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著名史学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原名邓子建，笔名马南屯阝、邓云特、何阳生等。1912年2月6日生。福建省闽侯(今福州市)人。父亲邓欧予系前清举人，曾在广西担任过知县。邓拓在家中最小，深受长辈的喜爱。家乡是历史名城，家庭是书香门第，这给邓拓幼年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其家教极严，甚至5岁时，他就能背诵上百首古诗词。

　　1929年，他考上上海光华大学预科，学习政法，次年6月肄业。1930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考入上海法政学院社会经济系学习，并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2年12月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得了肺病。1933年9月，在父亲和三哥邓叔君(著名自然科学家，时任南京中央大学一级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多方托人努力营救下被保释出狱。1934年，到河南大学经济系读书。1937年7月毕业后，第二次被捕，同年8月，被释放出狱。1938年4月，党派他到晋察冀边区，担任中共晋察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并兼任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1949年4月调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58年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首都文化教育工作。1960年起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线》。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要著作和学术论文有《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历史科学的发展道路》、《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从万历到乾隆》、《燕山夜话》等，并与挚友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杂文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黑帮”，含冤逝世，年仅54岁。

　　1934年秋，22岁的大学二年级学生邓拓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从上海法政学院转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就读。这位刻苦好学知识面宽的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不久就成为河大经济系主任罗章龙教授和王毅斋教授最喜欢的学生，同时，他也从文学院嵇文甫、范文澜、李达、邓高民等教授那里学到了历史、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许多知识。当时，河南大学教授会编辑出版有《三一周刊》，宣传抗日救国。邓拓是《三一周刊》的忠实读者，受到此刊的很大影响。在河大三年的学习生活中，邓拓一面攻读学业，广泛吸取各种知识；一面利用课余时间到济汴中学、西北中学、圣安德烈中学兼职讲授历史、英语等课，并指导这些中学的反帝爱国运动。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邓拓和他的老师罗章龙、王毅斋等千方百计打破国民党军政当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严密封锁，以“学术自由”的口号作掩护，购买一批进步书籍，并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原著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向广大学生推荐，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与同学的交往中，他以诚待人，谈话时旁征博引，宣传革命理论。他那含蓄幽默、娓娓而谈的言语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和爱戴，进步学生都愿意和他交朋友。

　　1935年邓拓署名邓云特在《新世纪》、《时代论坛》、《中山文化教育季刊》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近十篇关于讨论中国社会的文章，如《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论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奴隶制问题》、《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等，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同托派分子严灵峰等人进行论战。这些文章尖锐地批判了托派所谓中国早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指出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是十分落后、腐朽的封建社会，商业资本自身既不能建立任何生产方式，也不能创造任何剩余价值。同时，邓拓在这些文章中还批判了崇洋媚外的“外铄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荒谬的理论，应该受到批判。”“外国的侵略只是堵塞了中国自身工业化的道路，造成了从封建社会结构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历史转变。”

　　1936年春邓拓用文言文撰写的《中国救荒史》脱稿，这部25万字的著作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列入中国历史研究名著丛书出版，深得国内外学术界重视。此书的写作始于1935年，当时黄河长江同时于秋季泛滥，中原、江南哀鸿遍地，灾民达数千万人!作为河南大学经济系高材生的邓拓，善于捕捉这一社会重大课题，并联系实际进行研究。他目睹灾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悲惨景象，怀着对劳动人民的极大同情、把自己的研究课题同群众的苦难密切结合起来，深入调查，精心构思，著成《中国救荒史》一书。他在这部力作中，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锐利武器，精辟地论述了造成灾荒的原因，正确分析了中国历代的赈灾效果及弊端，呼吁以历史作为当前救荒的借鉴。他写道：“灾荒史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而且必须揭示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中国救荒史》自1937年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和好评，认为《中国救荒史》提出了新的观念、进入了新的境界，开拓了新的视野。此书的确填补了研究灾荒这一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很快被译成日文出版，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1957年，作者将文言文改为语体文，由三联书店重印。)

　　1936年暑假，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候，中共中央派魏伯(王景川)等同志来河南开封，协助建立河南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在邓拓等同志的积极工作下，河南大学许多进步学生纷纷要求参加“民先”，邓拓被推举为开封“民先”总队长。“民先”成立后，即领导开封大中学校进步青年学生开展爱国正义斗争，河南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也随之掀起新的高潮。1937年，邓拓毕业获河南大学法学学士学位。这时邓拓再次被捕入狱，邓拓在狱中沉着冷静，与特务巧妙周旋，特务们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当时全国抗战形势风起云涌，一大批政治犯“抗议国民党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中共中央也利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迫使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加上邓拓的大嫂是开封有名的产科医生，认识不少头面人物。在大哥(邓伯宇，时在河南省政府任职)和大嫂的积极活动下，邓拓这次被捕不到一个月，就被释放了。1937年8月，邓拓参加前线服务团，慰劳抗日将士。后受党的指派，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展开全文阅读

　　1944年，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主持编印了《毛泽东选集》，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集子。这个版本随后便流传到国外，如苏联、日本等国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映。邓拓博学多识，才华出众，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既是杰出的诗人，又是书法家、鉴赏家和收藏家。他在学术领域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长期不懈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他十分注意历史文物的调查和保护工作，还重视历史科学的普及工作。60年代，在《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著作中，他以杂文的形式，生动活泼的语言，清新流畅的笔调，广泛地介绍了文化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敢于对现实中的某些消极面、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对“左”的错误思潮和某些假、大、空的恶劣作风进行讽刺和鞭挞，寓意深刻，发人深省，深受读者欢迎。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窃国的目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一手制造震动全国的“三家村”冤案。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停止邓拓的工作；5月8日，江青在《解放日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恶意攻击《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5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直接进行恶毒攻击；5月16日中央《五一六通知号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猛烈开火》。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邓拓在这样恶劣的政治形势下，于5月17日深夜写下一封6000字的遗书驳斥了江青一伙对他彻头彻尾的诬告，5月18日凌晨，邓拓怀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悲壮情怀，以死抗争，愤然离世。

　　1979年2月，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冤案得以平反昭雪。邓拓的著作《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已经再版，《邓拓诗词选》、《邓拓书法选》、《邓拓散文》也已陆续出版。

　　河南大学杰出校友邓拓一生著作等身，除上述提到的专著、文集、札记外，他还发表学术论文209篇，散文245篇，诗词520首。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经由花城出版社于2002年3月出齐的《邓拓全集》(第一至第五卷)所收录，凡330万字，从而给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936年，他在河南大学曾赋诗一首：“天末惊飙起，中州客梦寒。心潮奔日夜，剑魂隐风湍。大野云龙啸，高空白鹤盘。何时追逝景，奋翅越重山。”龙啸虎跃之气概跃然纸上，是他当年抗日救亡心志的述怀，也是他一生奋斗不息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