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平

      《促织》是蒲松龄揭露社会黑暗、抒发内心“孤愤”的代表作之一。这篇作品不仅以其故事情节的曲折跌宕和心理描写的细腻真切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在作者的艺术想像中所表现出来的幻像与理念的巧妙结合也很值得后人借鉴。

      首先，作者化主人公的心理幻像为故事情节，真实地展示了处于绝望中的成名的心理流程，寄托了作者对受摧残者的深切同情。

      为“猾胥”所陷而又“不敢敛户口”的小人物成名，为了促织，先是“无所赔偿，忧闷欲死”，继而“早出暮归”，疯了一般“探石发穴”，结果仍然是一次又一次地交不了差，一次又一次地在县令的大堂上挨那无情的板子，以至“两股间脓血流离”，连床都不能下，“惟思自尽”。官府交下来的差使就像促织那一对巨大的利牙，把成名紧紧咬住了。他无法可想，只能寄希望于神灵，幻想无所不能的神灵给他以指点，让他脱离苦海，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这就是绝望中的成名的心理。作者蒲松龄深味成名的悲酸，于是展开联想，创造了离奇的情节——“成妻问卜得图，成名按图得虫”。占卜场面的神秘莫测，占卜效果的灵验异常，正是“转侧床头”的成名希冀、疑虑、惊喜等心理的幻像。“成子魂化促织，成名因虫得福”这一情节更是成名乃至成子心理幻像的现实化。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深知促织对全家意义的成名之子，在不慎弄死了父亲千辛万苦捕到的促织后，害怕之余，痛苦地投井自尽。让自己变成一只奇异的促织以拯救全家性命，恐怕是他自尽前最大最高的愿望、最真最实的心理了。有了这种心理，幸得不死而处于半昏迷状态的他必然会出现“身化促织，轻捷善斗”的幻像。而成名面对虫毙儿痴的双重打击，先是恼怒，然后是悲怆，再是微喜，最后陷入了深沉的焦虑。他“自昏达曙”“僵卧长愁”，神思恍惚中自然会幻想联翩：儿子死而复苏，许是上天有眼，欲救他成名一家。于是奇异的促织仿佛出现在眼前，前途一片光明。作者准确地把握了成名父子的心理，顺理成章地让山穷水尽的成名一家幻想成真，否极泰来。

      其次，上述两个离奇怪诞的情节，也是作者的主体理念——对黑暗现实的悲愤谴责和辛辣讽刺的物化。

      现实是黑暗的，世道是荒唐的。皇上正事不干，只知一味玩虫；官吏贪婪暴虐，一心“欲媚上官”；“市井游侠儿”趁机居奇，推波助澜；百姓倾家荡产，血泪斑斑。面对如此世道，若仅以纯纪实的手法叙述一个悲剧故事，似乎不足以显其极，更不足以抒己愤。以乐写哀，哀更甚。深知个中奥妙的蒲松龄于是便巧妙地在成名一家悲剧性遭遇的两个波谷处设置了两个喜剧性的转机——“成妻问卜得图和成子魂化促织”。从表面上看来，这两个情节确实荒谬怪诞，但只要理性地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作者的用意十分明确：在无道与苛政之下，百姓苦难无边，除非神仙济世，否则不能脱离苦海。更有意思的是，悲愤填膺的作者在精心设置魂化促织的情节时，不忘巧妙地点染造成成名一家不幸的上自皇帝下至市井无赖的反应。作者在含蓄地向读者表达自己这样的理念：这些人才是比成名一家更可怜的可怜虫，他们为了自己的逸乐、升迁、暴发，已经完全异化为成名的“鸡犬”了。你看，“少年好事者”聪明反被聪明误，三“笑”之后复“大骇”，“欲居之以为利”的妄想彻底破灭；皇上也可怜，他玩虫，虫也玩他，他为异虫（成子）逗得“大嘉悦”，荒唐地“诏赐抚臣”，甘为成名一家的因祸得福“清道辟路”；抚臣、令尹更可怜，他们受促织恩荫后，往日那可怜兮兮的成名在他们眼里仿佛成了携他们这群“鸡犬”成仙的恩主。讽刺不可谓不辛辣！

      《促织》一文情节虽离奇怪诞，但读者并不觉得失真。这是因为蒲松龄以他对现实的精细观察为基础，按照人的心理逻辑，在想像中把作品主人公的心理幻像和自己的主体理念巧妙地结合起来，实现了由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的飞跃。

      作者单位 湖南武冈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