”成长，命“栓”体“牢”。正如周遐寿先生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中所说：“华老栓的名别无多大意义，它还是从小栓而来的，在北方很是普遍，栓的意思是缚或系，恐怕小孩养不大，给取这名字，有如乡下的栓牛绳。”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偏偏不以老栓的希望为转移，儿子染上了痨病，是一种在旧中国被视为不可治愈的病。当他从康大叔那里得到“信息”，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起早贪黑、节衣缩食积攒的一包洋钱揣到杀害革命者的刑场，换回了一个令他满心欢喜的人血馒头。于是，“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人血馒头终于让小栓吃下了，小栓的命却最终没有“栓牢”而夭亡了，华家悲剧的深刻意蕴便通过老栓与小栓两代人取名为“栓”，而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在贫穷、落后、愚昧的旧中国，与世无争、安分守己、勤劳节俭、糊涂忍让等民族古训是不可能维系（栓）华家的血脉的。

      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夏瑜，其原型是1907年7月15日在浙江绍兴城内古轩亭口被杀的同盟会成员秋瑾。“瑜”和“瑾”都是美玉，都比喻人的美德。《楚辞 • 九章 • 怀沙》中有“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由“瑜”“瑾”同为美玉可推，夏瑜暗指秋瑾。小说采用侧面描写的手法，通过茶客的议论和康大叔的介绍，描述了他在监狱中斗争的片断。他身陷囹圄，却“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改其白”，不怕严刑拷打，不畏流血牺牲，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号召大家起来造反，推翻满清统治。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与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天下为公”完全一样,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民权思想,也是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主主义口号的通俗化表述。夏瑜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敢在“老虎头上瘙痒”，“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阿义造反”，虽遭毒打，也“打不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后慷慨就义，充分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玉般的品质。

      然而，“山薮藏疾，瑾瑜匿遐”（《左传·宣十五年》），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典型人物，夏瑜身上所表现的革命性的美好品质中也“藏匿”着，或者说连带着较为严重的“疾瑕”（人之病为疾；玉之病为瑕）。革命者夏瑜，同广大贫苦人民缺乏任何联系，既没有唤醒像华老栓这样的城市贫民的理解和支持，也没有引导自己的母亲理解革命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在监狱中劝牢头造反，试图从统治阶级死心塌地的爪牙那儿得到支持，恰恰说明了他身上存在的严重缺点和瑕疵：一方面把广大劳苦大众看成浑浑噩噩的群氓，而把自己看成“包打天下”的“救世主”；另一方面却试图从统治阶级内部寻求支持，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列宁选集》第二卷424页）。

      然而，“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礼记·聘义》），正因为夏瑜是一位“瑕瑜互见”的革命者，才形象而恰切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特定的时代和严峻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革命性与妥协性的二重属性，这种相反相成的二重属性虽然也表现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本质，但也决定了他们给病入膏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开不出一张有效的“药方”。因此，小说启迪人们，要拯救中国还须另求“良药”。

      鲁迅先生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药》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塑造了相互烘托的两个主人公形象，即通过华老栓一家的愚昧、麻木烘托夏瑜的孤军奋战之“瑜瑕”，又通过夏瑜身后之悲哀烘托华老栓的愚昧之“心疾”，烘托华小栓“心疾”且体病；还在于它塑造了一群茶客群像。

      康大叔是封建统治者的帮凶和爪牙，他贪婪、蛮横，对革命者充满刻骨仇恨，他“满脸横肉”，“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地捆在腰间”。他到茶馆，所有的人都对他恭恭敬敬、巴结尊重，华大妈在给康大叔送出茶碗茶叶时还特意加上了一个橄榄；在人血馒头交易中，他凭着“信息灵”促成了买卖交易；他说话高喉咙大嗓子，既声明自己“没有得到好处”，又艳羡夏三爷“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对夏瑜则狠之入骨，大骂“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在康大叔身上，既表现出病态社会中少有的健“康”体魄，又表现出病入膏肓的不“康”灵魂。这种“体康心不康”的人物，是最难治愈的。

      小说中似乎不起眼的人物命名也有其非同寻常的寓意，阿义不“义”，“花白胡子”像山羊，寓意“软弱可欺”的羊性特质，“驼背五少爷”像鞠躬，寓意“不思进取、驯服恭顺”的奴性特质，“二十多岁的青年”则象征被愚弄毒害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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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的故事情节给我们展示了本为一家的“华”“夏”两家而相噬，华家“栓者”早夭，夏家“瑜者”瓦碎，“康者”体康而心朽，“义者”言义而行不义。统治阶级“病入膏肓”但外表体势仍然强大，被统治者则或“羊相”，或“奴态”，或充爪牙而不义，或受毒害而麻木。正是这样一个病态社会中具有各种病痛的人们共同演绎了一幕意蕴深刻的民族悲剧，说明华夏民族已经到了群体病态的严重地步，封建统治阶级病入膏肓，灵魂至朽，但形体仍像“康大叔”一样康健，民族资产阶级“瑜”“瑕”并存的两面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开出一剂救治中国的良药，因而必须另求新药，欲医其“体”，先治其“心”，从思想上医治愚昧，从心灵上唤醒民众。这就是以“药”为标题的深刻意蕴，也是我们由人物命名所管窥到的创作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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