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 2002年6月3日

舒展

　　1948年，钱钟书先生的诗艺鉴赏论著《谈艺录》在上海问世，立即引起文艺、学术界的瞩目，次年（1949年）又再版印行。六十年代中期，几家出版社相继怂恿钱先生重印此书，终因“藏拙为幸”遭到逊谢。粉碎“四人帮”后，钱先生的宏篇巨著《管锥编》问世，海内外学人无不为之折服。读者又想到了被海外盗版印行、而在大陆绝版三十多年的《谈艺录》，要求重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钱先生再也不能推辞了。于是以原书为上编，逐处订益，补为下编，篇幅增加了一倍。1985年夏天，终于以精装的《谈艺录》（补订本）与读者见面了。笔者当时曾目睹在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一些渴求此书，以能否买得为幸事或憾事的动人情景。现在，此书不论京沪或港澳，早已告罄。有人慨叹严肃文学学术论著发行的不景气，恐怕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吧（2001年初，三联版《钱钟书集》中《谈艺录》，已由陆文虎先生将新补订部分与早期原著部分重新组合，分为上下卷；一来实现了钱先生的遗愿，二来大大方便了读者阅览——笔者2002年4月4日按）。

　　198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黄克介绍《谈艺录》的文章《龙的飞舞》。文中引用了清华大学学生“三杰”的传说。钱钟书、万家宝（即曹禺）和颜毓蘅三位才人，被人们戏称雅谑为“龙、虎、狗”。黄克五十年代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听老师讲过这段轶事，故有“狗尚如此，何况龙虎！”的仰慕之情。现在他读罢钱著，果然有神龙飞舞略现鳞爪的赞叹。

　　没想到，钱先生见了此文后，当即示我一函曰：“有关我的那一篇（指《龙的飞舞》），使我面红耳赤；尽管我知道作者一片热心，但吹捧气氛笼罩该版，我终觉惭惶。‘龙、虎、狗’一节，也是现代神话；颜君的英语很好，万君（指曹禺）别擅才华，当时尚未露头角呢。此事无须考订确凿，告你供一笑！”

　　钱先生对出国讲学和海内外新闻记者的采访，一概婉言谢绝，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冷摊子”。正如率领研究生钻研钱先生著作的厦门大学教授、钱公的挚友郑朝宗先生所说，“钱先生属于最聪明的人，却又是偏要下最笨的工夫做学问的学者”。钱先生最近赐笔者一诗，其中颈联尤为警策：“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钱先生是我国最甘寂寞的大学者之一。所以我们这些中青年后生皆有默契，对钱先生最有效的爱护就是：不去打扰。

　　其实，中国历来有两种龙，一种是比喻诸葛亮（哥儿仨“龙、虎、狗”）那种人中之龙，象征哲人智者；另一种是龙子龙孙吓唬人民之龙。正如吴宓教授早年称赞清华园师生中的佼佼者所誉：“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的当推陈寅恪，年轻的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这正是：有麝自然香，何须春风忙；大智如海默，小溪爱喧嚷。

　　上文发表于1986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钱先生所忧虑的“现代神话”、“吹捧气氛”，不幸为以后十几年的事实证明了，的确是对他的一种无谓的没完没了的干扰。

　　计然（老子的弟子）有云：“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文子·符言》）。唐代刘禹锡在《萋兮吟》中也说：“名高毁所集，言巧智难防”。宋代王安石在《读江南录》中说得更为明白：“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不是对手）。随着赞誉而来的毁谤，几乎是如影随形，成了某些人快速成名的捷径。特别是《围城》成为畅销书和常销书，钱先生去世后出版的《钱钟书集》，引起了某些人以批评为名，进行了很不正派的无端的挑剔和毁谤（钱先生对一切善意的指谬，从来抱欢迎态度）；有的今日之恶毒毁谤者，正是昨天疯狂的吹捧者。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妒火中烧。其结果却适得其反，使钱先生受到更多读者的尊崇。如果说那些不适当的吹捧（也就是钱先生所厌恶的“现代神话”），是给钱先生添乱———帮了倒忙的话，那么，某些因嫉妒而毁谤钱先生的人，却给钱公帮了正忙。任何时代，小人是不会绝种的。他们可以起到反面镜子的作用，这个镜子里被歪曲的形象，恰恰是小人们自己心术不正、难以掩饰的写照。“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钱先生顶住了各种巨大荣誉和某些恶毒毁谤的双重压力，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人品楷模。17世纪英国剧作家琼森在历史悲剧《卡塔林的阴谋》中说：“巨大的荣誉是巨大的负担，而其享有者若同时又受到嫉妒的话，那他便是背负着双重的重压”。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部分摘录钱先生在1992年初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表明了钱钟书是怎样对待制造“钱钟书的现代神话”的态度的。《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2月17日转载了《人物》杂志1992年第1期《吴组缃畅谈钱钟书》（见图一）的采访记。钱先生看了此文，当即给我函示。信中说：“今日收到寄来的《海外版》上的大文（笔者按：以下简称《畅谈》），熬不住逐处批注了几句”：

　　1、（此段从略）。2、《畅谈》第1段：1979年，一位海外学者向钱钟书问到吴组缃，钱先生说：“吴组缃是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始终觉得力不从心；自从《鸭嘴涝》（后改名《山洪》）出版后，便搁笔了”。钱先生对此批注道：全无其事。说也惭愧，我到今（天）没有读过吴先生的任何作品。那位“海外学者”的“记录”也是富于“创造性”的——这已成中外采访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3、《畅谈》中说：十年后，吴先生说：钱钟书与我同学，是个“书虫”。我常到他屋里去，他的笔记本一摞摞的。我进他屋，见他眼睛闭着，抽出一本，一看，“哎呀”打自己的头：记错了；摆进去，又抽出一本。钱先生对这一段又批注道：“全无其事。吴和我同年级（1933），但不同系（我是外文系，他是中文系）；他年岁比我长，在校时只相识，从无来往。我只知道他那时早发表小说。我作笔记是到英国后，大图书馆书不出借，才开始带笔记本上图书馆的”。

　　4、《畅谈》中说：喜欢与人聊天，不过一般人他看不上。那时，清华有个学生特别矮，叫徐元配（音）。钱先生最喜欢与他聊天，吃饭时也聊，没完没了。现在，钱先生与周振甫先生就是这样的关系。他同我就聊不起来。解放后，他几次问我：“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我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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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先生对这一段又批注道：当作“祁延沛”，好像是地下党员，牺牲掉的。我被派与他同宿舍，我同系的许振德君是他的同乡同学，我和许交情颇好（即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所说“想揍我一顿出气”的人；他在美国七十岁生日，我还有诗祝他：“少日同窗友，天涯一故人……），和祁不过是同房而已”。钱先生接着说：解放后，我到清华，吴先生屈尊枉过，顺便问我左思《娇女诗》里句子的意义（好像他正在教这首诗）。我和杨绛有来有往，还（回）访了吴先生夫妇，记得吴先生告诉我，他听到台湾广播有关《围城》的事。我所忆的过从，如此而已。以后公共场合，当然见面寒暄。至于马克思有几个女儿，嫁的是谁，我既无兴趣，也不知道。文革后，我才看见英国出版的马克思女儿传，一次和周扬同志谈起，他甚感兴趣。吴先生兴（与）周同志似颇有来往，也许“移花接木”了。

　　5、《畅谈》中说：“清华不分班、系，来往都很亲密。咖啡室开门，吴宓下午打过球洗过澡，就去喝咖啡。一次，曹禺对我说：钱钟书在那里喝茶，还不叫他给你开英文禁书看？（书库随便看，但书太多，摸不到门）我就叫钱钟书给我开三本。他一下开出四十多本，包括作者姓名，内容特点……”

　　钱先生对这段批注说：全无其事。曹禺和我同系同班，若要问，可直接问我。吴先生的英语程度，以我所知，不什（怎）么高，曹禺未必要先请教他。并且，我只看些文学史上提到而同学们以耳为目不去亲看的作家，以及一些哲学、心理学的书。西文“禁书”，清华所有也不会多；只盛传藏有哈里《我的生命与恋爱》一部；后来抗战时我在上海买到白俄盗印本。劳伦斯《却脱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我在法国看到，实到（在）读不下（去）。

　　6、《畅谈》第7段如是说：钱钟书在同学里很出名，读书博得很。赵万里给我们讲版本目录学，一次说：“不是吹牛，某书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有两个学生讲：“不是那回事，我们也见过，而且同他介绍的不一样。”这两个学生就是钱钟书与吴晗。1932年3月26日的《清华周刊》有钱先生的《辰伯（吴晗）以诗见赠，大佳，调以28字》诗：“精研博综一身兼，每读高文竟不厌；余事为诗亦妙绝，多才多艺太伤廉”。吴先生说：“钱钟书表示，那个版本他见过多次，同赵万里讲的不一样。赵万里本来计划讲十个题目，落下笑话后，留下七八个题目请钱钟书和吴晗讲”。

　　钱先生对这段批注说：我除本系的功课外，绝不选修旁系的科目。赵万里和我是解放后在南京认识的。我没有作过中文系目录学班上的学生。我看书从不讲求版本，于版本既无所知，亦无兴趣，那（哪）里会那样充“内行”呢？！吴晗是燕京转学到清华历史系的，我已在三年级，从没和他同上过任何课程。也许他是“目录学”班上的学生。吴晗来清华后，和我谈得来，忽然送我二首绝句，我应酬了一首。他拿去在《清华周刊》（笔者按：与吴晗唱和诗，刊于1932年3月26日《清华周刊》第37卷第5期）发表了。前几年《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重刊了（并把我的各课成绩单找到刊出）。

　　7、《畅谈》第7段（钱先生误写为8字）说：吴先生还说：“1933年毕业后，伦敦大学请求钱先生讲英国文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英国讲英国文学，一般人岂非班门弄斧”？钱先生对第7段批注说：“英国大学里到现在还没有让中国人或英籍华人充当中国文学教授；而六十年前要一个学未毕业（是1932，不是1933）的中国青年人去教授英国文学！稍有常识的人读了会笑掉牙齿！”

　　钱先生这封信，并没有什么秘闻轶事可供炒作的。在写这封信的10年之后，钱先生作古已有4年矣！这时候发表它，是因为我有责任转达钱先生对一些制造出有关他的“神话传说”表现出的避之惟恐不及的诚实态度。一般人对不实的批评，会立即进行反批评；而对不实的美誉则往往以沉默对之。可是钱钟书对这些“神话”，即令出自名流、同窗、友人之口，完全出于好意，而对他们的虚美之词，一概婉谢并加以辩证之。

　　钱公此函，虽然藏于我处；但其著作权、发表权则应属于钱先生。我想趁杨绛先生健在之时，征得她的同意，公之于众，也算了却一桩代为“立此存照”的心愿。

　　组湘先生同钱先生一样，都是我敬仰的前辈。吴先生的女公子吴鸠生还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吾生也晚，关于老一代言谈、信函中的事实疏证，是非曲直（笔者按：压根没有什么大是大非问题），我只配不置一词。最好的办法是留待清华的校史专家去考证，留待历史去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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