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军

      巴尔扎克一开始将他的９１部长、中、短篇小说命名为《社会研究》，但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为《人间喜剧》。这一名称的改变，真实地反映了巴尔扎克创作思想的矛盾。即一方面要如实地反映和批判现实生活，一方面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现实办法，只能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守财奴》中葛朗台太太便是这种宗教力量的产物。

      葛朗台太太无疑是作者为表达他的思想而创造的与葛朗台相对照的一个人物形象。在贪婪、冷酷而又极端吝啬的守财奴面前，葛朗台太太表现得是如此的忍让、善良和超脱。小说中，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道：“天国的光辉照着她，仿佛太阳照着树叶发出金光。有她那样的一生，才有她那样的死，恬退隐忍，完全是一个基督徒的死，死得崇高，伟大。”初读这段文字，学生肯定会为葛朗台太太的“精神境界”深深感动。

      事实上，人性中的善良和某些情况下的忍让与超脱确实是值得赞美并有必要的。但巴尔扎克却试图借助于葛朗台太太形象的塑造来调和现实中的矛盾。小说中的葛朗台太太被塑造成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相信，只有忍受现世的苦难，死后灵魂才能上天堂。作者的这种美化尽管反映了他主观上良好的一面，但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积累时期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社会现实是矛盾的。葛朗台太太在断气以前对女儿说：“幸福只有在天上，你将来会知道。”将希望寄托在“天国”，这只能说明在强大的金钱占有欲面前，葛朗台太太既是无奈的，又是懦弱无能的。

      更何况，如果真有所谓的“上天”存在，那上天中依然没有葛朗台太太及欧也妮小姐的“幸福”。因为，小说中描写的葛朗台也是信奉基督教的，他在临死时不是说了一句骇人听闻的话么？--“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瞧瞧，就是在天国里，老头子还是要掌管经济大权的！可以想像，若此时的葛朗台太太还活着，她听了这句话后，保证不会再说幸福在天国了。“羔羊”一般的葛朗台太太和欧也妮小姐即使在天国里也依然不是那守财奴的对手。

      人类自诞生以来几乎就是和宗教“结伴而行”的，所不同的是，愈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地区，人们的宗教意识愈浓厚，所受的宗教影响也愈大。可以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深受强大宗教思想迫害的典型。

      两个丈夫都死了，阿毛也被狼叼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祥林嫂还是来到了鲁镇。来鲁镇干什么？讨生活，求生存。然而，祥林嫂还是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当然，她的死亡一方面缘于封建礼教的迫害，一方面与宗教的狠命一击也分不开。“……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在原始宗教和中国的佛教思想里，地狱被描绘得阴森可怖，祥林嫂自然不愿死后被“锯开”，于是在柳妈的指点下，她虔诚地去捐了门槛，并且似乎还较有信心地面对未来，但“四婶慌忙大声”的一句“你放着罢，祥林嫂！”便彻底地击毁了她生存的希望。所以，在头一天见到“我”时问完了“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和“那么，也就有地狱了？”这两个问题后，祥林嫂就非常“识时务”地死了，死于鲁镇“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另一种宗教仪式--“祝福”的夜晚。

      祥林嫂的死主要是封建礼教吃人的结果，虽然她曾试图通过宗教来拯救自己，以免遭受被“锯开”的痛苦；也希图通过宗教来慰藉自己，希望死后自己的“魂灵”能与阿毛对接。但当发现宗教不可能拯救她的时候，尽管她还带着恐怖，但也毅然决然地准备去死了！一边想借助于宗教的力量，一边开始对宗教力量产生了怀疑，甚至到了不怕“以死去撞地狱的门”的程度，这样的一种“觉醒”（抑或就是“反抗”？）着实是祥林嫂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一点“亮色”！当我们向学生剖析祥林嫂这一人物形象时，当我们结合这一人物形象对学生进行人文性教育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向学生展示这一“亮色”。因为这一“亮色”告诉我们：受迫害最深的人最令人同情，但并不一定给人以彻底的失望；“弱势群体”最应得到关注和援助，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晴天”里也会酝酿出一声霹雳！

      如果说祥林嫂对宗教迷信已有了一些疑惑的话，那么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则清醒地认识到了天地鬼神的不可靠。在宗教的影响和迫害面前，较之葛朗台太太的“绝对忍耐”，祥林嫂的“初步觉醒”，窦娥则体现了“强烈反抗”的精神。

      在戏曲《窦娥冤》第三折“滚绣球”中，窦娥通过她那高亢激越的唱词，将对鬼神强烈不满和对天地严厉谴责的情感表现得痛快淋漓！“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朗朗乾坤，竟然由“鬼神”掌握着人的生死大权！不论这里的“鬼神”指的是迷信者心目中的鬼怪和神灵，还是不自觉地隐喻为统治阶级的贪官和酷吏，它都已成为善良的劳动妇女窦娥诅咒的对象。“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地不分好歹，天错勘贤愚，这既可能是饱受冤屈的窦娥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的较为清醒的认识，更可能是善良而不乏蒙昧的窦娥对“公道”和“正义”化身的天地的控诉！要知道，中国的劳动妇女长期深受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的毒害，在强大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面前，不仅早已屈服，而且还往往将自己微弱的生命寄托在超自然的实体即神灵和天地的身上。而窦娥能直言无忌地指斥天地鬼神，足见她对现世生活的绝望，也足以看出她对那本是“寄托”和“希望”的超自然力量的愤恨和轻蔑！窦娥形象的意义，就在于她那种直冲霄汉、直入地府的反抗精神。中国的女性，在迫害面前的基本表现历来都是“逆来顺受”，窦娥却是一面反抗的“旗帜”！

      当然，在第三折戏的结尾，窦娥临刑前立下了“感天动地”的“三桩誓愿”，这一方面反映了窦娥“委实的冤情不浅”，另一方面，毋庸讳言，也显现了窦娥性格上的矛盾：对天地予以无情指斥的同时，又寄希望于天地完成她复仇的愿望。不过“瑕不掩玉”，认识上的矛盾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窦娥身上“反抗”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