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峰

    在刚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景山学校迎来了它建校40年华诞。

    40年一瞬，仿佛许多事都发生在昨天或前天。但仔细一想，却不对了，时光已经模糊了记忆，许多事又恍如隔世。走在大街上，一些当年景山学校的学生热情地喊我“方校长”，我却认不出他们。当年我在景山，不过3O多岁，如今这些学生却大多成为50岁左右的人了。怎么时间过了这么久，学生变得比我当年年纪还大呢，顿时陷人茫然。走进景山学校新址，校舍和老师都是陌生的，学生更是一个也不认识我，我又产生了疑问：这里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吗？直到和一些当年在景山学校的老同事聚会，互道珍重，这时才实实在在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在浮想联翩中认了这个“家”，并感到我们确实都老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缺乏时间观念，对老总是不认账。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怎么连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不照镜子，别人也不问我多大年龄，我确实意识不到自己的年龄。殊不知老同事相聚，竖起来的就是一面面大镜子，而且连一些被湮没的往事也都有声有色和有感情地映现出来了。4O年校庆大家相聚时，我想这种感觉和往事的映现可能会更强烈。

    要回忆景山学校的往事，我真不知从何谈起，而且往事如烟，也不知谈一些什么好。为了同时间的湮没作斗争，也为了着眼于景山学校的未来，我就谈谈以下几点吧。

    首先，关于景山学校的建立。谈景山学校的建立，除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外，不能不首先谈到童大林，因为他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当时他是中央宣传部的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深为陆定一信赖的得力助手。建立景山学校，在中宣部的支持下，是他提议和一手策划的，他是最主要的创始人。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景山学校。在“文革”前的6年中，他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在景山学校的教改事业上。至于学校自身的一些具体筹备工作，由从北师大调来的贺鸿琛、苏式冬、陈心五、刘曼华等人负责。当初景山学校由中宣部（用的是中宣部机关党委的名义）、北师大和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共同领导，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宣部。如果没有中宣部这棵“大树”和有关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景山学校要搞动作那么大的教学改革试验是难以想像的。那时教育工作在党内由中宣部归口管理，景山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大得很，怎么改都行，这个条件是别的学校不具备的，也可以说是景山学校的特殊优势吧。我是196O年从中宣部教育处调到景山学校的（1973年离开景山学校到国务院科教组），当时在中宣部分管教育工作的副部长张磐石和在各处室工作的姚黎民、庞达、龙卧流、罗劲柏、龚育之、卓晴君，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戴伯韬、张志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刘静和，北师大的刘墉如、丁尔升，东城区教育局的周平、刘力邦，等等，也都在台前或台后为景山学校倾注了心血。特别要提到的是，龙卧流后来全力投人了景山学校的语文教改工作，并因此在“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批斗，后来因病去世。对此，我至今仍深为怀念。我同他从1950年开始就一起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工作，1954年一起调到中央宣传部，后来又一起在景山学校共事。他待人诚恳，淡泊名利，极有才华，是多么好的一位同志啊！景山学校同他相处过的同事，我相信都会有此同感的。“文革”后，童大林等同志对景山学校的教改事业仍极为关心和支持。去年，八十高龄的童大林还倡议成立景山学校教学改革指导组织（经东城区教育局批准），并自告奋勇担任主任。我知道，他早就深深懂得教育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不把景山学校的教学改革坚持到底，他是怎么也不会甘心的啊！     

    其次，谈谈“文革”前景山学校的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景山学校的领导班子是团结善战的，工作中“身先士卒”，这一条颇为难得，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保持着深厚的战斗情谊。贺鸿琛、陈心五和我，现在仍在学校共同战斗。谢雪萍已经八十高龄了，每次从香港回到北京，我们都要到她家聚一聚。当年景山学校教师多数很年轻，相当大一部分是那几年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虽然缺乏教学经验，但朝气蓬勃，教学上旧框框少，教改的热情很高，教学楼夜间灯火通明，从备课、批改作业到编教材，刻蜡板，从不言累言苦。为了给孩子们从小打好基础和进行教改试验，新来的优秀教师和大学毕业生，特别是教语文和外语的，凡能适应小学的大都安排到小学工作，打破了小学老师同中学老师的界线。李中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周正逵、周韫玉、张经之是北师大语文教师，还有新来的大学毕业生朱蓉先、方碧辉等，来景山后都在小学任教，带头进行教改试验。那时景山学校教授语文、外语和数学的三支年轻有为的小学教师队伍，可以说在全国是少有的，甚至是仅有的。最为可惜的是，景山学校的教师队伍在“文革”中被拆得七零八落，“文革”后虽然又尽力调回了一些，但已经大伤元气。在这种情况下景山学校能够再度崛起，真是不容易啊！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景山学校的教师队伍已经完全更换了。热望景山学校现有的教师能继承和发扬过去景山学校老师们励志教改、团结奋战的精神，后浪超先浪，把景山学校办得一年比一年更好。

    最后，谈谈景山学校当年的教改问题。景山学校是以进行教学改革试验立校和起家的，4O年一以贯之（“文革”期间的那一段自当别论）。有人说景山学校没有什么特色。景山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进行教学改革试验，怎么能说没有特色呢？至于要说具体的特色，多得很，诸如：从小学低年级起开设外语（有段时间各年级开设的语种有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达五种之多，后来只保留了英语、俄语），小学一、二年级语文的集中认字和中、高年级的以阅读为基础（精读古今名篇和指导学生大量阅读）、以作文为中心安排语文教学，数学引进法国、日本和原东德的数学教材以及在小学低、中年级进行形数结合的教改试验，中学语文的文言文教学，化学的“单元教学”，以及形势教育，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教育，等等，有声有色。也许是由于改革试验的面宽了，方方面面，反而显不出特色。至今我犹清晰地记得，在景山学校三周年校庆的教工聚餐会上，在同事们热烈情绪的感染下，我曾即席赋诗：“聚首骑河意气高，弦歌朝暮倍辛劳；他年教改功成日，北斗摘来作酒瓢。”好大的口气啊，但这决不是酒后狂言，而是立志教改、众志成城和志在必得的真实豪情挥动了我在文学上浪漫主义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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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景山学校的教改试验，重点在小学，试验是从每年招收的一年级新生开始的（ 1960年刚开始教改试验时曾一度普遍铺开，遇到很多困难，后来进行了调整。这是一个教训。）到1966年，小学部基本上都是试验班了。前些年，我曾问过一些“文革”前在小学试验班就读的校友（许多人后来的发展都不错）：“你们回过头来看，对当年景山学校的试验有什么感受？”综合他们的回答，大体上是三条：一是基础打得好，二是好学，三是还有一些抱负。“文革”中他们到农村插队或到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劳动之余别的学生打扑克，他们却抓紧时间自学，有些人还在连队当宣传员，给报社写稿子。7O年代初，国家急需英语人才，外交部曾专门到东北和内蒙寻找景山学校的学生，经过强化培训后被送往国外工作。我的女儿在“文革”开始时是景山学校五年级学生，1969年14岁就到内蒙兵团去了，一直到80年代中期，她是以同等学历自己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回到北京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这些，已足以说明景山学校当年小学教改试验的成效了。

    中学于1960年招了四个初一班新生，进行教改试验。到1965年上半年他们读高二时，经教育部同意，学校决定让学生自愿报名提前一年参加高考。这时离高考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全年级100名学生中有50人报名参加，结果25人被高等学校录取。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朱维群就是当时考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尽管他们还差一年学业，外语在中途改了语种（由学法语、西班牙语改学英语），参加高考的准备又比较仓促，但由于基础扎实，能力较强，在当时高考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全年级仍有四分之一的学生脱颖而出（另外，还有些学生虽然学习很好，但没有报考）。由此可见，中学部分班级的改革试验也还是很有成效的。当时景山学校还办了两个大学班（一个政治班，一个化学班），“文革”开始后，一风吹了。

    在景山学校的非试验班中，多为已在原91中和东高房小学就近入学的居民子女。虽然后来上大学的并不多，但在工作岗位上绝大多数都表现得不错。现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于宁和西单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刘秀玲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当时学校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决不片面追求升学率，而致力于学生整体素质的锤炼和提高。要求他们无论将来是否上大学，也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能有出息。这对他们后来的发展显然是很重要的。                   

    当年在景山学校就读的中央领导同志、元帅、将军和其他高干的子女，在学生总体中所占的比例较小，相对集中在试验班中。在这些学生身上，一点也看不到什么特殊化的影子，甚至下大雨、下大雪也很难看到有汽车接送。这些领导同志对学校的教改试验都很理解和支持。那时学校的硬件条件很差，只有两栋极普通的教学楼（连实验室都是临时改装的）和一个教工食堂，再加上一个小小的操场，拥挤不堪。“文革”中江青诬称景山学校是“贵族学校”，完全是别有用心。后来陈伯达又窜到景山学校，强令学校将校名改为“骑河反修学校”，并要学校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什么中小学八年一贯制（包括高中）的试验，真是一派胡言，既使人气愤，又使人啼笑皆非。

    “文革”后，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代表教育部专程来到景山学校（我也陪着李琦传来到了久别的学校），宣布为景山学校平反，同时宣布了经邓小平亲自批准的郑俊选等三人（小学语文、数学、外语各一人）为我国的第一批特级教师。全校师生员工欢欣鼓舞。学校逐渐恢复了生机，并恢复和进一步完善了原有的一些教改试验。1983年邓小平书赠景山学校的“三个面向”的题词，更是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士气，指明了景山学校继续前进的方向。学校进一步进行了义务教育阶段九年一贯制（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的总体改革试验和教育现代化的一些试验，使景山学校的教学改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人了第二个阶段，取得了新的成绩。 1993年景山学校又迁进了灯市口的新校舍。这些变化，实在使景山学校的师生员工，特别是“文革”前就在景山学校目睹景山学校整个变化过程的人，心潮澎湃不已。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21世纪了，落在景山学校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从教学改革试验起家、以进行教学改革试验为己任的景山学校，邓小平生前寄予很大希望的景山学校，全国和世界上瞩目的景山学校，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怎样迈出它新的步伐，这真是一个令人夜不能寐的问题啊！如果用发射人造卫星的三级火箭来比喻的话，我认为：“文革”前所重点进行的小学教改试验是第一级火箭，“文革”后进行的义务教育阶段九年一贯制的总体改革试验是第二级火箭（当然，这两个阶段的教改实验都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和完善），那么，现在就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着重考虑第三级火箭的启动了——重点是高中阶段的教育现代化问题。为了培养我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拔尖人才，高中在基础教育阶段具有至关重要的最后决定意义。要激励士气，重整旗鼓，调整阵容，加大教改研究和实施力度，挥师向21世纪新的教育高峰进军。孔子说过“四十而不惑”的话，景山学校今年正是“不惑”之年。“不惑”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只有自觉地站在新的起点上，头脑才是最清醒的。景山学校的4O年，只不过是它继续前进的一个新的起点。景山学校的位置，应当永远是在一个又一个不断前进的新的起点上。这就是景山学校的特殊品质和战斗风格。如果丧失了这种特殊品质和战斗风格，就很难成其为景山学校了。愿我们大家以此互相激励。

    毋忘景山学校。

    毋忘景山学校艰苦的创业历程。

    毋忘每一个对景山学校作出贡献的人。

    最重要的，毋忘邓小平对景山学校“三个面向”的珍贵赠言，弘扬景山学校的特殊品质和战斗风格，把教学改革进行到底，在21世纪“科教兴国”的伟业中努力作出自己无愧于时代的奉献。

    景山学校啊，愿你永远昂首阔步，勇敢前行。

    再过10年，到2010年景山学校50年大庆的时候，我们将会给你送来最美丽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