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近在国文月刊（三期）谈习作，叫青年们从周

      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其中说到周作人的人生态度，“似

      因年龄堆积，体力衰弱，很自然转而成为消沉，易与隐逸相近，

      精神方面的衰老，对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又引了我的意

      见，说周作人是“由孔融到陶潜”。我说周作人从孔融走向陶

      潜的路，那是六年前，当周某发表五十自寿诗时说的；可惜沈

      先生不曾看见我前年写给周某的信，我希望他不要从陶潜转到

      蔡邕的路上去，可是他毕竟走上蔡邕的路，我们做朋友的，又

      有什么话说呢！

      切切实实的说，我是反对所谓“隐逸”的人生态度的；一

      个知识分子，当民族国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搏斗时，应当奉献自

      己的一切，听政府作有效的使用；在最紧急时，准备征集令下，

      也当投笔掮枪去。所谓“隐逸”，只是知识分子的巧妙遁词；

      说得老实一点，便是“临阵脱逃”，隐逸之士便是“逃兵”。

      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托词“消极”“隐逸”来躲避对社会国

      家所应负的责任：青年知识分子，借学校来逃避兵役，这都是

      最可耻的行为。

      不过这些话，向已经出卖了灵魂的汉奸文士来说，原是多

      余的，我现在只想和沈先生谈谈从陶潜走到蔡邕路上的必然性。

      我们喜欢陶潜之为人，多少由于爱好他的诗篇而来，其实他的

      处世态度，并不足为法的；我们是生活在社会网之中，社会问

      题便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怎能不管不问呢？挂冠而去，不

      为五斗米折腰，都是读书人使性子的办法，有什么可取？社会

      上有一二个陶潜，或者有人觉得有趣，或者可以出卖清高；若

      有了十万个陶潜，那就不知要糟到什么程度，乱到什么程度。

      焦循说得好：“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用周公孔子

      之学而不仕，乃可以隐称；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必不隐。许

      由、巢父、沮溺之流，自负其孤孑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国，

      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咏风月则有余，立异矫世，苦

      节独行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是故耕而食，凿

      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guan），贻笑天下，宜于朝则朝，

      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

      悖也。”他这话，不仅骂尽了如袁中郎一流的假隐士，也骂尽

      了陶潜一流的真隐士；吟咏风月则有余，操天下之柄则不足，

      即是陶潜一流人的最好考语。

      假使淝水之战，晋军败绩，东南半壁，毕竟不保，陶潜一

      流人，是否依然隐逸下去，不做异族的臣仆呢？我实在不敢替

      他们写保单。你看南宋末年，固多忠烈之士，但山中夷齐，后

      来食元代之禄的如许衡、赵复，不在少数；满清入关，下首阳

      的夷齐且不去说他，即如顾亭林那样的大志士，也不能禁他自

      己的外甥徐乾学做满清的开国元勋。民族国家观念如此薄弱，

      儒家的社会道德上，原有最根本的弱点保留着。所以周作人做

      汉奸，陶潜变成了蔡邕，并非意识上的实变，周作人之心安理

      得，也正如蔡邕之心安理得，全不觉得难为情的。

      爱惜周作人的，都希望周作人爱惜他自己的羽毛；他自己

      已经出卖了灵魂，爱惜他的人，还希望大家原其心迹，不要太

      严苛地责备他，有的还用种种话替他维护，沈先生说他老了，

      不免具浮沉自如之感了，即是一种维护。我们应该原其心迹，

      替他维护吗？不能，万万不能。王夫之论蔡邕的出处，有一段

      话，我以为不妨提出来读一读，他说：

      史记董卓之辟蔡邕，邕称疾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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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邕惧而应命。此殆惜邕之才，为之辞以文其过，非果然也。卓

      之始执国柄，亟于名，而借贤者以动天下，盖汲汲焉。……

      力任桓灵宦竖之政，窃誉以动天下。蔡邕首被征，岂其礼辞

      不就而遽欲族之哉？故以知卓之未必有言也。且使卓而言此

      矣，亦其粗犷不择，一时突发之词，而亦何足惧哉，申屠蟠

      不至，袁绍横刀揖出，卢植力阻宏农之废，郑泰阻用兵之

      议，而皆全身以退矣。邕以疾辞，未至如数子之决裂，而何

      为其族矣？邕之始为议郎也，程璜之毒，阳球之酷，可以指

      顾杀人，而邕不俱，累及叔质，几同骈首以死而不惧，何其

      壮也。至是而馁矣，亡命江海者十二年，……宦官之怨愤

      积，而快志于一朝，髡钳之危辱深，而图安于晚岁，非俱祸

      也。诚以卓能矫宦官之恶，而庶几于知已也，于是而其气馁

      矣，以身殉卓，贻玷千古，气一馁而即于死亡，后谁与恤其

      当年之壮气哉！

      这番话，也可以用来作周作人的评议。无论谁替周作人作

      怎样维护的话头，终不能说出周作人必不能离开北平那圈子的

      理由，更无人说出他非出卖灵魂不可的理由。说来说去。还是

      “己私末忘，而宠辱之情，移于衰老也”！周作人也竟做了汉

      奸，知识分子的操守，真不容易说了呢！

      有人说，现在知识分子事仇作伥，不独周作人一人，你何

      独苛于周作人而必严加责备？说来还是顾亭林那句老话：人人

      可出，而他不必可出。周作人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导师，

      文化界的白眉，连敌方的文化人都以为他将清高介守，不肯出

      山的，而今竟出山（应该说出苦茶室）事敌，我们怎可以不加

      严历批评呢！

      我郑重地说，周作人是“蔡邕”，不是“陶潜”；国法具

      在，应当付之典刑！

      1940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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