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前

　　鲁迅的《故乡》是“我”归乡又离乡的故事，也是“我”的自我心灵的旅行，其间，童年体验中的“故乡”得到重新体认，物是人非的残酷现实却陷“我”于绝望的境地，郁郁感伤的情调重重包围着我，使“我”艰于呼吸。但绝望并没有成为“我”心灵之旅的终点，而恰是艰苦卓绝“抗战”的起点，于是我们发现了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词：走。“走”作为实践活动，在这里不是简单的走开或逃离，而是一种反抗绝望的生命体验。

有人曾经认为《故乡》结尾的议论是不必要的，甚至认为这样的议论有添足之嫌。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对希望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希望也不是盲目而肤浅的乐观，而是有其从强烈的现实体验中所获得的客观依据。希望之有无全在于生命形式的取向：“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走”出来的，是人们现实行动的结果。如果一味沉湎于冥思和清谈，不积极地投身于果决的探索和行动，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如“我”者，只能永远拜倒在“我自己手制的偶像”面前，与闰土们凭藉香炉和烛台崇拜偶像一样，迷信过去或未来，永远告别了现实的抗争，深陷遥遥无期的“茫远”的“愿望”之中不可自拔。

“我”无疑是作家精神的承载者，因此我们在讨论时没必要把“我”和鲁迅截然分开。作为一个封建末世破落大家庭的少爷，鲁迅有一个温馨不足而苦难有余的童年，“冷漠”、“侮辱”、“蔑视”等创伤性体验使他更加敏感、孤独。为传统桎梏着的“聚族而居”的社会所不容，或为西方文明之梦蛊惑，终于“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试想，这样的一个离乡者，留在他心灵深处的童年体验，会构成一种怎样的心理图式呢？

母亲的一声“闰土”牵引“我”回到了爱做梦的童年。一幅神异的图画出现了：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碧绿的西瓜，手握钢叉的少年。童年的体验尽管带有一些神秘性，但在儿童的哲学里，在儿童的内心世界中仍然是一个真实世界，即便是一个意象，一种幻景，也仍然使“我”浸淫在诗意的乡情之中。儿时的“我”不能悟解成人世界的种种规范的意义，也幸而如此，使“我”把目光投向自然，亲近大地，更为重要的是，催生了“我”与少年闰土的无间亲密和无限眷恋，促成了“迅哥儿”与“闰土哥”而不是“少爷”与“小忙月”的关系。在认识闰土之前，“我”只能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也“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卖罢了”。正是这位闰土，把“我”的心灵从高高的围墙内引领出来，飞向广阔而自由的天空。就在童话般神奇绚丽的背景下，一个聪慧而勇敢的少年成了同样聪慧却敏感、孤独的少年英雄。

这幅神异的图画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心理图式先在于“我”的心灵深处，虽然“我”从故乡“走异路，逃异地”，不断的游走和漂泊并没有销蚀这刻骨铭心的体验图式。“我”与故乡建立起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联系成为永驻“我”心头的故乡情结。而“我”心中的小英雄又分明是“我”的“美丽的故乡”的象征。因此，小说一开头就给读者以暗示：“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我”究竟说不清故乡到底美不美，是因为“我”的童年体验图式尚未被激活，而眼前萧索的荒村，只是“我”下意识的莫名的悲凉感而已。只有当母亲挑起闰土的话题时，“我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在先前由于没有“影像”以致“我”记不起故乡的“美丽”，而此时却似看到了美丽的故乡，那么那个西瓜地里的带银项圈的小英雄定是“美丽故乡”的象征了。

“我”这次的归乡不是故园寻梦，也不是漂泊疲倦之后的停泊，而是来举行“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远离了熟识的故乡”的告别仪式。这“永别”、“远离”，再加上老屋“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已经悄悄地向我们昭示了“我”向故乡作出地域意义上和价值意义上的双重告别”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童年体验的复活，神异图景和小英雄形象的复现，它那绚烂的色彩暂时冲淡了“我”二十余年异地奔波的苦涩，初见故乡时的悲凉灵魂也得到暂时的抚慰，因此，在“我”的心中涌动起期盼和希望。

可是这期盼和希望是多么的短暂易逝，首先是杨二嫂“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的怪声划破了“我”的希望之思，继而是曾经“哥弟”相称的童年友伴分明的叫道：‘老爷！……’”如果说杨二嫂的“圆规相”足使“我”“愕然”，那么闰土的“老爷”则足以使“我”心灵栗。曾有的亲密无间，此时已被“老爷”两字挖开了一道鸿沟，彼此的情愫被苍茫阴晦的色调笼罩起来。“我”愈来愈感觉到闰土从身体到心灵都已蒙上了传统伦理的层层污垢，见面时，闰土弃“迅哥儿”而选择“老爷”，在挑选家什时，他选择了一幅香炉和烛台，“我”心中的小英雄已被封建文化的精神屠刀虐杀了；“我”“美丽的故乡”已被那层“可悲的厚障壁”隔绝了。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着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我”向“我”的老屋告别，向“我”的故乡告别，而且也与“我”的小英雄告别，老屋易主，故乡不故，小英雄已模糊不清。这种告别是决绝，是悲哀，但是这决绝和悲哀并不意味着希望本身的失落。在“我”心理的“归乡”与现实的“归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幻景与现实渐渐剥离，童年体验的心理图式终于为故乡极其残酷的生存状态所解构，从而顺应了因时间和空间造成的巨大反差。“我”最终陷入了一种彻底绝望的境地。但是，唤起鲁迅强烈生命意识的恰恰不是虚妄的希望，而是绝望、痛苦、死亡。这或许正是鲁迅生命体验的悲剧性所在。“我”通过对故乡人的生存困境及自我存在的痛苦内省，否定了故乡人的三种生活：闰土辛苦麻木的生活；杨二嫂辛苦恣睢的生活；“我”辛苦展转的生活，最终超越“希望——绝望”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框架，直截地进入现实的存在：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无路可以走的情况下，人们自己“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姑且走走”，只有“走”，才能从荆棘中走出一条生路来，也只有“走”，才是实践生命的本真形式，任何虚妄的希望或无地的彷徨都将于人生无意义，在绝望之后没有义无反顾的精神，就无法达到理想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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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都对传统文化持严肃批判的态度，但鲁迅走上“绝望的抗战”道路与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有着某种联系，甚至可以说他的绝望的抗战正是“佛、道对人生的参悟与儒家的入世精神二者经过改造以后的有机结合”。在孔孟的人生哲学中，“走”也是一个重大的命题，这个字非常容易引起我们对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的联想，这“走”的精神已经深深地渗入鲁迅的人生哲学之中，尽管他对儒家思想多有摒弃。

《野草》可说是鲁迅对其生命哲学的诗意阐释，其中的“过客”就是一个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却不停奔走着的形象。他衣衫褴褛、状态困顿，却很倔强：“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我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前面！”“过客”一直在走着，而且当老翁劝他“回转去”时，他又是多么的决绝：“我憎恶他们，我不转回去！”“在‘过客’看来，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虚妄的存在，全部实在的意义都凝聚在自身的行动中，生命意志向人们展示的正是奔走中形成的抗争情绪和创造情绪。”“过客意识”正好为我们理解“走”的内蕴打开了一条理性的通道，我们渐渐地发现，“走”不仅仅是《故乡》一文的关键词，其实以“归乡——离乡”为线索的鲁迅其他小说中，我们也会读到鲜明的“走”的意象：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祝福》）

“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爽快。”（《在酒楼上》）

“我的心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孤独者》）

早于《故乡》创作的诗歌《自题小像》或许已经透露“走”这种精神的端倪：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作者单位 浙江衢州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